一、丰富的劳动力
1.观察中国劳动力的三个视点。以下从中国整体、农村、城市三个视点出发，考察中国丰富的劳动力的现状。
第一，劳动力整体规模巨大。中国人口在2000年末为12.6583亿人。除了市场规模巨大这一点之外，这样多的人口数量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劳动力规模这一点上具有很大的魅力。但计划生育政策（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普及的结果是人口增加率本身并不高。自1987年以来，人口自然增加率持续下降，1999年达到0.9%。
即便如此，由于总人口数这个分母很大，人口绝对增加量依然很大，1999～2000年增加了674万人口。一年内新增人口数量相当于香港地区全部人口总数。
此外，考察劳动力中实际就业人口（就业人口），2000年为7.115亿人，比1999年增加了564万人，增幅为0.8%，占人口总数的56.2%。毋庸赘言，超过7亿的就业人口自然是世界最大。而且，1979～2000年，就业人数年均增加140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6%。
第二，农村就业人口占绝对多数。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为8.739亿人，占总人口数的63.8%，其中就业人数为4.9876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七成。
从就业人口的产业构成来看，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逐渐减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率逐渐提高。即便如此，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率仍然高达50%。从就业人口的数量来看，中国对第一产业的依存度极高，就业结构属于发展中国家类型。
然而，农村实际就业人口不仅包括在农业就业的人口，除了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以外，其余的二成农村就业人口就业于位于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等。另外，在论及农村劳动力时，重要的是下面将要涉及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的现象。尽管农村劳动力没有被作为城市劳动力在数字上得到体现，但以外出打工的形式构成城市劳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方面承担着重要功能。
第三，易于为农村庞大的劳动力规模所掩盖，事实上中国城市劳动力规模也很大。城市就业人口比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三成，但绝对数量却达到2.1274亿人。仅城市就业人口规模就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1978年为23.7%，2000年则上升为30%左右。就业人数也由1978年的9514万人上升为2000年的2亿1274万人。与此相应，农村就业人口比重则由1978年的八成左右下降为2000年的七成左右。
2.左右劳动力需求的特殊因素。预计中国劳动力规模今后仍会稳定扩张。
各国对生产年龄人口*的定义各不相同，中国将生产年龄人口称为“劳动年龄人口”，与退休年龄相对应（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规定男性为16～59岁，女性为16～54岁。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期间，推算新增生产年龄人口劳动力为4356万人。预计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生产年龄人口将年均增加1139万人。
关于中国劳动力供给，有必要考虑以下列举的两个特殊因素：一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缓慢向城市的流入；另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等带来的城市失业者的激增。
中国农村人口为8.0739亿人，占总人口的63.8%。但由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取代农业的各种产业尚不发达，再加上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严格限制，中国农村处于慢性劳动力供给过剩状态。
中国国务院农业部公布的信息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4.7亿人中有1.6亿人为剩余劳动力。如果将过剩劳动力视为事实上的失业者，失业率将达到34%。因为农业部门难以吸收就业，所以位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被赋予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使命。但乡镇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到2005年达到年均200万人，5年吸收1000万人左右，难以充分消化剩余劳动力。
预计今后20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1.2亿～1.8亿人的规模上浮动。政府推行发展小型城市（小城镇）以及工业化，吸收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针政策，但现在无法断定能否实现吸收就业的计划目标。
农村吸收就业能力弱，而且即便找到工作，工资水平也很低，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作为外出打工者流入沿海地区及内陆的大中城市。中国国务院劳动社会保障部的资料表明，2001～2005年，每年将有4000万～50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但实际上从农村进入城市外出打工的劳动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一直严格限制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但在1979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僵化状态的人口、物资、财富逐渐流动起来。
在人口移动方面，因为1978年之前户籍变更受到严格限制，除了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政府有目的的人口迁移政策外，劳动者的流动几乎不可能。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劳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首先，农村地区被称为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集体生产体制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束缚劳动力流动的桎梏松懈下来，离开故乡到他乡打工成为可能。此外，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农民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这样的转移，最初局限于同一个农村区域内，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向其他区域的转移逐渐增多，1989年春节后出现大规模外出打工高峰。这就是所谓的盲流现象的滥觞，来自附近地区的外出打工劳动者大量涌入深圳、珠海等广东省的经济特区以及上海、北京、天津、成都、西安等大都市。
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1985～1990年期间，跨县、市正式流动的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3%左右。以同一时期年平均人口为基础计算，其人数约为3300万人。人口普查的时点，人口流动的主流是省内流动，约占七成，远距离流动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更多的打工者从农村涌向大都市。
尽管来自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劳动者，但他们接受任何工作，包括城市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劳动者所不愿承担的所谓3K工种。外来打工者成为搬运、纺织服装、饮食、宾馆、垃圾收集、医院看护等领域有关工种的主要支撑力量。
20世纪90年代中期，流动者的人数达到5000万～6000万人。此前以地区内、附近区域、省内流动为中心，但现在跨地区、跨省流动兴盛起来。如今全国来自农村地区的外来打工者被推定为8000万人左右。其中，跨省、自治区就业的流动者人数过半，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流向沿海地区。
由于治安恶化以及城市地区失业率上升等问题的影响，也曾经出现过阻止来自农村地区劳动力涌入的动向。但这些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是那些地处沿海的企业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如今也是它们维持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可以预测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流入今后仍将进一步扩大。
除了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入外，城市失业人数增长也对城市劳动供需产生了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地区出现失业者人数激增的趋势。伴随产业结构调整，纺织、煤炭等衰退产业重组而来的雇用调整；伴随国有企业改革而来的人员调整；政府机构改革带来的公务员人数的削减，都构成了失业者激增的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末中国城市登记失业率与1999年末相同，为3.1%。1999年末城市登记失业者的构成中，下岗职工占31.6%，解雇或合同期满的占12.9%，由破产造成的失业占6.9%，刚毕业未找到工作的占5.6%。加入 WTO后，为提高落后的国内产业竞争力，三大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必不可少。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缺少竞争力的企业的兼并破产也随之展开，失业者增加不可避免。中国国务院劳动社会保障部的资料表明，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城市失业率将达到5%左右。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实际失业人数要远远高于公开发表的数据。中国统计当局的统计对象只局限于城市正规劳动者中的失业者，而且失业者被界定为进行失业登记、领取失业救济的同时，自己努力寻找新工作者。实际上，除了这样的城市登记失业者之外，还存在大量的下岗职工（临时解雇的劳动者、临时回家待岗休息者），企业内潜在的失业者等，广义的失业率相当高。特别是，据称多数国有企业一般而言冗员高达20%。
1997年，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正式启动，迄今为止在企业内部存在的未被视为失业的许多潜在失业者不得不被迫“下岗"。
根据中国国务院劳动社会保障部资料，2000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657万人，同年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为35%，低于1998年的50%、1999年的42%，下岗职工再就业更为困难。失业者的再就业也极为困难。许多失业者、下岗者为中老年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没有获得足够的教育就参加了工作，参加工作后也没能学到足够的技能，再就业困难。这样的例子很多。
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外来打工者，也是再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城市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深化，行政当局确定劳动政策方向也变得困难起来。
二、中国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教育制度对于提高中国劳动力素质起着重要作用。以下将论述孕育了高品质劳动力的中国教育制度的作用。
第一，初级、中等教育普及率提高。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分为由幼儿园、小学组成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中等教育，以及和日本一样由大学等组成的高等教育这三个层次。义务教育指的是从小学到初级中学的9年教育。2000年中国小学入学率（学龄儿童就学率）为99.1%，小学毕业生的初级中学（初中）升学率为94.9%。
初级、中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中国劳动力水平的底线。然而从最终学历来看，1999年全部就业者中有40.6%为小学毕业，29.0%为初中毕业，合计为69.6%。从整体而言，小学毕业比重仍然较高。但劳动者的年龄越年轻，完成全部义务教育的比重越高。此外，后期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的高级中学）、高等教育的升学率也在不断提高。
义务教育层次上的普及化发生在最近几年。1960年中国学龄儿童就学率不超过50%，而1990年初中升学率只有74.6%。
中国政府在初级、中等教育普及中起着主导作用。首先，1985年6月，撤销一直负责管辖学校教育事宜的政府部门教育部，成立了高于一般政府部门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此前分散于多个部门的相关教育的政策、活动，藉此获得整合。教育制度改革及一元化管理成为可能。其次，1996年7月实施义务教育法，将现行的9年义务教育法制化。此外，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费用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3.2%上升到1982年以后的20%以上。
第二，综合大学等高等教育及后期中等教育毕业人数数量很大。2000年研究生毕业人数为5.9万人，综合大学等高等教育毕业人数95万人，后期中等教育中普通高中毕业人数为301万人。此外，作为毕业后备军的在校生人数分别为：研究生30万人，综合大学556万人，普通高校1201万人。能够大量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体制是中国巨大的优势所在。
大学入学人数急剧增长，由1995年的92.6万人，增长到1999年的159.7万人，2000年则达到220.6万人。从就业者的最终学历来看，大学毕业（包括大专毕业）为3.2%，高中毕业（包括高等专业学校毕业）为15.7%。仅从比重上看，容易产生劳动者教育水平不高的印象。但因为中国就业人数这一分母很大，即使比重低，从绝对数来看，仍有很多劳动者接受了高等教育。
下面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构成。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作为综合大学的大学；作为单科大学的专门学院；相当于日本短大、专门专修学校的专科学校等。这些院校中多数设有相当于日本大学院的研究部、专修科。大学、专门学院的学制为4～6年，专科学校学制为2～3年。
2000年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为1041所，在校生人数为556万人。其中，几乎每个省份都只设置一所综合性大学，全国只有78所综合性大学。而专门学院、专科学校全国则有967所。大学分为同时学习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本科以及在短期内只学习专业课程的专科。最近，报考专科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2000年 220.6072 万 名 大 学 新 生 中，本 科 生 为 116.0191 万 人（52.6%），专科生为104.5881万人（47.4%）。而1999年专科新生的比率为39.5%。
与欧美和日本的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的特征是专门性强。学生选择与专业直接相关的课程，而像日本一般教育课程的学习计划较少。例如，如果是计算机专业，4年间就研修以计算机和数学为主的课程；如果是英语专业，4年间就只研修英语课程。不过近年来，以一流大学为中心，在有志于在有名的外企就职的学生中，专业课程以外再学习一种有用专业的例子在不断增加。比如说，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学习英语，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金融等。
第三，理工科的新毕业生很多。2000年95万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工科毕业的有35.4万人，占总数的37.3%，理科毕业的有9.8万人，占总数的10.3%，两者合计约为45万人，占总数的47.6%。而日本理工科毕业生一年约为16万人。
除理工科毕业生外，经济学、文学、医学等专业的毕业生较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一度出现理工科专业人气降温，外语、金融、经营等人文社科专业人气升温的现象，但近年来理工科人气再度升温。这样高的理工科毕业生比率以及一年45万人这样多的绝对供给量，成为中国的优势之所在。
第四，留学海外的留学生很多。2000年中国海外新留学生达到3.9万人。此外，根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发表的《国际教育年度报告书》，从2000年秋季学期到2001年春季学期期间，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登记在册的留学生人数按国别分，中国留学生最多，达到近6万人。而据推测，滞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技术人员人数约为40万。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进而将来留学海外的事例增加。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具有绝对高的人气。
以前，许多留学生毕业后仍滞留美国，最近学成回国就职的逐渐增多。留学生在外企就职的机会增多。2000年海外归国留学生人数为9121人，比上年增加18%。
跨国公司对中国的R&；；amp；D投资激增构成归国者增加的一个背景。在中国设立R&；；amp；D中心的主要企业包括：微软、IBM、摩托罗拉、GE、AT&；；amp；T、西门子、埃里克森、诺基亚、杜邦、P&；；amp；G、松下、萨姆森等，其数量已经超过100家。
在中国设置R&；；amp；D中心的理由包括中国市场巨大，以及由于文化、语言、文字等差异大，必须进行技术性适应。此外，研究开发环境方面，特别是软环境方面，海外留学归国技术人员多、工资相对较低等，也是在中国设立R&；；amp；D据点的优势。另外，还不应忽视政府通过政策积极引导中国的研究开发机构与跨国公司的合作。
在欧美留学后一度滞留海外的优秀的中国研究人员回国兴办风险企业的现象日益增多。中国政府出于支持归国人员创办风险企业的目的，在北京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内设置了名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企业孵化器。孵化器为留学生提供创业资金；实施减免3年营业税、所得税的税收优惠；给予北京市户口等特殊待遇。上海也设置了同样的创业园。
中国政府吸引留学归国人员的政策产生了效果：海外留学生U形回归现象持续出现。1997年以来每年有7000人以上归国，归国人员合计已经达到11万人。
三、劳动成本低廉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者工资被抑制在低水平上。但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呈现上升趋势。1995～1997年实际工资上升幅度减缓，但其后1998年比上年增长7.2%，1999年同比增长13.1%，工资大幅上涨。2000年呈负增长。
从不同的企业形态来看，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其他类型企业工资最高。不过，1997年之前，其他类型企业工资接近国有企业工资的1.5倍，接近城镇集体企业的2倍，2000年则分别减至1.1倍和1.7倍，差距缩小。2000年职工、劳动者每人年均工资，国有企业为9371元，城镇集体企业为6262元，其他类型企业为10984元，实际工资都呈负增长。2000年名义工资比上年增长0.6%，增幅迟缓。
从公开的工资统计数据来看，容易产生中国工资水平上涨很快的印象。但因为中国原来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其他东亚国家，即使20世纪90年代工资以相当高的幅度上升，相对而言，仍然停留在低水平上。
此外，这样的工资统计对象是所谓的“正式员工”，没有反映出在底层支撑着中国低廉而优质的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劳动者阶层的实际状态。在下述机制抑制工资上涨的同时，一般劳动者阶层使得雇佣青年劳动力成为可能。因为是临时工，所以也可以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动进行雇佣调整。
雇佣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家电组装加工工厂以及服装工厂，流水线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从周围农村地区或内陆地区外出打工的女性。她们构成了中国低廉而优质的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作为临时工被雇佣，包括加班费、各种津贴，月薪为600～1000元左右。而且因为不需要花费其他福利费用，栜所以可以将工资水平维持在极低的水准上。
城市地区的区、县与农村地区的村庄签订合同，保证在必要的时期获得必要数量的优秀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大企业拥有这样协议的很多。除此之外，城市地区有许多寻找工作的外出打工者，补充员工非常容易。
在外出打工的劳动者中，18～20岁左右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女性占绝对多数。她们通常住在工厂宿舍，吃住在工厂，全日制地工作。她们中间勤奋、忍耐力强、灵巧、富有上进心的优秀劳动者很多。由于农村地区及内陆地区劳动机会少，劳动条件好的工作更少，这些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就业愿望很强烈。工资收入几乎全部寄回留在故乡的父母手中。为此不惜长时间地拼命工作。工作2～5年，挣足了在物价便宜的农村地区安度余生的足够资金后，就会为了结婚而辞去工作，回到故乡。栞大部分劳动者都数年一周期地轮番交替，平均年龄也始终保持在25岁以下。
中国特有的户籍体制是造成外出打工者定期交替的背景。在中国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严格分开，通常农村户口的人不能移居城市。外出打工者难以获得城市的永久居住权，只能获取打工所在城市的暂居证，在限定期间内从事工作。
四、人力资源是否存在弱点
丰富、优质、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支撑着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中国人力资源也存在一些弱点。
第一，管理、经营人才不足。与低廉、优质的一般劳动者相比，以外资企业为中心，许多企业为管理职位人才的录用和培养所苦。以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为对象的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许多企业录用当地职员存在的问题集中于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不足、精通经营技能的人才不足、高水平外语人才不足等方面。
此外，由于外资企业间吸引优秀人才的竞争激化，与一般劳动者相比，管理队伍的稳定性更成问题。JETRO以北京、大连的日资企业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对现有管理层的评价不容乐观，其中填写问卷的企业中有48%选择了“不满意" 的答案。对一般工作人员，同一调查的结果表明，选择了“非常满意"、“满意" 答案的企业界近九成，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
虽说中国人才丰富，但适合于管理职位、有经营能力的人才不足，能够说外语的人才有限。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充分的时间和实践经验。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无法马上适应管理职位。正因如此，外资企业之间争夺具有优秀经营能力的管理人才的竞争才会如此激烈。
第二，技能工特别是熟练工不足。在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附加价值相对较低的产品方面，中国一般劳动者层次上具有极大优势。但对于需要熟练度的复杂的机械加工等工作岗位，就需要接受过专门教育、具有一定经验的高度熟练的劳动力。
但这样的熟练工的培养，除了素质之外，还需要严密的培养计划及现场丰富的经验，中国这方面人才不足。根据北京市劳动局的调查，技术工人中具有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资格的占15.7%。主要先进工业国这类高层次技术工的比率平均在35%左右，中国的现状与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造成中国熟练工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企业外部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制定的中心课程，仅停留在基础训练方面，而企业内部有效培养技术工人的体制尚未完备等。
居于职业学校制度中心位置的技工学校主要以初中、高中毕业生为对象，进行从初级到中级层次的技术训练。这些训练以成为技术工人的实践教育为主体，具有强烈的技术工培养入门教育色彩。多以地方劳动当局所辖劳动服务公司作为运营主体的职业训练中心，原本承担的任务是培训调换工种的劳动者以及面向在职劳动者开展技能测定训练，最近虽然加强了对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急剧增加的冗员以及因合同期满失业的劳动者进行再就业的培训，但其中心工作仍以基础技术训练而不是复杂的技术培训为主。
如上所述，培养并提高管理人员及熟练工人的水平成为中国人力资源存在的最大问题。与一般劳动者及基础研究者相比，管理人才及熟练工人的培育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