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建，刘邦以为“马上”得天下，不注重治国方略。《史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列传》）②（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陆贾一语击中刘邦轻视国家政治管理策略的弱点，让他认识到“马上”“逆取”天下之后，必须注重“顺守”的问题。为了寻求国家长治久安之术，他让陆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列传》）②（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陆贾遂秉承刘邦的旨意，先后写了12篇奏议献与刘邦。刘邦极为称赏，将12篇汇集成书，名之曰《新语》。在该书中，陆贾论述了他在国家政治方面的管理思想。
一、仁义为本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仁义，仁义思想在政治上主要体现为德治和仁政。为了实现德治和仁政的目标，孟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在诸侯兼并战争频仍的战国时期，崇尚武力、讲求实效的思想在诸侯各国的竞争中居于主流地位，儒家仁义学说虽然在理论上讲得颇为诱人，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迂阔难行，不适合兼并战争的需要。而提倡富国强兵和“法”“术”“势”相结合，主张集权专制的法家思想在诸侯各国的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扫灭六国，统一全国后，严刑峻法，以吏为师，让法家独步政坛，还采用焚书坑儒的残酷手段打击儒家思想。刘邦建汉，轻士善骂，极为轻视儒学学说。当此之际，陆贾以《诗》、《书》为教，提倡儒学，将儒家思想定为政治管理中的主导思想，在治国定策时举起儒家的仁义旗帜，目的就是要使新生的汉朝政权长治久安。
儒家仁义思想为美化刘邦的专制政权起了极大作用。秦始皇严刑峻法，打压儒家学说，秦朝也迅速灭亡。汉朝建立之后，政治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儒家的仁义思想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汉初贾谊认为秦朝覆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过秦论》）。施行仁义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是先秦儒家常谈的一个话题。陆贾极为重视仁义在治国中的作用，其《新语》12篇大多论及仁义的重要性。《道基》篇云：“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③（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他认为从治国到修身都要以仁义为本，否则，“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道基》）。陆贾作为一个注重政策实际效果的思想家，其仁义思想不被先秦儒家所局限，而是联系实际，为传统儒家仁义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更适宜汉朝巩固及强化集权的需要。
首先，治国应轻刑尚德。秦朝严法酷政虐民极深，二世而亡。这个历史教训给青少年时期就在秦国暴政压迫下求得生存的陆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极其重视总结这方面的教训：“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无为》）（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7页。认为秦朝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其短命是因为刑罚过分严酷。陆贾不是反对刑罚，对犯上作乱者绳之以法和治之以罪，是有必要的。但他深知仅凭严刑峻法是不行的，任何刑罚都只伤及肉体而未能触及心灵。所以他反对用刑“太众”、“太极”，统治者更要“尚德”，臣民才可能顺从统治。《道基》篇云：“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③（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至德》篇又云：“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⑤（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3页。因此，要巩固汉朝的国家政权，“尚德”比“尚刑”更有效果。在秦朝暴政下生活过来的人民对秦统治者刑罚深峻极为怨恨，所以陆贾认为行仁政的首要任务是慎狱轻刑。《至德》篇还云：“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⑤（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3页。陆贾轻刑尚德的主张，也反映了汉初人民对德政仁治的向往。
其次，治国要任贤使能。统治者用人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兴亡，因为用何种人才关系到是否实行仁政。《辅政》篇云：“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涂，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于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②（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为此，他告诫刘邦：“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仆。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②（《辅政》）（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
鉴于秦朝用人不当，谗佞误国，所以陆贾提醒刘邦要善于辨识谗佞者的面目：“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辅政》）（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页。还要认识到他们极为严重的危害性：“谄佞之相扶，谗口之相誉，无高而不可上，无深而不可往者何？以党辈众多，而辞语谐合。夫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夫曲直之异形，白黑之殊色，乃天下之易见也，然而目缪心惑者，众邪误之。”（《辨惑》）（西汉）陆贾著：《新语》，第8页。陆贾认为只有辨惑杜谗，远离谗佞之臣，任贤使能，才有可能实行仁德之政。
任贤使能还要注重实效，不必太注重名望：“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术事》）管理者对人才要知人善任。因为“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砥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饰，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韫匵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术事》）。（西汉）陆贾著：《新语》，第4页。认为既要善于辨识人才，又要善于任用贤才，为施行仁政创造必要的条件。
最后，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修身正己。在秦汉时期专制极权的社会里，皇帝作为管理天下的人，其政治品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秦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致使秦朝政治刻削寡恩，残酷暴虐。因此，陆贾认为帝王管理国家要以身作则，先正自身。《论语·子路》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陆贾《新语》亦云：“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何况刑无罪于狱，而诛无辜于市乎？”③（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8页。认为帝王的言语举措不可离道失度，要调心修身，“背恶向善，不贪于财，不苟于利，分财取寡，服事取劳”（《慎徽》）。（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0页。要不贪财取利，任劳任怨。《明诫》还云：“昔汤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于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因此，“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明诫》）。③（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8页。认为一国之君要严于律己，言善言行善道，才能国运长盛不衰。
二、无为之治
陆贾以仁义为本的治国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有些不同。汉初政权并不稳固，不仅分封的诸侯仍然还拥有不可小觑的实力，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极端凋敝，民生亟待恢复。因此，如何使新建的汉朝政权不重蹈亡秦的覆辙，成为汉初首要的政治课题。这首先就要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巩固汉朝政权的社会基础。陆贾从先秦道家思想中找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指导思想。
汉初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先秦以来的几家主要学说都得到了自由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诸子复兴的思潮。“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太史公自序》）（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曹参为齐相时曾见过善治黄老之术的盖公，向他请教治道。盖公与言为政贵清静而民自安定的道理，曹参用黄老之术治齐，百姓安集。《汉书·外戚传》记载：“窦太后好黄老之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45页。黄老思想在西汉初期如此盛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刚刚立国的汉朝需要接受秦朝灭亡的教训。《新语·无为》云：“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7页。认为秦朝为政烦苛，严刑峻法，结果自取败亡。二是汉初社会生产凋敝，百废待兴。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7页。社会生产在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国家经济凋敝。因此，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就成为汉初统治者较好的选择。
陆贾将道家的“无为”思想运用到政治管理领域中，认为通过无为之治，就可以实现仁义之政。首先，“无为”可以以柔制刚。陆贾运用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论述了刚柔相克、以柔制刚的道理。《辅政》篇云：“故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速，迟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6页。秦朝以苛法极刑治国，陆贾认为过分“刚强”了，结果必然导致灭亡；汉朝要实现长治久安，在国家治理的策略上就要“持柔”、“迟重”、“温厚”、“柔懦”。其次，“无为”可以很好地调本养根。陆贾认为大乱之后要实现汉朝的社会稳定和政权的稳固，一方面要实行仁政，“怀仁仗义”。另一方面要“虚无寂寞，通动无量”（《道基》），（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无为而治。最终目的都是要发展生产，调本养根。《术事》篇云：“治末者调其本，端其影者正其形，养其根者则枝叶茂，志气调者即道冲。”（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认为只有生产发展了，国家政权才能够巩固。因此，《新语》建议刘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逐步实现百姓安居乐业。最后，“无为”可以在管理中宁静致远，把握好局面。陆贾认为管理者要“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西汉）陆贾著：《新语》，第2页。在决策过程中要敞开心胸，视野开阔，思维细致缜密，做到远近民众都来归附。还要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勿贪小利，那种“见一利而丧万机，求一福而致万祸”（《思务》）（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9页。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德》篇云：“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4页。认为管理者只有顺应自然，才能“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及“宁近附远，怀来万邦”。
道家的“无为”对陆贾的《新语》有重要影响。《无为》篇云：“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故无为者乃有为也。”（西汉）陆贾著：《新语》，第6页。颂扬虞舜、周公施行无为之治而天下大治。
黄老之术、“无为”之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西汉前期60余年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道家思想在汉代的重大成功。
三、兼容法治
《汉书·元帝纪》记载：“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页。这里所说的“霸道”，即以强力、刑法统治的思想和政策措施；“王道”与“霸道”相对，指儒家提出的以仁义治天下的思想和政策措施。上述汉宣帝教训太子刘奭要王霸相杂，即儒法兼用，是宣帝总结的汉王朝数代皇帝的治国方略而得出的基本结论。但陆贾却是汉代第一个提出这一方略的人。陆贾主张以德治国，其基本思想属于儒家。因为秦王朝严刑峻法，政治残暴，最终迅速亡国，所以陆贾对法家思想有所批判。但他批判而不完全否定，认为法家思想对治理国家可以提供其积极的一面。《新语》扬弃了法家思想中为政残暴的一面，批判汲取了法家的一些有益成分。
首先，治国要以兼采法家思想，执治平一。中国历代封建帝王虽然倡导儒家的仁义道德，但骨子里却都认为要用法制来维护其君主专制。陆贾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专制政治的思想家，并不否定法制的重要性，认为法制的作用如同“以圆制规，以矩立方”（《道基》）。（西汉）陆贾著：《新语》，第3页。他认为上古虞舜时的司法官皋陶“立狱制罪，悬赏设罚”，是为了“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道基》）。《道基》篇还云：“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西汉）陆贾著：《新语》，第2页。但如果民众畏惧法律却没有礼义，就要教育他们明上下父子君臣之义，这里的义包含了德的内容。陆贾还认为法制建立之后，管理者治国就要“尚宽舒以苞身，行身中和以统远”（《无为》）。如此德法为用，宽严相济，民众就“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罪，不赏而欢悦，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无为》）。（西汉）陆贾著：《新语》，第7页。陆贾如此有机地把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结合起来，目的仍然是巩固和强化汉王朝的专制统治。
刚从秦朝苛政严罚中走出来的人民，对国家法律的宽和平正有一种渴求，希望国家管理者们在制定和施行政策、法令时能够明确划一，贯彻始终。陆贾深知民众的渴求和希望，《新语》极为称赏管仲：“故管仲相桓公，诎节事君，专心一意，身无境外之交，心无欹斜之虑，正其国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诸侯，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失道者诛，秉义者显，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槩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怀虑》）（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5页。认为管仲能够辅佐齐桓公成为霸主，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槩以等万民”。因为秦法烦苛，朝令夕改，人民无所适从，其结果弄得狱满为患，刑徒遍地。陆贾认为，为了不让亡秦的暴政在汉代重演，必须“执一政”、“同一治”，保持国家法令及各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明一统”，使一统天下的大业更加长久。陆贾以法为辅的管理思想，实质汲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律令和政策应始终贯彻，才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
其次，治国不要泥古，合时者善。儒家与法家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孔子极为推崇周公、《周礼》，其理想是要恢复西周礼乐一统的政治局面。陆贾却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他明显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虽然他引古论今，颇为好古，论事称尧舜文武之功成，论政举桀纣暴秦之败业，但他绝不泥古，认为社会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术事》篇云：“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西汉）陆贾著：《新语》，第5页。这明显汲取了韩非子《五蠹》中的“世异则事变”、“事异则备变”的思想。
陆贾反对政治上的复古主义，坚持进化论的观点。《术事》云：“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西汉）陆贾著：《新语》，第4页。认为厚古薄今，被表象迷惑，最终就会作出不客观的判断。他还认为评述历史及古人都要从解决社会政治的实际问题出发，“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术事》）。历代政治思想家都喜欢引古，陆贾也如此。
最后，治国要因权乘势以建德立行。先秦法家极为重视权势，认为管理者只有掌握至高无上的大权和具备生杀予夺的威势，才能统理国家，控驭臣下。如果没有这种权势，即使是圣君贤哲也将一事无成。韩非《功名》篇云：“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清）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第155页。有智谋的君主必须牢牢掌控好权势，才能成就功业。陆贾援引孔子为无权伤叹：“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王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大化绝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无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不在其位者，则无以齐其政，不操其柄者，则无以制其刚。”（《慎微》）（西汉）陆贾著：《新语》，第10页。因此，陆贾认为要建德立业，行仁义之政，必须握有权势。
总之，陆贾作为汉初一位极有建设性的政治思想家，为刘邦管理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代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一，陆贾在理论上为汉初治国管理国家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刘邦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之后又影响萧何、曹参等汉初其他重要管理者。其二，陆贾的国家管理思想有机地融合了儒道法三家，取长补短，相辅为用，提供了一套适合封建专制统治的治国理论。尽管他的理论在体系论述上还不是很完整，但却被汉以后一些统治者接受。中国古代一些比较成功的政治家治国多以儒为表，倡导仁政，维护等级制度；以道为用，行无为之治，刚柔相济，宁静致远；又以法为里，实行法治，维护统治的威权。刘询、诸葛亮、司马炎、李世民、李治等都很有效地实践了这一套理论。一方面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为广大民众的生存带来了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