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日,徐悲鸿返回祖国,到达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师生们挑着“噼啪”作响的鞭炮,拥向前去,热烈欢迎徐悲鸿的归来。
第二天,徐悲鸿便穿着墨迹斑斑的蓝布长袍出现在讲坛上。他环顾一下挤得满满的课堂,说:“同学们,诸位听课老师,我来讲个故事吧!在三年前,四川省招考一批中学美术教员,聘我主考。我先在黑板上画了棵黄桷树,树下站了个四川人。”
“当时有人站起来说:‘徐先生画得不对,黄桷树和四川人在芥子园画谱上没有。’”
“我笑问道:‘芥子园画谱上有飞机大炮吗?’”
“那人摇头说‘也没有’。”
“我又问:‘要是叫你画一幅我们抗战胜利了的作品,你怎样来表现呢?’他不言声了。我接着说:‘画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又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学画不能受什么画谱的限制,如果那样,中国画就走进了牛角尖。你们都是四川人,爱吃辣子,而黄桷树几乎是四川特有的树,如果连家乡的树都不会画,那还算什么美术教师啊!’大伙一听都乐了。”
徐悲鸿提高嗓门继续说:“我讲这件事,用意是想说明,作画只能以造化为师,绝不应以什么画谱为师。比如画马就拜马为师,画树就拜树为师,画什么就拜什么为师。同学们在艺术系里学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了解生活不够。怎么弥补呢?那就要经常不断地到人民大众中去生活、去写生。”
掌声骤起,震耳欲聋。有人狂热地喊道:“见解非凡,名不虚传,真乃艺术大师也!”
一个勤劳的艺术巨匠,是永远也不寻求消闲的,徐悲鸿就是这样的人。他走下课堂,又忙着看学生们的作业。他不仅会指出学生作品中的一些问题,而且还会经常鼓舞学生,并且尽可能地在各个方面来帮助学生们。
1940年春,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
印度是我国亲近的邻邦,而泰戈尔先生是印度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人们称他为印度近代文学之父。他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徐悲鸿在国际大学所在地圣蒂尼克坦,和泰戈尔先生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
圣蒂尼克坦是和平村的意思,它美丽而宁静。那些硕果累累的芒果树,似火如霞的木棉花,鸟儿柔婉不倦的歌声等,都伴随着泰戈尔优雅的言谈和举止,长久地留在徐悲鸿的记忆中。
在印度,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在私人交往中,或在公开的场所讲演,都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取得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在那里除了给国际大学的美术学院讲课和社交活动外,仍然继续从事创作。他为国际大学的许多学生以及一些民间艺人画了速写,如《鼓者》、《琴师》等。他还为泰戈尔先生画了10多幅素描、速写、油画及中国画的肖像。
泰戈尔先生始终如一地对中国怀着热爱和同情。他深切关怀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多次向徐悲鸿赞颂中印两国人民永恒不渝的友谊。
1940年2月17日,年事已高的印度圣雄甘地先生访问圣蒂尼克坦。泰戈尔先生亲自将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并建议举办徐悲鸿的画展,以加深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甘地表示赞许。徐悲鸿在拥挤的人群中,以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便为甘地先生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先生高兴地在画上签了名。
徐悲鸿在印度讲学、举办画展之际,他得知鄂北战场打胜仗的消息,立即泼墨作《群马图》,并题词:“二十九年五月,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
当徐悲鸿到达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时,又题:“鄂北大胜,豪兴勃发。”
画展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行,泰戈尔先生亲自为画展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
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既然旨趣高超的形象应由其本身来印证,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盛宴。
徐悲鸿心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又利用这两次画展,将筹得的一笔画款全部捐寄祖国,救济难民。
一天,徐悲鸿头顶烈日,走到正在修筑滇缅公路的士兵中间,士兵们为抗战胜利而豁出命干活的情景,深深打动了他,他不停地速写。
徐悲鸿不由想起了《列子·汤问篇》中的故事《愚公移山》。这是中国人民喜爱的一则寓言故事。它教导人们,只要有坚强的毅力,持之以恒,终能战胜一切困难。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但徐悲鸿坚信,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战,一定能移掉压在我们身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一定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徐悲鸿正是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创作《愚公移山》的。
他感觉,我们要想战胜日本侵略者,不正是需要愚公当年这样的精神吗?他就参照修筑滇缅公路的形象,把那美好的故事表现出来。徐悲鸿按照自己的创作程序,访问、写生、搜集研究资料、构思主要人物形象,画出一张又一张草稿。
夜深人静,居住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徐悲鸿,正聚精会神地作画。突然,一个人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偏头一瞧,原来是国际大学校长泰戈尔。
徐悲鸿忙搁下笔说:“泰翁,如此晚了,还没休息吗?”
泰戈尔笑道:“何尝不是太晚,我正是为此而来,劝你歇着的。”
两人攀谈起来,泰翁兴致勃勃地说起当年游历中国时的情景。当时,也是这样的深夜,船在长江上航行,他站在甲板上远眺,疏落的村舍在宁静的月光下酣睡,星点的灯火从茅屋里发出诱人的光,多么亲切啊!他恨不能一步跨上岸,唤醒村庄,叩开门户,向中国朋友问好!倾吐对中国人民的感情。
徐悲鸿听着,感叹道:“可惜,昔日的灯火已被熄灭,日本侵略者正在到处点燃起战火!”
泰翁说:“和平美好的灯火定然会在贵国土地上重新处处燃起,我坚信这一点,你的画笔不也就是一支点燃灯火的火把吗!”
在徐悲鸿的卧室里,到处是一张张素描稿,一心扑在创作上的徐悲鸿夜以继日。由于长时间的废寝忘食,徐悲鸿的胃病发作了,他用左手使劲按住痛处,额头上沁出了滴滴汗珠,右手仍不停地刷刷作画。
随后,徐悲鸿赴大吉岭,在那里继续创作他构思已久的国画《愚公移山》。
奋斗了近一年,徐悲鸿终于完成了《愚公移山》。光辉的巨幅彩墨画卷《愚公移山》,抒发了徐悲鸿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抗战到底!
这幅国画画面宽4.24米,高1.43米,描绘了正在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每个人物都有模特儿,都画了极精确的素描稿。愚公白发长须,拄锄而立,开山者体魄健壮,挥锄掘石。整个画面表现了那种坚强的精神和强劲无比的力量,给人们以巨大鼓舞。
这一巨幅画卷,在笔墨的运用和造型方法上,除了继承,更有创新。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画面开阔,气势磅礴。
画面上在大山脚下,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愚公的儿孙们,为打通前进的道路,正豪迈地挥镐舞耙,开山劈岭,搬土运石,挖山不止。画面的左方显示了老愚公和京城氏寡妇正在对话的生动场面。
愚公笑容满面,指着靠在她身边的孩子,似乎在说:“我死了,还有这些可爱的孩子接着干,子子孙孙,还怕移不走这两座山吗?”
泰戈尔看了《愚公移山》后,兴奋得连连赞好。
从徐悲鸿驻地大吉岭遥望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景色无比壮美。他怀念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祖国,于是创作了国画《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之山林》和油画《喜马拉雅山之晨雾》。在创作之余,徐悲鸿还参谒了许多古老的寺庙,惊叹印度古代艺术的辉煌成就。
徐悲鸿也曾骑马驰骋在异国漠漠的荒野,一直漫游到克什米尔。他迷恋着那些美丽而剽悍的骏马。那些马尖尖的耳朵,宽阔的鼻子,像风箱般的胸脯,缎子一样闪光的皮毛,还有那高头长腿,蹄子就像钢铁铸成的,奔驰起来如同疾风闪电。
他更深刻地了解了马的驯良、勇猛、忠实、耐劳、无怨的性格,成了马的知心朋友。从此,他画的马更加雄健,他用泼墨写意或兼工带写,塑造了千姿百态的马,有的昂然挺立,有的回首长嘶,有的腾空而起,有的四蹄生烟。
1940年11月,徐悲鸿结束了访印的行程。他回到圣蒂尼克坦,向泰戈尔先生辞行。泰戈尔先生正值病体稍愈,披着那有波纹的长发和美丽的银须,躺卧在长椅上。
泰戈尔听说徐悲鸿要离开印度,希望徐悲鸿能为他选一选画。
泰戈尔先生60余岁才开始作画,到80岁时,已作画2000余幅。他所用的作画工具有中国和日本的墨,西洋画的水彩、水粉、铅笔、粉笔、油色,题材也多种多样。他的绘画曾在巴黎、伦敦、莫斯科举行展览,脍炙人口。
于是,徐悲鸿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南达拉尔·鲍斯先生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将泰戈尔先生的2000余幅作品一一检视,挑选出精品300余幅,最精者70余幅,交国际大学出版。
泰戈尔先生十分满意,对徐悲鸿表示深深的感谢。
徐悲鸿怀着黯然神伤的心情,与病中的泰戈尔先生依依作别。后来徐悲鸿在新加坡,得知泰戈尔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时,悲痛万分,深切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40年11月,徐悲鸿向印度告别,踏上了赴新加坡的旅程。这是他第四次来到新加坡。在这里,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多少亲切的笑脸在热烈迎接他,那些热爱祖国的华侨都像亲人般地真诚待他。
这时,吉隆坡、槟城、怡保的华侨都邀请徐悲鸿前往举办为祖国捐输的筹赈画展,这使徐悲鸿异常激动。能为抗战中的祖国多做一份宣传工作,能为苦难中的同胞多尽一份力量,这正是他日夜盼望的。徐悲鸿踏上新加坡土地不久,便开始为这三个画展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
1940年岁末,新加坡盛暑天气。徐悲鸿每天每夜都挥汗如雨地作画,他要准备大量的作品,以便同时在3个画展中出售。他作画时又习惯于站着,而且从不马虎,总是一丝不苟。此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苦难,占据着他整个的心胸,使他在享有盛名的时候,仍能如此忘我地工作。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他突然病倒了。徐悲鸿感到腰部剧烈地疼痛,就如同被人折断了一样,不仅不能弯腰,也不能行动,被迫在病床上躺下来。但是,他一想起祖国艰苦的抗战,在他面前就时常出现那些被屠杀的同胞血肉横飞的惨状,那些被战争驱赶的难民流离失所的情景。他一刻也不能安宁。
正是这种对祖国和同胞的强烈热爱,使他在腰痛并未痊愈时,不顾医生劝阻,顽强地从病床上爬起来,重新拿起画笔,继续投入紧张的创作中。
不幸,从此便种下了腰痛的病根,和他在巴黎时因饥寒交迫而患的肠痉挛症一样,开始不断地、长期地折磨他,直至他去世。
1941年,在吉隆坡、槟城、怡保三个城市,先后举行了徐悲鸿的筹赈画展,受到当地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
华侨们都以买到徐悲鸿的画为荣。每当徐悲鸿穿着浅色的西服,胸前打个黑色的大领结出现在展览会场时,热情的观众们便紧紧地围住他,每个人都抢着递上自己的小册子,请他签名留念。
兴致勃勃的徐悲鸿就利用机会,和大家攀谈,尽力宣传祖国的抗日战争。有时,他应邀到各处讲演,便大声疾呼,请海外侨胞多为苦难中的祖国尽力。许多华侨受到他的爱国精神感染,和他结成了好友。
就在他举办筹赈画展之际,听到长沙会战消息,他夜不能寐,连夜画了大幅奔马,并写道:“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
华侨们踊跃支持抗战,每次画展,他们都竞相抢购,以买到徐悲鸿的画为荣。徐悲鸿把3个画展筹得的巨额收入,全部捐献给了祖国。不久,美国援华总会也来邀请徐悲鸿赴美举行画展。徐悲鸿再一次回到新加坡,积极为赴美画展做准备,他又开始不知疲倦地埋头作画了。
1941年11月底,徐悲鸿将自己的画册、照片、展览会资料等全部寄往纽约,他的作品也已装箱,准备托运。然而,没过几天日本就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向新加坡进攻。新加坡猝不及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徐悲鸿连夜匆忙离开新加坡,经海路至缅甸。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时间又急迫,他来不及携带全部作品,有40幅油画遗留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小学内。
新加坡陷落后,日军开始捕杀大批爱国华侨。徐悲鸿积极宣传抗日是尽人皆知的。那所小学惧祸,恐因他的作品受到连累,不得已将这40幅油画沉到一个井底,结果全部遭到毁坏。
这件事给予徐悲鸿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那都是他油画中的精品,数十年心血的结晶,竟毁于一旦。
徐悲鸿由缅甸到达云南边境。他沿路都在日本飞机的空袭下紧张地奔波,疲乏困顿达到极点,但守关的国民党士兵却照例要检验行李。
徐悲鸿看到他们翻箱倒箧,弄得满地狼藉,不堪收拾的情景,便忧愁地望着身边那几只庞大的画箱,担心它们遭到厄运。迫不得已,他掏出身上的名片,求见关上的负责人。
等了不久,一位身着戎装的中年人走了出来,面带微笑地说:“徐悲鸿先生,久仰大名了,请到里面坐吧!”同时,将他自己的名片递给徐悲鸿。
悲鸿看了他的名片,急忙说:“黄先生,我的这些画箱能否不打开检查呢?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画,绝没有别的东西。”
黄先生热情地同意了徐悲鸿的要求。
徐悲鸿非常感激,以至于当这位黄先生向他求画时,他十分高兴地送给他两幅画。
徐悲鸿进入国境,来到云南边陲重镇保山,在这里略事休息。为了节省,他每天去一家小吃店,以烧饼代餐。
不久,徐悲鸿又辗转来到了昆明。和他们同时来昆明的,还有一位从新加坡逃难出来的刘将军。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时,刘将军来参观,几位爱国华侨特意将他介绍与徐悲鸿认识。
据说这位刘将军曾是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的秘书,上海沦陷时,被日军逮捕,逼迫他出任伪职,他严词拒绝,因此受到监禁和非刑拷打。后来,得到监狱内的爱国志士帮助,才逃出虎口。当他来到新加坡时,许多爱国华侨听到他述说这一段经历,都肃然起敬,徐悲鸿也同样对他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在昆明,徐悲鸿还举行了劳军画展,将那些准备在美国展览和出售的画移在昆明展览,受到昆明各界的热烈欢迎。他又将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献祖国,以慰劳前方将士。
在昆明,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好学求画的青年都慕名来找徐悲鸿。一天,一个衣着简朴的青年拿着自己的画和雕塑来找徐悲鸿。徐悲鸿细心地观看着这个青年的作品,十分欣赏这些带有生活气息的雕塑和绘画。
这个青年叫袁晓岑,他出生在贵州苗汉杂居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就喜欢拿木炭在地上、墙上画他放牧的牛、羊,喜欢用河泥对着猪鸡狗兔捏小动物。
后来,在县城读书时,他看到任伯年绘画的印刷品,更加勤奋地作画和做雕塑。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始终没有机会学画。考上云大中文系,也是靠平时捏点小动物,卖了交学费,半工半读。他很希望能够得到悲鸿的教导,请求拜徐悲鸿为师。
徐悲鸿感动地听着,十分同情袁晓岑的境遇,很热情地鼓励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创作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不要搞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
徐悲鸿还拿出自己的速写本和一些默写画稿,借给他看。以后,徐悲鸿又专门带着袁晓岑去大观楼附近的农村写生,指导他画水牛,在用炭精笔画的速写上,用水墨略加勾染,顿时增加了结实感和体积感。
有一次,徐悲鸿来到袁晓岑家里,看到他为了画好孔雀,自己不但养了孔雀,而且还把孔雀羽毛挂在墙上练习工笔写生。徐悲鸿高兴地说:“师法造化才能有创新、有进步。我在柏林学画动物时,就是这样每天对着动物画。”
徐悲鸿的鼓励和指导,更加坚定了袁晓岑从事美术工作的决心。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就专攻绘画、雕塑,直至靠卖画为生,终于走上了美术道路。
1942年夏天,徐悲鸿回到了重庆。当他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着宽边的礼帽,腋下夹着一大卷画,急匆匆地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到飞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几位学生,没有官方的任何人。
尽管他在国外劳苦奔波,没有花国家一文钱,而为抗战中的祖国作了那么多辛苦的工作和贡献,但国民党政府却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