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晚上，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声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予以还击。这一事件掀开了日中战争的序幕。
日本军队自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进一步发起全面战争，开始陆续运兵入关。
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天，有一天，76岁高龄的诗人泰戈尔正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却突然失去知觉，昏睡了两天两宿。直到第三天，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这种在生死之间徘徊的经历，给诗人的印象最深。
儿女们可被吓坏了。泰戈尔却很乐观、坚强。
他对孩子们风趣地说：“孩子们，死神把我从地府又送了回来，我第一次尝到了死的味道，我蹑手蹑脚，从宇宙的暗窟中溜了出来，我成了一个死的使者……”
后来，诗人躺在病床上把这种知觉的中断和恢复的感受写成一首诗，后把它收入第二年出版的诗集《边沿集》中。
当得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入侵中国时，泰戈尔感到非常愤怒，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用手中的笔来谴责其侵略行为，并从道义上支援中国人民。
泰戈尔曾以电报、信件、讲话和诗歌等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态度。
在病中，泰戈尔发电给蔡元培等人，慰问中国人民：
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最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侵略，做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佩，并祈祷阁下等之胜利。余之同情及余之国人之同情，实完全寄予贵国。愿正义与人道，由阁下等之凯旋，得以护持。
泰戈尔同情中国的声音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日印协会”来收买诗人，泰戈尔在给该协会的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坚定的立场：
我十分敬重和热爱日本人民，这便是为什么我不能坐视日本政府强以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命加诸其人民的理由。在我看来，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似乎是一样做了一幕共同的悲剧的牺牲者。
因此在感谢你与你的协会所给予我的厚礼和友爱的同时，我甚愿表示明白：我对于日本人民所怀的友爱，并不包含对于其统治者的悲惨政策。
1938年1月，当诗人听到日本的战争刽子手们竟在佛寺中祈求胜利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写下一首题名为《敬礼佛陀的人》的长诗，声讨丧失人性的杀戮者。
更可贵的是，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的抗战，泰戈尔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款。在国际大学，他率领师生们义务演出，为中国人民筹资。
1938年4月，泰戈尔还写了题为《致中国人民书》的长信，祝愿中国人民在英勇的斗争之中诞生出新国家和新民族的生命。
这一年7月，曾在和平之乡受过泰戈尔款待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声称日本在中国的杀人行为是为在亚洲建立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径，是“亚洲为亚洲”的战争。
泰戈尔阅后满腔怒火，在复信中对这一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除非你能够使中国人民信服，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等成为无家的乞丐。
借用你自己的词句，即那些尚未被炸成“泥鱼的残骸”，除非你能使这些牺牲者信服，他们遭受的只是一种仁慈的待遇，此种仁慈的待遇在未来将拯救“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否则，你不必再次游说我们相信贵国的高贵。
在复信的最后，泰戈尔写下这样一句话：“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尔在道义和行动上对中国的支持，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著名作家茅盾曾这样说过：“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
1956年，周恩来也真诚地赞扬泰戈尔：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