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泰戈尔回到印度以后，印度全国正处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中。甘地是不合作运动的倡导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印度的自治。
1919年的阿姆利则血案后，甘地支持独立的立场更加坚决。当时英国政府和廓尔喀雇佣兵向和平政治集会的人群开枪，数以百计的锡克教徒、印度教徒还有穆斯林被杀。
除了抵制英国产品外，甘地还极力鼓励人们抵制英国学校、法律机构，辞退政府工作，拒绝缴税，抛弃英国给的称号和荣誉。
1920年4月，甘地当选印度自治同盟的主席。1921年12月，他又被授予国大党在同盟内的执行代表。在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重组，制定了新的章程。
新党章规定他的目标是争取独立。任何人只要交纳一定的象征性费用就可以入党。用来规矩和管理混乱无序的运动的委员会的层次结构也被建立。国大党由一个精英组织转变成了一个大众化政党。
不合作运动包含的内容包括印度人不应在英国驻印政府中任职，不应接受英国授予的荣誉官职与官爵，不应在英国人开设的学校中读书。而且假如英国驻印政府不让步，印度人民还要拒绝纳税。此外，还号召人们抵制英货。
当不合作运动的浪潮汹涌全国之际，印度各个大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一些邦的农民运动也开始高涨。当时，全印度充溢着不满的情绪。
目睹不合作运动的景况，泰戈尔的心情十分矛盾。他赞成圣雄甘地主张以非暴力的形式使印度获得自治，但是面对运动中带来的苦难，他的内心非常忧虑。
当泰戈尔看到在焚毁外国衣服布匹的火堆旁那情绪激昂的人群，他感到这番举止过于冲动。当他目睹学生们离开官办学校，丢弃了学业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时，他分外痛苦。
与此同时，泰戈尔也不能接受放弃先进的机器，却崇拜手工纺纱的论调。由于深感不合作运动中某些方面存在着偏差，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发表了题为《文化之汇合》的公开演讲。
在演讲中，泰戈尔赞扬了西方人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他认为那种精神不是出于蛮力，而是源自勇敢、坚忍和客观面对现实的能力。他认为，印度与西方应当在知识文化以及精神上合作。
泰戈尔的演讲招来了众多反对的声音，当时孟加拉的著名小说家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为了回答泰戈尔的讲演，撰写了《文化之对立》一文。
泰戈尔还在加尔各答所作的另一次名为《真理的呼声》的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群众的盲从将导致自由名义下的灵魂的真正不自由。为此，甘地专门著文反驳，认为诗人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
不久，甘地亲自来到加尔各答，在泰戈尔家中同诗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存在着分歧，但见解不同并未动摇他们之间真诚的友谊。
在两人单独会谈之时，支持甘地的群众聚集在泰戈尔的住宅外面，狂热的人们从附近商店弄来一捆捆外国布匹，然后置于露天的院子里焚烧，以表示对泰戈尔的不满。
因此，当甘地强调整个不合作运动是建立在非暴力的原则之上时，泰戈尔反问道：“甘地先生，你的非暴力追随者正在干什么？他们从商店里抱来布匹，放在我家的庭院里焚烧，就像狂热的教徒一样，在火堆的四周狂呼乱舞，难道这就是非暴力吗？”
泰戈尔一向尊敬甘地的个人品质，于是他放弃了与甘地及其追随者进行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争论，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从加尔各答退居到桑地尼克坦这个自己喜爱的地方，退居并不是因为憎恨，而是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执。
尽管对国际、国内事务密切关注，泰戈尔的主要兴趣仍在文化领域。回到和平之乡后，泰戈尔在孤寂中似乎总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的位置是在世界的岸边游戏着的孩子们的天地里，在那儿，我和你在一起。”
于是，泰戈尔继续拿起笔来，创作出一系列优美的儿童诗，并于第二年以《小湿婆天》为题出版。
诗人曾在写给甥女的信中提起，之所以写这些诗，是因为使成年人的责任变得疲惫的身心得以解脱和休憩。他盼望自己能像孩童一样，在世界这个广大的游戏乐园中愉悦忘情地嬉戏。
泰戈尔使人们重新认识孩童世界。许多人看来，孩童是幼稚无知、软弱的代名词。孩童应接受大人的教育，才能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才能获得人生的幸福，才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泰戈尔告诉人们，上述思维是错误的。泰戈尔赞美孩童世界，赞美孩童世界的纯洁的友谊，对宇宙万物的新鲜好奇，对自由的向往，对爱的向往，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同情心，对理想的追求。
正如泰戈尔在一则散文诗中所说：
神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