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
《周书》，唐令狐德棻撰，共五十卷，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记录了北魏大统元年（535），东西魏分裂至隋开皇元年（581）隋代北周间的四十八年史事，其中西魏二十三年，北周二十五年。作者仿《尚书》文体写成，语虽典雅，却难免失实，所载有关均田制、府兵制的史料较为重要。原书残缺，今本多取《北史》补入。
一
令狐德棻是唐初第一个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修撰前朝诸史的史学家。武德四年（621）十一月，令狐德棻在向唐高祖的上书中，从历史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正史”的重要性，从政治的角度，提出了修撰近代诸史的可能性。他的建议，有理有据，因此，唐高祖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并在武德五年（622）十二月特地下达了《命萧悽等修六代史诏》。诏书指出了史职的重要和修史的目的，提出了修撰前代历史的内容和要求，对修撰前代各史的作者作了任命，令狐德棻与侍中陈叔达、太史令庾俭修周史。但是，这次修史工作，经过几年的时间，竟不就而罢。
唐太宗继位后，于贞观三年（629）复下诏撰述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史臣商量后，认为北魏史已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史事详备，不必再修。唐太宗表示同意，并派令狐德棻修北周史，李百药修北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征修隋史，由令狐德棻具体指导和协调诸史撰述工作。贞观六年（632）令狐德棻迁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四年后，五史俱成，令狐德棻以修周史而受到皇帝奖励。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后，六十四岁的令狐德棻在房玄龄的推荐下，再次发挥他的史学才能。在修撰《晋书》工作中，令狐德棻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参加修撰的十八个人，共推他为首，对于制定《晋书》的体制和类例，他负有主要责任。两年以后，《晋书》修成，令狐德棻因此而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令狐德棻是一位有漫长的著作生涯的历史学家，他对唐初史学的杰出贡献，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远见和史学才能方面，而且还突出表现在他的大量的著述工作方面。他一生致力于皇家撰述工作（主要是历史撰述工作），凡四十余年，可以这样说，凡唐初的重大历史著述活动，都饱含着令狐德棻的心血。另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曾热情地支持和具体地帮助了李延寿个人撰著《南史》、《北史》的工作，书成之后，令狐德棻予以检阅、详正和推荐，使李大师、延寿父子的愿望和心血才没有付之东流。《南史》、《北史》的修成并成为封建社会“正史”而流传至今，是有令狐德棻的一份功劳的。
二
令狐德棻主编《周书》，经历了两次才得以完成。一次是在武德五年（622），与陈叔达、庾俭共修，未成。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命令狐德棻和岑文本同修周史，令狐德棻又上奏请求崔仁师为助手，贞观十年（636）成书，共五十卷，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
《周书》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断限。唐初，关于叙述北朝史事的著作，已有北齐魏收的《魏书》、隋魏澹的《魏书》，前者以东魏为正统、西魏为僭伪，后者则相反。令狐德棻考虑到魏澹的《魏书》记西魏事不尽满意，而北周上承于西魏、隋上承于北周、唐又上承于隋，有必要强调这个“正统”关系，因而在《周书·文帝纪》里，详细地记述了西魏时期的政治、军事大事。所以，从《周书》断限来看，它实际是包揽了西魏、北周二朝史事。这在当时，特别是魏澹《魏书》还存在的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重要意义。但到北宋，魏澹《魏书》已佚，只剩帝纪一卷。这样，《周书》所述西魏史事乃成为后人了解西魏一朝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了。
《周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尤其值得重视的。北魏、西魏、东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魏书》、《周书》、《北齐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我们把《魏书》、《周书》、《北齐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跟《三国志》、《后汉书》里所记鲜卑族史事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其实，这又不只是鲜卑族的进步。自东汉末年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同汉族不断走向融合、不断加深了封建化。《周书》正是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记录之一。
唐初，与周史有关连的不少史籍都完整存在，可资依据的直接史料较为丰富，“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以广其书”，只主要以牛氏书为蓝本，遂使《周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牛弘《周纪》“弥尚儒雅”，令狐氏撰写“唯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宋人也说《周书》“多非实录”。赵翼推崇“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还说《周书》本纪写得得体，完全是就文字立论。从史料学角度来说，《周书》的资料是较贫乏的。
《周书》虚文较多，但不是说《周书》一无是处，因北周距唐初时代较近，一些重要史实因它保存下来。在纪、传中记有魏、周的府兵制资料，在不少列传中记载“乡兵”资料，在苏绰、薛善等人列传中所记屯田供军的成绩，在宇文盛、李迁哲等传中，出现了我国史书上最早的“庄田”记载，在于宴、杨绍、侯植等传和武帝纪中，可以看到奴婢、部曲和杂户的社会地位。在关于阶级斗争方面，卷二十五《李贤传》记载了万俟道洛、达符显、豆卢狼、莫折后炽等在原州先后领导的起义，卷二十九《伊娄穆传》记载了伍城郡赵雄杰与梓潼郡王令公、邓等起义。卷三十三《赵昶传》记载了凤州仇周贡、魏兴等起义。当时，有些重大史事，其他南、北诸史不载，而《周书》则详述之。如侯景之乱后，梁朝宗室岳阳王萧察脱离梁政权，于江陵建立后梁政权（555～587），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庸，共历三帝，统治三十三年，后灭于隋。《梁书》不载此事，而《周书·萧察传》不仅为萧察立了专传，而且为其再传萧岿和三传萧琮以及有关王子大臣二十六人立了附传，大体上反映了后梁统治的概况，对于后梁一朝可谓留下了价值无比珍贵的资料。另外，《周书》还保留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极为重要的文献。如《苏绰传》的“六条诏书”和《大诰》、《卢辩传》中的官品命数、《庾信传》的《哀江南赋》等等。认真爬梳，《周书》中仍可收集一些重要史料。因此，其书在旧史书中的地位，仍是应该肯定的。
令狐德棻修史的目的不仅是要阐明唐王朝统治的正统性，而且还要给诸多大族功臣的先辈树碑立传，因此，《周书》难免在写法上存在回护、阙书、蛇足等不足之处。后人指其内容多脱离实际是不过分的。
三
北周的历史很短（557～581），仅二十五年，加上它的前身西魏（535～556），也只有四十八年，相对而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一般的读者对之并不十分了解，有必要根据《周书》的纪传尤其是本纪加以介绍。
《周书》本纪七卷，其中《文帝纪》上下二卷，《明帝纪》一卷，《武帝纪》上下二卷，《宣帝纪》一卷，《静帝纪》一卷，共记录了宇文氏五传的历史情况。
北周的实际创建者是文帝宇文泰，在西魏时虽终以臣位，没有禅代建国，但他把握西魏朝政的实权，为后周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周书》以文帝纪作首卷开篇，而且基于时间长、政事多、内容量大而分为上下二卷。宇文泰是鲜卑人，出身武川镇兵，曾随父参加六镇起义，葛荣失败后他投奔了尔朱荣，高欢灭尔朱氏后，他据有长安与高欢对抗。他的力量不如高欢强大，为了与高欢竞争，他的政策比较开明。在政治上，他重用庶族地主，对门阀予以限制，他还重新颁布了均田制，因此，土地兼并不如东魏、北齐那样剧烈，促进了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
军事上，宇文泰实行了鲜卑部落兵制与中原征兵制相结合的“府兵制”。府兵有严格的训练，战斗力较强，大大提高了周的军事力量，为周灭齐与隋统一全国打下了军事基础。
在宇文泰奠定的基础上，其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557～581），都长安。当时政权掌握在宇文护手中。557年，宇文护先废宇文觉改立宇文毓，后又杀毓改立宇文邕。572年，宇文邕杀掉宇文护，自己亲政，他就是有名的周武帝。武帝是北周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在位十八年，生活俭朴，勤于政事，进一步完善了宇文觉时的各种制度，对后周的经济发展和力量壮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周武帝首先改革了府兵制，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其次是毁佛。北魏时期北方佛教盛行，到北周时，在其统治区内就有寺院万余，僧侣约百万，严重地影响了政府收入。574年，宇文邕下诏毁佛，销毁一切经像，没收寺院土地及其全部资产，百万僧侣被迫还俗为均田户。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政府的经济实力也得到加强，给灭齐作了重要的物质准备。在灭齐后，宇文邕又将毁佛推行于东方齐境。
575年，宇文邕开始伐齐，两年后，陷邺城，灭北齐，北方复归一统。而后，宇文邕又向南进攻，夺取了淮南地，基本上据有了长江以北占全国四分之三的土地。正当他准备统一全国时，不料于578年病故，统一愿望虽未实现，但他却为统一全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武帝本纪亦分上下两卷，记事起560年元月至578年六月武帝崩，保存了有关周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举措以及各王朝间交兵的资料。
宇文邕死后，子宇文掛立（宣帝）。宣帝荒淫，不理朝政，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即位不久即传位给子宇文闸（静帝），自为太上皇。外戚杨坚逐渐总揽朝政。581年，他终于废周帝，自称皇帝，改国号为隋。杨坚废静帝后不久，又弑之，时年九岁，宣帝纪一卷，记周宣帝宣政元年（578）至静帝大象二年（580）近两年的历史。该纪事实上反映的是杨坚及一些朝臣在周末的政治活动，是研究隋初历史尤需参考的文献。
《周书》列传四十二卷，所记人物近三百人之多，基本上网罗了当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主要人物。
通过阅读这些列传，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北周（包括西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情况，从而对北周社会有一个大体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