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敬——身心整齐严肃，时刻都心怀惧意。没有事情时，身心安泰，应对事情时，要心神专一。心在身体之内，要像太阳刚升起时一样清明。
二、静坐——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抽出时间静坐四刻，体验反复往来的仁心，心神正直，身体要像鼎一般固实。
三、早起——天一亮就起，醒来后不要贪恋被窝。
四、读书不二——一本书还没有看完，就不去看别的书，不要东翻西阅，去追求一些表面的知识。
五、读史——丙申年，买来三史阅读。家里的大人说你借钱买书，我会尽力替你归还。你如能把这些书圈点一遍，就是没有辜负我。从此以后每天圈点10页，若间断了，就是不孝。
六、谨言——对此每时每刻都要留心，这是首要之功夫。
七、养气——气存丹田。内心坦荡，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接到家里大人的手谕，要我“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刻刻好比在养病一般”。
九、日知所亡——每天读书，都要把心得记录下来，并探求其中的深意。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作几首诗文，以检验自己获得了多少道理，积养的正气是否旺盛，如果沉溺于某样东西，最容易让人丧失斗志。
十一、作字——吃饭后写几个时辰的字。应该把笔墨上的应酬作为自己的课程，不要把事情放到明天来处理，这样会造成事情堆积，无法清理。
十二、夜不出门——这会造成精神疲惫，旷废功夫，必须严加戒绝。
“评析”
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义之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这种重视不仅反映在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即使在一家之内，也是把它看得十分重要的，这类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如羊祜在《诫子书》中教育儿子如何处世待人。他先从自身说起，告诉儿子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但在乡里还无“清异”之名，启发儿子应更加修养品德，训诫儿子说话要老实守信用，对人要宽厚恭敬，不传无根据的话，不要听信诽谤和赞誉的话，要谦逊谨慎，思而后行，切忌言而无信，招来祸灾，辱没祖宗。
《诫子书》是诸葛亮为告诫儿子成为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写的一篇短文。文中将德育和智育看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提出不修养品德，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勤奋治学；不勤奋学习，就没有出色才干。反之，追求安乐，涣散意志，随着年华的流逝，无用世的才能，终成穷酸，悔恨也来不及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非守穷庐，将复何及！”
《颜氏家训》中则特别提到作者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运用内省加强道德修养：
我们颜氏的家风家教，一向整肃严谨。从前我在童年时，便受到了熏陶和教诲。常常跟随两个哥哥，早晚前往父母住处问寒问暖，行步端正，言语稳重，神色安祥，毕恭毕敬，宛如朝见威严的君王。父母则以善言相劝，询问我的喜好和志向，并及时指出我的短处，表扬我的长处，态度恳切感人。不幸我刚到九岁，父母便双双亡故，从此家道中落，亲属离散，一个大家庭顿时变得冷冷清清。仁慈的兄长培养我长大成人，备尝艰辛。但他们对我仁爱有余，威严不足，因此对我的教育不够严格。尽管我曾经阅读了《礼经》和《春秋》三传，也稍稍喜欢写点文章，但因为深受周围世俗之人的熏染，所以常常随心所欲，言语不知深浅，对仪态容貌也不注意修饰。到了十八九岁，才稍稍知道对自己加以约束和磨炼，但习惯成自然，因此也就难以一下子完全改掉。直到二十岁以后，大的过失才少犯了。因为我的内心常常和口头相斗，习性常常和情感相争，夜晚回想白天，发现早晨说错了话，今日反思以前，后悔昨日做错了事，常常自己可怜自己从小失去教诲，以至到了这种地步。追忆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令人痛心疾首，难以忘怀，并非像读古书中的教训那样过目即忘。为此，我留下这二十篇文章，以作为对你们的谆谆告诫。
一个人的名声和自身实际的关系，犹如物体和影子一样。如果德才兼备，那么他的名声一定非常好；就像一个少女，如果容貌美丽，那么她的影子也必然是美的。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加强修养，却企求在社会上有一个好名声，这就像自己相貌丑陋却希望在镜子中看到美丽的影子一样。高明的人从根本上忘记了对名声的追求，中等的人希望通过立身行世求得好名声，最差一等的人则去窃取别人的名声。无意追求名声的人，其言行自然合乎道德的规范，并享受到鬼神的赐福和保佑，而对名声则不感兴趣；立志追求名声的人，注重自身修养，谨慎行事，而且总是担心不够荣耀显赫，对名声自然不会轻易谦让；窃取名声的人，貌似厚道，内里奸诈，而且时时都想沽名钓誉，其名声自然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
人所站立的地方，不过几寸见方，然而有时即使行走很近一段路，也往往会从悬崖峭壁上坠下去，即使走过一座独木桥，也常常要掉进河流山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君子的立身行事，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有时一句非常真诚的话，人们可能不相信，一种十分纯洁的行为，往往受到怀疑，这都是因为这个人有了名声，其言行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我常常受到别人的诋毁，便每每以此来责备自己。如果能够开拓出通行大车的道路，建造起浮桥一样宽阔的大桥，那末我们就能达到仲由和赵熹那样的境界，言而有信，胜过高坛结盟，以信攻城，赛过精兵强将。
我看世上有些人，既拥有清廉的名声，又得到大量的金钱，既有显赫的信誉，又做出不讲信用之事，不知道这样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终究是要败坏自己名声的。子贱说：“只要自己诚实，便能影响别人。”人的虚实真伪发自内心，又无不表现在他的行动上，只是有时没有被人看清罢了。一旦被人识破，那么弄巧作伪倒还不如笨拙诚实的好，反而会蒙受极大的羞辱。伯石虚心假意辞让卿的职位，王莽装模做样不接受执政大权，当时，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巧妙周密天衣无缝，但后人却把这种行为记载下来，并且传给千秋万代，足令后人为之毛骨悚然。近来有一个很大的显贵，以孝闻名遐迩，他为父母守丧，悲伤过度超出了常规，为一般人所不及。而他却在居丧期间，用有毒的巴豆涂在脸上，从而使脸上长出了疮，以此表明他伤心哭得厉害。左右的人没能把这件事遮掩下来，这就使外人因此怀疑他居丧期间的种种过分行为都是不可信的。一次作伪竟使百次努力都付诸东流，便是过分贪求名声的结果。
有一个世家大族的人，读书超不过二三百卷，天资笨拙，但出身高贵，家中富裕，因此便矫揉造作附庸风雅，常常以美酒鱼肉和珍宝古玩，交结名人雅士，那些受其引诱的人，便和他互相吹捧。如此一来，朝廷还以为他真有文采，而且也曾派人去请过他。东莱王韩晋明爱好文学，怀疑他的一些作品，并非他自己所写，于是便设下宴会，要当面向他讨教。宴会从早到晚异常热闹，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一比高低，那个人写起来倒也很快，只是完全不合诗赋的音韵。因为大家都沉浸在各自的创作境界中，所以便没有人注意到他写的东西。韩晋明退席后叹道：“果然不出所料！”韩又曾当面问他：“玉圭做的梭子上端称为终葵的头部是什么形状？”他回答说：“头部呈曲圆形状，大概像葵叶吧。”韩晋明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是忍着笑告诉我这件事的。
为晚辈修改文章，使他们以此提高名声和地位，也是一种弊端。一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为他们修改文章，终究有一天要露馅；二是因为他们感到有了依靠，便更加不肯刻苦努力了。
邺下有一年轻人，担任襄国县令的时候，倒是很能尽职尽责。凡他经办的公事，都能做到体恤民情，以求得一个好名声。每次征调兵役，他都亲自执手相送，有时还送给他们梨枣和干粮，每个人都给，并且说：“这是遵奉上司命令行事，就我个人来说，确实不忍心征召你们；一路上饥渴难免，这点东西表示我一点心意。”因此老百姓对他赞不绝口。等到他升为泗州别驾后，这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大，也就不可能保证经常和普遍了，既然感到是一种负担，内心不再虔诚如初，那么以前的做法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他的功绩名誉便逐渐地丧失了。
司马光则在《家范》中认为，做长辈的都想造福于子孙后代，但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却很少。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给子孙留下财物，而不知道用道义训诫子孙，用礼法治理家庭。其结果是助长了子孙的许多不良行为，甚至产生斗讼、盼父母早死等弊端。相反圣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德和礼，贤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廉与俭。作者列举了舜积德为帝、享国百世，孙叔敖不贪累世不失家业，以及萧何克俭、杨震公廉、周本好施、张文节清俭等事例，忠告人们，遗德于子孙后代远比遗财于后代更为有益。
这种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光停留在书面上，口头上，而且体现在人们的具体践履中，而实践这种道德的人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普遍赞扬。
类似这种把道德品质看得高于一切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在此略举几则，读者即可窥其一斑。
从曾国藩关于道德品德修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喜欢把修养的要求、目标、做法具体化，罗列成条。他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好地便于实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从事道德修养的心路历程。从各种记述来看，曾国藩并非从小就是个好孩子，长大以后在德行上也并不出众，但是他刻苦好学，闻过则改，终于成就了品德。
道光十年（1830），已满十九岁的曾国藩，与十岁的弟弟国潢去衡阳唐氏家塾，跟汪觉庵学习。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默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谁知，这句气怒时的话，曾国藩始终记在心中。道光十八年（1838），他在京城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时，特地带了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侧。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不冷不热地说：“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汪觉庵猛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啼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他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事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言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曾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刻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国藩认为，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真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
1857年，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时，父亲死去的噩耗又传到了，曾国藩便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宫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辨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潘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