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4年）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史学家，西塞罗称之为“历史之父”。对于西方史学而言，希罗多德无愧于这一称号。他的代表作《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奠定了古希腊史学的基础。希罗多德的名字是和历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首先创立了西方历史编纂学上的一种正宗体裁，并开始运用历史批判的方法撰述历史。在西方，希罗多德第一次在传闻与信史之间划出界限，使西方出现了真正的历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历史之父”以外，西方学者还常常给他戴上“考古学之父”、“人类学之父”、“地理学之父”、“散文学之父”、“民俗学之父”、“旅行家之父”等一大串桂冠，被称为这些学科的权威或鼻祖。
希罗多德首先是一位大旅行家。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哈利卡尔纳索斯一个名门望族之家，自幼受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参加过反对僭主的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在亚洲，他到过原吕底亚的王都，即当时为波斯在小亚细亚统治中心的萨尔迪斯；见过波斯大王修建的驿道；他还到过巴比伦，熟悉巴比伦的许多掌故及波斯大王在巴比伦的作为，连大流士因贪财而打开巴比伦女王棺材的事都记了下来。在埃及，他到过尼罗河口，又沿河上行到孟斐斯，远至尼罗河第二瀑布，与埃及的祭司们作了十分深入的交谈，因此在书中历述了埃及的历史和风俗。他大概还详细叙述了它的建立、发展及其被波斯征服的历史。在欧洲，他可能实现考察过黑海海岸各地，甚至到过斯基泰人的居住区。他在希腊本土，尤其是雅典呆了相当长时间，与各城邦的上层统治者有交往。也许还实地踏勘过波斯大军的入侵路线。在图里伊定居以后，他大概走访过意大利及西西里的希腊城邦，但他是否更向西去过很成疑问。他对西班牙等记载的寡少似乎说明，他对这些地区的记载缺少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
希罗多德的游历，给他的历史写作以重大影响。在当时缺少系统的历史记载的情况下，耳闻目睹、亲自勘察是搜集资料的惟一方法。也正是因为他有着广泛的游历，才使他的历史著作有着前人难以企及的广度和深度。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用爱奥尼亚方言写成的记述公元前6～前5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历史名著，该书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在其《历史》的开头，希罗多德开宗明义，宣布他写作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下人类的伟大功业，使希腊人的“蛮族”的作为不至于遗忘，并探讨希腊、波斯冲突的原因。《历史》构思深邃，场面宏大，鉴于希罗多德意在表现整个东西方之间的这场巨大规模的战争，因而牵涉到了当时的整个世界，表达了当时整个人类的精神面貌。因此，全书9卷虽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却组合了许多独立的传说故事。每卷大致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其中前四卷叙述的是埃及、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斯基泰和希腊的历史，后五卷叙述的是希波战争的经过，止于公元前478年。在这部著作中，希罗多德文笔流畅，叙事生动，他以丰富的词汇和散文形式，记叙了古代西亚、北非以及埃及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生活、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情况，其视野之开阔、材料之丰富和文笔之生动都是古代史学中前所未见的。他的《历史》标志着历史学在西方的诞生，为西方历史学建立了伟大的功业。关于《历史》一书，研究者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其贡献如下：
其一，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西方史学史上开创了历史记述的先河。古代的史书，大体有三种类型：即以年代为中心的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以事件为中心的记事体。在古希腊，如前所述，编年体出现较早，其次是记事体，最晚是纪传体。在希罗多德之前，希腊人中已出现了史诗、史话、编年，但无记述体。希罗多德博采诸家之长，在史话的基础上，以一事为主线，将搜求到的有关资料纳入一个完整的事件系统之中，这种以事件发展为经纬的编纂体例，被后来的希腊另一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接受、完善。此后，这种历史记述体成为西方编纂的一种通用体裁。
其二，《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历史》虽以希波战争为主题，但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作者把目光远远投射到战争场景之外，东到伊朗高原、中亚，北到黑海，南到埃及，西到利比亚、非洲西海岸，他都不厌其详地介绍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变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理人种、经济生活。给后世留下了有关这些地区、民族，惟一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其三，《历史》为后世树立了客观求实治史的榜样。希罗多德是以希腊人身份著述《历史》的，他虽然具有希腊人的民族感情，但他并不像时人那样对非希腊民族抱有偏见。他尊重历史事实，既斥责波斯对希腊的侵略，又对波斯文化作了赞扬歌颂。他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都把自己的习惯视为最佳的，因此应彼此尊重。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特别注意到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他指出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高明，希腊的字母来自腓尼基，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由于他对东方文化的重视，所以有人称他为“亲蛮派”。
希罗多德是历史批判方法的创始人，他的求实、客观精神为后世严肃的史学家所发扬光大。希罗多德的记述原则是有闻必录，但绝非有闻必信。他对史料的态度是：开门见山，直陈己见，肯定与否，态度明确；若对史料的真伪无法鉴别，或对同一事物有多种说法时，就承认有所不知，让其存疑，并把不同说法都记述下来，让后人鉴别。他说：“我的职责是我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
其四，《历史》崇尚民主、歌颂正义，显示了历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希罗多德对希腊、尤其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推崇备至。他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这个口号被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的口而重申，成为后世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希罗多德著述，意在训世，在他看来，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骄横一时、征服侵略的专制国王，无一不是过眼烟云，身败名裂，而希腊城邦高举正义大旗，同仇敌忾，终究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当然，由于时代的背景与历史的局限，希罗多德的《历史》难免有着浓厚的宿命论、天命观色彩。但瑕不掩瑜，这点小小的污渍根本盖不住《历史》的伟大光芒。
总体来看，希罗多德在史学方面的诸多建树，为西方史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西方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也对世界各地的史学家们提供了最好的写作典范。
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5年）出生于雅典的显贵家庭，比希罗多德大概年轻20岁到30岁，但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雅典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外，雅典由希腊世界的一个普通城邦跃为提洛同盟的盟主，建立了空前强大的海上霸权。但是不久以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及雅典的失败，使雅典的势力落入了谷底。对修昔底德来说，前后的反差实在强烈。对内，修昔底德强烈感受到了雅典政治风云的变幻。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成人，雅典内部围绕和、战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他是亲眼目睹者。更重要的是，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发生了文化启蒙运动，智者派们诉诸理性、鄙弃宗教传统的思想，对他有着重大影响。
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率船舰负责防守对雅典至关重要的安菲玻里、埃昂等地。当年冬天，斯巴达大将布拉西达统兵侵入色雷斯北岸，一举攻陷安菲玻里，修昔底德救援不及，被雅典人判处流放，修昔底德从此放弃政治，专心致志于他的战史的写作。据他自称，早在战争爆发时，他就已着手撰写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著作，密切注意着战争的进程。但那时他还是个雅典公民，不免带有一定的雅典人的眼光，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及至他被流放，他固然失去了直接参与雅典方面决策的机会，但他以流放者身份，往来于希腊各邦，广泛采访当事人，视野反而更加开阔，所得资料更为全面，看法更为客观。因此，在书的导论中，他敢于宣布他的书绝不只是为一时的轰动，而是希腊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而垂诸永远。
长达百万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8卷，它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当时的真人真事，又详加考核，因而记事分折，皆得要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全书共分为五部分：其中第1卷是序论，简要追溯了早期历史和叙述战争的背景；第2卷至第5卷前半部分叙述战争第一阶段10年间的事件；第5卷的后半部分写公元前421年尼西亚和约以后6年不稳定的和平时期；第6、7卷写雅典的西西里远征；第8卷叙述狄克利亚战争，止于公元前411年。其中第8卷属未完成的部分，而且由于最后一个句子不够完整，所以，人们推测修昔底德是突然死亡的。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只叙述到公元前411年，并没能按最初的设想将其全部写完，给我们的是一部残缺之作。
这部著作详略得当，精彩纷呈，而文笔之老练遒劲，论述之精确严密，皆不愧为西方史学的扛鼎之作。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史学在古希腊时代的最高成就。在撰写这部著作时，修昔底德采取了十分严肃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并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其著作不仅以资料翔实可靠、叙事力求公允而名垂青史，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所显示出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也是光彩夺目的，可以说这一点达到了他那个时代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令人瞩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仅详细叙述了战争的过程，而且还记载了战争中不同政治集团、阶层之间的斗争，奴隶的反抗和逃亡，以及雅典同盟国的叛离事件等。所以，它是研究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历史的宝贵文献。在治史方面，修昔底德也对西方史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力图使自己的著作能够提供给人们可供借鉴的材料。因此，他重视史料的可靠性，注意对史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此，其著作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其次，他力图揭示历史事件的真正因果关系，注意探讨历史事件的物质原因，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能作出较深刻的分析。在这方面他比希罗多德前进了一大步。如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再次，他不承认奇迹，不承认神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干预。按照他的意见，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根据自然界的不可移易的法则发生发展的。其次，他首先采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根据现在社会中的不同的遗迹（实物、文献、风俗习惯等等）来推测古代历史的情况。例如，他从一些民族中的海盗活动被认为是荣誉的事业这一情况出发，得出结论，即历史上存在过这样的时代，当时雅典人和其他一些民族都曾认为海盗活动是不同部落之间交往的一种形式。此外，他还是西方古代第一个注意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起作用的史学家。最后运用大量的演说词来说明战争指导者的动机、方针，刻画人物性格，交代战争的形势，是修昔底德写史的另一大特点。这些演说词中，有些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是他听别人转述的。还有一些是他认为历史人物在那种特定的场合下应该说的，是他独自创作的。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希罗多德曾在他的书中偶尔记录演说词，如科林斯反对斯巴达在雅典重建僭主政治的长篇演讲，但将其系统地使用，则始自修昔底德。在交代历史背景方面，这类演说词确有其长处，如在分析雅典、斯巴达战争初期的战略目标和力量对比时，由伯里克利和阿基达玛斯分别说出，不仅更具生动性，也显得更有真实性。自修昔底德开创这个先例后，后来者纷起效尤，演说词的广泛使用成了希腊史学的一大传统。
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代表了古代希腊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在希罗多德的基础上，他使史学更加严谨，更加成熟，对希罗多德所创立的方法多有改进，历史学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两次诞生。
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时在古希腊历史学家中，色诺芬也比其他人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并颇有文采。
色诺芬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曾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上，色诺芬反对民主制度，推崇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公元前404年雅典“三十僭主”当政时期，他曾参加僭主政权的骑兵队。雅典民主政权恢复后的公元前401年春天他到小亚细亚参加了波斯王小居鲁士反对其兄阿塔薛西斯二世的战争。小居鲁士阵亡后，色诺芬成了受小居鲁士招募的希腊雇佣军的领袖，率领这支队伍历尽艰辛到达色雷斯。公元前399年，他率部投向斯巴达方面，以后随斯巴达王在小亚细亚进行反对波斯的战争。科林斯战争期间，色诺芬又和斯巴达一起参加反对雅典的战役，被雅典公民大会判处终身流放。安太尔西达和约签订后，他定居于伯罗奔尼撒，直至老死未回雅典。
色诺芬是一位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长征记》、《拉西第梦人的政制》、《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等十余种著作，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希腊史》最为重要，系统叙述了公元前411～前362年希腊城邦由盛而衰的过程，是研究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色诺芬的《希腊史》试图继承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业，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编，因此其著作的开篇便紧接着修昔底德一书的中断之处。他大约逝世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不仅看到了雅典的战败，也目睹了斯巴达的兴衰和底比斯勃兴，所以他的《希腊史》并未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视为希腊灾难的终结，而将它视为新的、更大灾难的开端，故他把希腊史一直叙述到公元前362年的门丁尼亚之战。在该书的结尾处，他不无忧虑地写道：希腊的灾难并未因此战而结束，相反，更大的混乱和灾祸降临到了希腊。
《长征记》是色诺芬所有作品中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本。全书大体是色诺芬根据自己在行军中所作的记录整理而成。《长征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古希腊的军事科学作出了切实的贡献，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军事理论的名著。
色诺芬的著作是我们研究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希腊史的主要资料，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在希腊史学的发展史上，色诺芬还有一些开创性的贡献：
首先他首创了传记写作体例。他写有《回忆苏格拉底》和《阿格西劳传》，两者都是以单个人物为中心，前者不太系统，但尽可能地反映了苏格拉底生活的各个侧面；后者是关于斯巴达国王亚偈西劳的传记，偏于记述其行政和军事方面。自此以后，回忆录和传记成为希腊史学著作的两种重要体裁，普鲁塔克、阿利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他的继承者。
其次他把经济作为一个重要领域加以研究。他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直接把国家的强大与财力的雄厚联系起来。虽然他的理论并不完善，但毕竟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
最后他把政治制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注意到它与社会结构、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是古希腊所有学者之中比较罕见的成就。
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前122年）是希腊化世界最著名的史学家，他在许多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其他三大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
波里比阿在历史著作中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发挥的影响上都超过以往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他的《通史》在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著作中是最符合科学方法和要求的，故其被称作“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
波里比阿对古代希腊以至整个西方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所写的《通史》，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树立了西方史学史的第一个典范。在《通史》第12卷中。波里比阿写了一篇针对马泰厄斯的批判文章，总结了古代希腊的史学成就，论述了历史研究和著述的领域、方法、目的。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篇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文章。
波里比阿写作历史的目的十分明确：探索罗马强大的过程及其原因。他的著作名为《通史》，计有40卷，始自公元前218年，止于公元前146年。他选择这个年代范围不是偶然的。在这不到80年的时间里，罗马人冲出意大利，夺得了东、西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由于罗马的兴起，地中海地区的历史日益被联结成一个整体，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记述这一历史巨变，揭示不同地区间历史的相互联系，自然成为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新课题。
波里比阿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对历史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视。他视野广阔，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在他的书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他自称他所叙述的历史之所以从公元前218年开始，是因为从那时候起，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希腊以及亚洲各地所发生的史实都是互相影响的，而所有这些史实的发展趋向是最后归于一统。这样，单写个别的事件已无意义，只有把事件置于世界的大背景中，才能充分理解其意义。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易事。波里比阿认为史学家必须有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坚持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他自己的《通史》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亲自考察过许多古战场，细心搜集材料，并对前人的成果多有取舍。在这方面，他是修昔底德最忠实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波里比阿是一位刻意追求精确性，具有强然自我意识的史学家，其努力耕耘，也使众人看到了古希腊时代存在于全世界同时代秩序中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