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
生平最恨的三件事：第一，被可恶的小偷“洗白”（从四川朋友那里学到的词汇）；第二，心爱的狗狗被无良的人拐走；第三，在大陆被人称为“台巴子”。所以，不管是和谁交往，都不要忘记礼貌哦。其实，如果你真的到了台湾，和台湾人接触过，你会发现，大多数台湾人都是有趣且热情的好人……
1.外省人的故事
2.本省人的诉说
3.台湾少数民族的传奇
4.台北人的性格
别怀疑，这里有你的亲情
台湾的外省人泛指1949年追随蒋介石来台湾的人，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以及他们的眷属，只有少部分是普通人。
我的父亲祖籍江苏盐城，但从小在上海长大。1949年国共内战时，正值青春年少的父亲在枪炮声中、在人群的惊叫哭喊声中被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硬推进了滚滚的逃难大潮中，随身只带了几件衣服，就这样脚不沾地地被人潮带上了去台湾的渡轮，在台湾一待就是一生。
十年后，父亲和一个本省姑娘（我的母亲）结了婚。又过了几年，大哥出世了，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代了，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从一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中年人。
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因为要办身份证，我还闹过一个笑话，因为要登记学生的个人资料，老师问我祖籍哪里，我回答的是我们家的地址，让全班同学好一阵笑。一放学，我就带着这个问题问父亲，父亲神色黯然地回答：“以后老师再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回答说祖籍是在江苏盐城。”
“江苏盐城？那是哪里呢？是在新竹乡下吗？”两岁后就被送到新竹乡下外婆家的我天真地以为。
“不是的。江苏在海的那一边，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能看到的，那里很美，而且那里才是你的故乡！”
“那里有台湾美吗？”
父亲沉默了很久才回答我：“不一样的！”
之后无论我怎么问，父亲都没有再说话，只是用手轻抚着我的头，他那时忧伤的表情一直深深地刻画在我的脑海之中，现在回想起来都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麻将
无可否认，我是个狂热的麻将爱好者，当年大学毕业的当天，同学们都戴着博士帽忙着毕业留念，而我还两眼通红、头发蓬乱地在四方城中厮杀，连毕业证都是要好的朋友帮忙拿来的，而当初沉迷于麻将的我险些毕不了业。我向上帝以及妈祖娘娘保证，这个恶习绝对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后天培养的，这都要怪父亲和他的那些外省麻友们！
话题，就从这小小的四方城开始。
第一次接触麻将时，我还不会说话，大概只有几个月大。当时因为外婆在新竹乡下生病需要人照看，所以母亲就带着哥哥去了新竹，而把我交给父亲照顾。父亲在照顾小孩方面一直很是尽责，一点都不比母亲差，但父亲很快遇到了难题，他的麻友们“三缺一”急需他救场。牌瘾颇大的父亲连抵御的念头都没有，就乖乖地跟着他的麻友们去了，而把我交给王伯的妻子抱着在一边观战。
两周以后，母亲从新竹回来，看到我还“健在”，总算松了一口气，而那时候经过十几天耳濡目染的我平生第一次有了说话的欲望……
母亲简单整理了下就又一次抱着我，照例教我学说话，父亲也含笑在一旁逗弄我，那个时候的我竟然诡异地发出了人生的第一声：“碰！”
这石破天惊的一个字震得母亲惊怒交加，父亲听到后则在一旁哈哈大笑。而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家永恒的经典话题，连爸妈都还不会喊，先会了个麻将术语，这也成为日后母亲总是数落我“不学好”的铁证！
东风座——山东王伯
在台湾麻将中，是要按照东南西北来分座位的，每次投骰子决定座位时，从山东来的王伯如果坐到东风座就眉开眼笑，总是笑说这是他的吉位。
王伯是山东潍县（今天的潍坊）人，在1938年抗战初期就参军入伍，而且据他说还参加过徐州会战。每每提到台儿庄，他就眉飞色舞地好一通怀旧，仿佛台儿庄战役是他指挥的，而不关李宗仁将军什么事一般。而父亲和其他麻友这时候也就乐呵呵地听着（除了陈伯）。虽然王伯总是强调自己是自愿入伍的，但总被爱抬杠的陈伯说是吹牛，理由就是：“以你老王的觉悟来看，自愿参军你肯定是不会的，你是被国军当壮丁强拉进队伍的吧？”
每次陈伯这么一说，王伯都是讪讪地揭过不提。终于有一次被逼急了，王伯说了实话。当年他是一大早还没醒就被惊慌的邻居拍门告知：村子被队伍围起来了，村头村尾都架着枪炮，是什么人不太清楚。当时早有传言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村民们虽然忧心忡忡却也照常生活，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惊慌失措的王伯和他刚成亲没多久的妻子紧闭房门听着外面的动静，没一会就听到四处鸡鸣狗叫，到处都传来拍打房门的声音，很快，这声音也在他们家房门上响起。王伯回忆说当时腿都软了，听说日本人杀人不眨眼，王伯半天都没有勇气去前院开门。
终于，不耐烦的敲门声停了，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响……房门被人强行踹开了，几个如狼似虎的大兵一窝蜂地冲了进来，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强行架起已经腿软到走不动路的王伯向外走，王伯的妻子也吓傻了，只知道在一旁哭喊。
被强行架到了村中央的麦场，王伯才发现村子里的男人几乎都被弄到这里来了。麦场中间是惊慌失措的同乡们，四周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被大兵推搡入人群中，王伯才算定住了神，还好，这些大兵也都是说中国话的，不是日本人。
这个时候，老族长被颤颤巍巍地请来了，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军官，对老人家，这些大兵还是比较客气的。
随着那个军官和老族长的一番动员，王伯才算搞懂了，原来这些大兵是要“动员”他们参军抗日。王伯记得当时那个军官好一通说辞，什么奉战区司令长官谕，什么抵御日寇，人人有责，反正王伯说他当时一是心慌二是没上过学，听不太懂。就这样，王伯被人在胸口挂上了大红花，在喧闹的敲锣打鼓中，在士兵的押解下“自愿参军”了。
说到这里，王伯又提起了气，在他看来，没有被用绳子捆上前线的都不算被抓壮丁，所以他是自愿从军，陈伯却在一边打趣说，若是没有那村头村尾的枪炮，你肯定还在山东老家种地吧！
抗战结束后，王伯本来是准备退役回家的，但局势变化太过迅速，没等他的退役报告得到审批，他就再一次踏上了战场，一直四处征战却始终没能再回一次家乡。
1949年来台湾的时候，王伯都已经人近中年了，没过几年就因为年纪大而退役了。退役后的王伯在台湾举目无亲，孑然一身，退役后的微薄薪金也只够自己一个人勉强糊口。为了多赚点钱，王伯开了一个小铺卖山东面食，因为手艺好，很快生意就红火起来。当时很多来台湾的外省人大多和王伯一样都做起了这样的小生意，靠自己在战争前学会的各种手艺来维持生计。
后来，有个在店里帮忙的本省妇女渐渐地和王伯走到了一起，王伯一开始总是别别扭扭的，不愿意承认这种事实上的婚姻，在他看来他在家乡还有妻子。自从1938年参军后，他就再也没能回去过，一直都心存愧疚。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反攻大陆”的口号一天天地被人遗忘，终于，王伯还是下定了决心，和那个本省妇女结了婚（我称呼她为大娘），而且还收养了个女方亲戚家的小孩当养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消息说要开放回大陆探亲，王伯听到后激动得手都在抖。为了多挣点钱回乡探亲，父亲和王伯他们的牌局一度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王伯每天都比原来做更多的面食，更殷勤地招揽客人，就为了多赚些钱。
1987年，大陆探亲一开放，王伯第一时间踏上了归途。几个月后，王伯回到了台湾，一脸的落寞。回到老家，王伯才知道，妻子已经在抗战时因为生病而去世了，而那时候他还在战场上浴血拼杀，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其他的亲人也大多不在了。
从那次探亲回来以后，往常总是笑眯眯的王伯笑容越来越少，而大娘也总是偷偷落泪。后来事情的变化更是一场悲剧。王伯的养子跑去混黑社会，不但经常惹是生非偷家里的钱，而且被抓到还不认错，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和王伯对骂。
有一次，我奉父亲的指示去王伯家送个东西，正巧碰到了王伯和他的养子（我叫他小黑哥）发生冲突，激动的王伯和他的养子，一个用山东话，一个用闽南语对骂着，大娘哭着一边拉着养子，一边劝王伯算了。遇到这尴尬一幕的我进退不得，当时觉得小黑哥虽然人很仗义，但似乎太那个了一点。
后来，王伯有一天在上厕所的时候中风了，吓傻了的大娘只有喊来他们的养子小黑哥，一直以来都因为“不孝”而出名的小黑哥居然出奇地一边呼喊着“爸”，一边努力地把王伯背到了医院，但王伯最终还是没有救回来。据我所知，这是小黑哥第一次喊王伯“爸”，也是最后一次。
去参加王伯丧礼的时候，小黑哥一改往日的痞子形象，头发剪得短短的，打扮得很规矩，我差点没认出来他，从那以后，小黑哥洗心革面再也不混黑社会了。
我和小黑哥的重逢是在五年后。我惊奇地发现，那个在眷村里说一不二、天天打架闹事的小黑哥居然成为了我大学的导师！
在下课后的闲聊中，我们提到了王伯，当我问起为什么小黑哥会有这样的转变时，小黑哥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指王伯）是个好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现在肯定在监狱里。当时之所以那么‘混蛋’，主要是因为年轻不懂事，又不希望大人管，而且我从小就知道我只是个养子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就更不把他的话放在眼里了。在他出事之前的几天，是他去警局把我保释出来的。那一次，我严重伤人，原本以为要在大狱里蹲个十几年，是他花了钱把我保释出来，又给被我重伤的人家里送了很多钱希望他们不要告我，所以我才能平安无事。回家后我妈一直埋怨我不懂事，我才知道他把这十几年辛苦攒的钱基本上都赔出去了，那个时候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直到他出事的那一天……”
说到这里，小黑哥神色有些黯然。
“在送他去医院的路上，他在我耳边一直哆哆嗦嗦反复说着什么话，当时心急又心慌，而且他说得也含混不清，直到他被推进手术室后，我仔细回味才算明白了他的意思……”
“王伯最后和你说了什么？”
“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是劝我学好，不要混黑社会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变成好人了吗？”我调皮地问道。
小黑哥拿起教案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笑着说：“你说呢？明天课堂上我可是要点你名回答问题的，别翘课哦！”
西风座——江苏陈伯
在父亲的麻友中，最喜欢和王伯抬杠的就是从江苏来的陈伯了。这个大白天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被人打了闷棍强行弄到海船上，最后来到台湾的陈伯绝对是所有在台外省人中的一个另类。
相对于王伯这样早年就参加抗战，一直追随国民党的单纯老兵来说，陈伯可以说充满了对国民党的不屑与不满。因此，在牌桌上每次当王伯吹嘘当年战场上的事情时，陈伯总喜欢和他抬杠，其实想一想陈伯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的愤怒。
陈伯早年在大陆是一个做布匹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当时连年混战，但陈伯因为勤快、聪明，日子却也算过得还不错。但在国民党败退来台之前，当时还算年轻的陈伯就成了目标，白天在大路上走着居然被人敲了闷棍，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来台的船上了。
来了台湾后，陈伯毫无疑问地成为“国军”中的一员，但一直心存不满的陈伯没过两年就当了逃兵，而且神通广大的他还找了一份公职工作，他的工作是我儿时最喜欢和羡慕的——卖冰激凌。每次我见陈伯都有好吃的冰激凌吃，所以，在童年时期，陈伯总被我称为“冰激凌伯伯”。
陈伯胆子大是得到公认的。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依然还处于戒严时期，在民间几乎四处都有政府的耳目，一旦有人抨击时政或者批评政府，总会被神通广大的“警备总部”或者宪兵得知，最后被请去喝咖啡。当时的“警总”就像是无处不在的“锦衣卫”一样，因此，民众即便对社会现状有所不满，也总是私下里和亲朋好友小声地嘀咕两句就算，若是有陌生人在场，肯定不敢说和政治有关的东西。
在民间，当时对于国民党政治不满表现最强烈的大多数是一些本省人，甚至还因此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外省人虽然也对国民党多有不满，但总体来说表现得还比较克制。而陈伯则是个彻底的另类，他总是不加以掩饰地冒出惊人之语批评政府，把听的人惊出一身冷汗来，但他自己却依然不自知。有好心人劝他收敛一些，以免被“警总”找麻烦，他总是不服气，把他来台的“离奇经历”再重复一遍，最后以“流氓”、“土匪”等词汇来总结政府的行为，让周围的人哭笑不得。
虽然“警总”神通广大，但不知道为什么，陈伯始终没有遇到过任何的麻烦，这一直是让周边的街坊邻居啧啧称奇的一件怪事。
与王伯不同的是，陈伯虽然对被国民党强行“绑架”来台湾的行为一直心中不满，但却是随遇而安的性格，来台湾后没几年就在台湾娶妻生子，决定在台湾安家了。虽然陈伯在大陆也有妻子，但因为是传统的盲婚哑嫁，在一起一共就生活了不到一年时间，说不上有什么感情。
当初王伯等国民党的退伍老兵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被政府挂在嘴边的“反攻大陆，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因此，他们中有很多人一直秉持着这个信念，相当多的人都没有成家。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台湾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中转站，总有一天他们还是要回大陆落叶归根的。因此，对于政府的宣传，大多数外省老兵都是强迫自己保持着相信的态度。曾听说过最夸张的一个事例是这样的：有个来台湾的老兵因为一直想回大陆而把台湾当成暂时的栖身之地，所以长达三十多年一直保持着打地铺的习惯。当1987年政府当局宣布“反攻大陆”彻底无望后，他大哭一场，哭完后就去买了一张床……
而陈伯因为一直很关心时局，而且出于内心对政府的不信任，一开始就断言国府所谓的“反攻大陆”是个笑话，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伯是对的。
对于陈伯来说，最让他牵挂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老母亲。1987年底，陈伯和王伯一样都是第一批回大陆探亲的人。王伯回来后一直抑郁伤心，但陈伯回来后却满面春风。当时他的母亲还在世，已经80多岁了。因为兄弟多，将母亲照顾得很好，生活也还过得不错，陈伯也放下了心。而他当时的妻子也改嫁了，这次探亲也见到了。虽然陈伯和他的前任妻子并没有太多感情，但坐在一起聊天，两人提起往事也依然是唏嘘不已。
在陈伯回乡探亲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就是陈伯在台湾的妻子了，她生怕陈伯一去不回，但最后陈伯还是回来了。从那以后，陈伯就彻底安心在台湾生活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新台湾人”。
眷村
眷村是台湾一种非常特殊的人文与族群现象，通常是指在1949年后，为了安置从中国大陆迁徙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而兴建居住的房舍群落。
眷村多位于城市的郊区，利用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日本房舍为主体，后期也有新建的矮房。眷村的房屋普遍室内空间狭小、设备简陋，上厕所还得去公厕，极为不便。眷村人用竹篱笆与外界隔离，所以眷村又叫竹篱笆，外人很少进入。生活在眷村的人，大家不是同事，就是同学、战友，加上来自大陆各省，语言、生活习惯都有别于村外，自成一格。
早期来台老兵大都是单身，刚开始不准结婚，直到1956年才解除禁令。由于来台的外省人男女比例极为失调，许多老兵只有娶本省姑娘，而且大多数是老夫少妻，在这种婚姻组合下，他们的小孩比较有多元化的认同。虽然从感情上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但受父辈的影响，某种程度下又比较认同大陆的文化和传统。
一般军人家庭大多不算富裕，所以会鼓励孩子学习，要是书读不好就得去当兵，于是眷村里经常会出现世代相传的军人家庭。我有个阿姨，家里的三个小孩全当兵，陆海空全包。
曾经和大陆的朋友聊天，听他们说对台湾的想法总是让人感觉啼笑皆非。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很多大陆人认为台湾同胞深陷水深火热，朝不保夕。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台商在大陆多起来，大陆人又通常认为台湾非常富庶，台湾人都生活得非常富裕……其实，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真要从年代上来说，台湾人和大陆人都一样，真正的转折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1978年蒋经国改革之前的那段时间，台湾还处于随时准备“反攻大陆，解救苦难同胞”的年代，从物质生活上来说，还是比较贫穷的。在眷村，由于物资的缺乏，很多人迫不得已将废弃物资再次利用，比如将炮弹箱改造成置物箱、将废铝片打造成锅碗瓢盆等。即便是对于美国援助的面粉，面粉吃完后，面粉袋也依然会发挥不可小看的作用。很多主妇喜欢将面粉袋改造成自家儿子的内裤，内裤上还可见“中美合作”的字样，令见者无不发笑。现在回想起来，真正是将环保创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尽管物质条件不好，但愈是艰苦的环境，愈能成就优秀人才。如台中市长胡志强、《康熙来了》的制作人王伟忠、已故歌星邓丽君等都是在眷村长大的。
眷村因为是军人及其眷属汇聚的地方，所以一直离不开忠勇“爱国”的氛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眷村围墙上大都写有充满“爱国”情操的标语，如“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军民一家共荣共存”等。现在看来，这些正气凛然的标语应该算是台湾涂鸦文化的老祖宗吧！
眷村人有种独特的、互助互信的精神。通常整个村内，彼此相互认识、相互照应，因此很团结，容易组织团体，加上眷村小孩大多受到父辈军事化的严格管教，性格叛逆、冲动、重义气，于是很多外省帮派在此情况下产生，例如台湾规模庞大的黑道帮派竹联帮，就是著名的外省挂，四海帮、北联帮等也都是由眷村子弟结合而成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眷村妈妈老是一起生孩子，所以小孩子们不缺同龄的玩伴，一起翘课、一起被骂、一起泡马子……
眷村的第一代来自大陆，面对遥遥无期的“反攻复国”，只能以食物解乡愁，所以，在眷村可以品尝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地方美食。最让人怀念的是北方面食，比如水饺、牛肉面、烧饼、油条、包子、馒头，这些手工制作的面食，有着满满的爱和幸福滋味，让人怎么吃都不腻！每到过节，家家户户竹竿上挂的，少不了香肠腊肉，门上边吊着的，不外乎是咸鸡板鸭；端午节时，更是全员出动，眷村妈妈几乎都在门口包粽子；什么便宜买什么，属于家常口味的怀旧眷村菜，目前在台湾正“夯”（流行）着呢。
眷村曾经陪着许多人成长。随着房舍老旧而改建，眷村生活、眷村精神，以及眷村特有的人情味，都在逐渐式微。尽管已淡出台湾社会，看似简单却又丰富的眷村文化，早已别具台湾风味。
此时回想起来，耳边似乎又响起眷村妈妈的声音：“死兔崽子，你再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