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人记载各种灵异事件或奇怪物品，乃是当作史实来记载。汉代刘歆进献几乎堪称中国神话集鼻祖的《山海经》时，称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差点就拿人格担保书中记载的神鬼妖异绝不为虚。西晋荀勖给“小说滥觞”《穆天子传》作序时，还特地搬出两部史书上关于穆天子出行的零星记载，替这个以西母王为第二主角、一群飞马为重要配角的玄幻故事正名。而东晋干宝则在《搜神记》的自序中极力剖白“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显而易见，干宝是本着求真的精神写下这本怪谈界的大部头，做了大量筛选与考证的工作，因此他自信书中记录的所有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相。在干宝心目中，《搜神记》在图书分类法里，应与《史记》、《汉书》归在一起。
唐代以后，宋元时人对各种怪谈兴趣有些减退。直至明清，人们才又对志怪奇闻重燃爱火。但明清时人酷爱铁肩担道义，总希冀通过林林总总的故事告诉社会各界人士，什么是正途，什么是真理，什么样的人是楷模，什么样的念头将把你引入地狱。那时候的《故事会》，还应有个别名叫做《道德观察》。明人凌云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明朝文艺批评家胡应麟语，极言《穆天子传》的神话色彩和虚构性。
翰为瞿佑的《剪灯新话》作序，赞美的不是故事本身，却是“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意思是瞿佑这本书讲的虽是野闻小事，但能够劝恶扬善，净化社会风气；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情节各异、极少雷同，若要说这些故事有什么相同的桥段，那就是许多故事的末尾都免不了来上一段“异史氏曰”，对社会对百姓响彻一番警世钟。
而唐人写志怪奇闻等幻想故事，确确与中国其他朝代的文人心态不同，所为只是“探奇盈梦想，搜峭涤心胸”。对于故事的真假，唐人无所谓，他们心甘情愿地在虚构里沉沦，只要这种虚构足够活色生香。对于奇谈的道德价值，唐人亦无所谓，清人对这一点早有认识：清代《四库全书》在编辑唐朝魔幻故事大全《幽怪录》时，发现许多篇章已残缺，按理说崇古成疯的清人应当对此备感可惜，但编者们对此事看得很开，原因是“然志怪之书，无关风教”——唐代的志怪小说在清代官方看来，是无关风教、无关道德、于世道人心无所裨益的，所以残缺了也无妨。若是清代的志怪集《阅微草堂笔记》、《里乘》、《咫闻录》等散佚了，编者绝不可能潇洒地来一句“然志怪之书，无关风教”。
苏鹗在《杜阳杂编》中尽情假设皇族高官的奇珍异宝，所为并不是鞭笞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而是宣泄自己各式各样的奇思妙想；司空图幻想嫦娥光天化日之下赠情郎水精钗，所为亦不是谴责唐女奔放、世风日下，反倒将两人情意绵绵的场景写得美极。
唐人这种心态，仍以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
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就算唐人的某些传奇幻想故事顺便弘扬了正义，但伦理始终不是唐人的兴趣。谁对谁错有什么要紧？趣怪与美轮美奂才是关键。他们偏爱的，是将最精彩的幻想——无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用最艳美的语言记下来。这种唯美学意义马首是瞻的传统，同样在本国后继乏人，反在日本得到延续。
东瀛三大怪谈之一的“番町皿屋敷”，故事从一位名叫阿菊的女佣讲起。阿菊失手摔碎了主人家的传家宝，十个成一套的盘碟的其中之一。主人气急败坏，将阿菊吊起来抽打至死，最后抛尸井中。从此以后的每一晚，井底都会传来阿菊数盘子的声音，“一个，两个，三个……”，数到第九个的时候，阿菊哭泣不止，哽噎着从头数过。一整晚，井底不断重复“一个，两个，三个……”
那凄恻的数数声。
日本民间还流行关于鸳鸯的故事：猎人孙允某天像往常一样出猎，却无功而返。在渡船回家的途中，孙允突然瞥见赤沼川有一对相依相偎的鸳鸯。虽然知道射杀恩爱的鸳鸯可能招致报应，但饥肠辘辘的他顾不得许多，下手射中雄鸳鸯，雌鸳鸯仓惶游走。
入夜，孙允梦见一位哭泣的女子，女子悲痛地指责孙允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并邀约孙允明天去赤沼川。孙允清晨醒来赶往赤沼川，找到了昨日逃走的雌鸳鸯，雌鸳鸯今天却毫无躲避之意，反倒直视孙允的双眼，朝他迎面游来。待游至近处，雌鸳鸯突然用自己锋利的鸟喙，疯也似的啃啄自己，直至全身撕裂而死，留下孙允在原地目瞪口呆。
皿屋敷、鸳鸯这样的故事若放在《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中，结局定然不同：阿菊的冤魂不会可怜兮兮地待在井底数盘子，她必会跃然出井，用各种非常手段惩罚凶暴的主人；被猎人残忍夺走伴侣的雌鸳鸯更不会选择自杀，托梦唤来猎人一定是为了叫他好看，要死也是让那猎人去死。但日本怪谈与唐人的怪谈一样，仿佛对惩恶扬善之类的重任缺乏兴趣，比起伦理教义，他们更关心情节是否跌宕，气氛是否幽异，想象是否瑰奇。
别说成年世界的怪谈，在日本，就连最应当正直善良的儿童读物，也未必遵照“好人有好报，恶人遭天谴”的定式。搜集了日本从古至今诸多儿童故事的《日本昔话》中，好些情节“不厚道”。比如“稻妻大藏”的故事，讲一位名唤稻妻大藏的相扑手因为有天狗附体，所以力大无穷，无人可匹敌，成为了日本第一。
但是某次，大藏的一位对手苦苦哀求他让自己赢一次，就赢一次。
大藏心生怜悯，同意在比赛中放水，让可怜的对手也品尝品尝胜利的滋味。然而如此善良的大藏，却因这个举动触怒了附体的天狗，天狗弃他而去，大藏从此失去了力气。
许多人谴责如此这般的怪谈一无所用、苍白空洞，其实也可反过来说，那些评价太功利。为什么一段文字、一则故事必须承担某种效用或教谕？它们为什么不可以只是趣怪与漂亮而已？云波诡谲的想象，难道不比道德更可贵？相较于那些拥有太多内涵的故事，或许唐人和东瀛不问意义、不管伦理的怪谈更接近于美的真谛。
日本江户时代盛行一种名为“百物语”的怪谈会。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人们聚集一起，设青纸行灯，点燃一百根灯芯。在座诸位轮番讲述诡异奇艳的故事，每讲一个，便拔掉一根灯芯。怪谈越来越多，房间越来越暗。江户时人相信，当他们讲完一百个故事，熄灭最后一星光线，灵异之物就会出现。在昏沉惨淡的小房间，人人满怀期待，等着那面目狰狞的妖怪——你不觉得奇怪么？
江户人心目中的妖魔多半不辨善恶，它们有的只是可怕的外表与同样可怕的内心；同时代的清人，以蒲松龄为代表，却深深相信鬼怪是非分明、明察秋毫，仗义而善良。但是，江户人切切期待妖魔降临，清人对待鬼怪如临大敌，这是什么心理？
4.仙人楼上凤凰飞
话说回来，仔细考察中国古代关于善恶有报的故事，我们的先人设计的惩罚方式算不得高明，无非是夺取恶人的性命，或是叫恶人受遍折辱、家业凋零。而最旖旎的那些惩罚，早已被古希腊人开发殆尽。
坦塔罗斯将自己的儿子杀死，随后烹饪成菜，用来招待众神，目的是通过观察众神的反应，来测试神灵是否真能知晓一切。坦塔罗斯的行径使众神震怒，于是对他降下惩罚：将他置于水中，清澈沁凉的波浪就在他下巴边汹涌，但当他干渴难耐，他一低头水就退去，水与他干涸的嘴唇永远相差一毫厘。
回音神厄科本是一位山神，活跃在山林间，生活自由自在。
但个性活泼的她喜欢喋喋不休，惹恼了天后，天后对她的惩罚是：
除了重复别人的话语，再不能说任何话。不久之后，厄科喜欢上了俊美绝伦的纳西索斯，不过，她只能重复他说的话，无法讲出内心所想。终于有一次，纳西索斯某句话的末尾几个字恰恰可以用来表达爱意；厄科兴高采烈地重复，却换来了纳西索斯的冷漠。
最后，厄科在林间香消玉殒，只留下一声叹息回荡在空气里。
而自负的纳西索斯不仅拒绝厄科，亦拒绝其他所有仙女。终于，一位仙女忍无可忍，祈祷让纳西索斯体验什么是没有回报的爱。祈祷应验，纳西索斯得到的惩罚竟然是：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他日日夜夜守在河畔，同自己柔美的倒影说话，只求一个拥抱，但这渴望显然太奢侈——甫一伸手触及，水面便推开涟漪，他眼睁睁看着倒影破碎。纳西索斯终于知道，没有回报的爱是多大的灾难。不知在那个绝望的时刻，纳西索斯有没有怀念起虽然唠叨，但永远第一时间给予他回应的厄科……
这些惩罚，有种残酷的美丽。倾心于暴力美学的朋友，除了研究昆汀的电影，其实还可以抽时间看看希腊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