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说："父亲在玩的时候和工作一样，也非常认真，非常投入。他不但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朋友。"女记者突然问李讷："毛泽东平时喜欢什么？"李讷脱口而出："打牌。"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幼时没有离开他身边而长大的女儿。或许是最小的缘故，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女儿。从许多照片上都能看出毛泽东这种炽热的感情。他不是用他那充满父爱的大手拉扯着可爱的女儿散步，就是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还在浑然之中玩耍的幼女。也是这个诞生在延安的小女儿，给予了毛泽东许多别人无法给予的慰藉，使他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享受了温馨的天伦之乐。
转眼间，当年那个聪慧漂亮又乖巧的女孩，已经是年过半百、饱经人世间风风雨雨的中年妇女。
女记者初次见李讷，是在李讷的家里。已被电影、电视曝光多年的女记者，自然不用介绍，李讷夫妇一眼就认准，上前热情地招呼她和摄制组的朋友们。
在女记者脑海里的"红色公主"，就是眼前这位朴素温和极普通的老大姐吗？
用文学语言描绘李讷，总是离不了朴素、简朴或者是文静、谨慎等词汇。当你看见李讷，便会觉得用任何简单的语言描述她都显得肤浅。李讷是有思想、有深度、历尽沧桑而又身份独特的成熟女性，是属于精神贵族类型的人，比如她的简朴她的沉默以及她的隐居。无论是年轻的朋友劝说她赶赶时髦，服饰换换色彩，还是熟知她的"长辈"（李讷管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年龄大小都尊称长辈）劝她走出去，感受感受时代的变迁，她都笑笑，并不苟同，依然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理智行事。于是，她在默默无闻中保持了自己完全独立的个性和人格力量。不过，近年来，在各界朋友的盛情下，她也到各地走动，去考察，对当前的经济建设尤其有浓厚的兴趣。渐渐地她的思想脉搏也和她父亲当年热爱的百姓们一起跳动了。
女记者的采访，是李讷很少有的直接面对摄像机镜头，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表达内心感情的一次机会，这对于深居简出的李讷，也属破天荒的新鲜事了。
女记者采取直接点题的方式采访。
"您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听说主席最喜欢你？请您和我们谈谈。"
"我出生在延安，当时哥哥姐姐都在苏联，在父亲身边的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父亲接触得就多，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最喜欢我。因为我最小，父亲和我在一起时间就多一些。我记得小时候他常和我一起玩，我喜欢在地上盖房子、挖窑洞什么的，有时爸爸工作累了，就走出窑洞，和我一起玩。他玩还不是一般的玩玩，他是真玩。教我怎样设计挖窑洞盖房子，认真极了。他看见下雨后地上还汪着水，就想办法把水引到挖好的窑洞跟前。爸爸说：'有窑洞没有水，怎么行？人要饮水的。'他玩的时候和工作一样，也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绝不是哄哄小孩子的游戏。所以，我小的时候就认为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
李讷说到这里，脸上泛起红晕。
女记者和所有在场的摄制人员都被李讷的回忆感动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毛泽东是一个活生生的父亲。
"父亲和我玩也不是经常的事情，只是家里的大人见他工作的时间太长，就把我推进去拉他出来散步。我最愿意拉父亲散步，因为他离开办公桌，就会和我一起玩了。父亲见我拉他，就高兴地和我出来。我那时人小，父亲带我散步，我就抓住他一个指头……不是啊，不光是个子小，我的手也小，他的手大，我只能抓得住他一个指头。我要一溜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走到有水的地方，他教我'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幼儿诗歌；走到有树的地方，又教我'微风燕子斜。'的诗。我受的启蒙教育就是从父亲教的诗歌开始的。以后我到北京，上了小学，他就从历代诗词中圈点出比较容易背诵、容易理解的诗词，让办公厅打印成小册子，发给我们子女每人一本。每个星期我们从学校回来，他还要亲自检查，是不是会读，是不是都懂了。"
女记者问李讷："主席还亲自检查你们的学习成绩吗？"
"他实在工作太忙，顾不上检查我们的学习成绩。学校的成绩都是母亲过问，母亲对我们的学习抓得紧，我们家是慈父严母。"
听见李讷如此评价父母，女记者就忍不住问："主席有没有打过你？"
李讷直摇头，"没有没有。"停了一会儿，李讷若有所思，大概想起了小时候的什么事情，说："好像打过我一次。是的，是有一次。那还是在北方，我才五六岁吧，正好父亲他们在指挥大决战。我小，不懂事。好几天没有人和我玩了，觉得孤单，就老去拖父亲，想让他出来和我一起玩，他也不理我。他手里老是摆弄一堆纸，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前方来的电报，父亲的精力全都放在千里之外的战场上。我觉得就是这些纸片把父亲吸引过去了。我生气了，悄悄在他的桌底下，把电报放进火炉里烧，心想没有这些纸，爸爸就会和我玩了。父亲一见，这还了得！一把将电报从火里抢出来，随手就给我头顶一巴掌。本来我就委屈，父亲一打我，我更加委屈，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地大哭起来。父亲见我哭了，心软了，赶紧抱我哄我，连连答应和我玩。只要有人和我玩，我马上就不哭了。就记得那次打过我一巴掌。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有他在，我什么时候都觉得快乐。"
李讷的眼圈红了，取下眼镜用手擦了擦眼睛，扬起头对大家笑笑，又戴上眼镜继续倾听女记者的问话。
女记者大概觉得他们父女太有趣了，就问：
"毛泽东有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没有！他绝没有这个思想！是他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他都爱。解放后，特别是父亲老了，工作太忙，身体又不好，实在顾不过来，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才少了。"
"毛泽东对你们有没有特别的照顾？学校的老师知不知道你是毛泽东的女儿？"
"父亲一直要求我们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其他学生一样住校，每星期回家都是坐普通的公共汽车。回到家里，父亲叫我们在职工食堂就餐，不让我们有一点特殊的思想。那时我们对特殊化想也不想。学校的老师知道我是毛泽东的女儿，但他们也知道父亲的严格要求，对我和其他同学都是一视同仁。"
"外面许多文章都说，中国的'红色公主'们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样挨饿，是这样吗？"
"有一些困难，但不像外面说的那样严重。困难时期我在大学读书，每次回家，父亲总是问我学校的生活情况。我告诉父亲：开始学校要求我们学生自己申报定量，我是团员，就申报了21斤，后来学校考虑我们学生正在成长发育时期，统一将定量提高到27斤。父亲听后微微喘了口气，'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
"那你怨恨不怨恨你父亲？他怎么不让你生活得好一点哪？"
"你怎么会提这个问题？现在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有什么不好？父亲留给我的是精神财富，这是终身享受不尽的财富。能有这样的父亲，我是非常幸福的。"
"我听说主席晚年很孤独，你们子女都不在身边。是这样吗？"
"不能这样说。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是累病的，不是人老的原因。我们都大了，有了自己的家，离开他的身边。但是我非常想他，可是又不敢去看他，知道他的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我们都珍惜他的每一分钟，希望他能多休息一会儿。我们去生怕占用他的时间。"
"主席去世的时候，你在生病，没有去参加追悼会，你遗憾吗？"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好生了病，而且很重。不知道父亲去了，当然也没有能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我想，对父亲的悼念，不应该讲究形式。我在心里怀念他，悼念他，心灵的哀悼，比任何形式都重要。"
这时，女记者将话筒对准了一旁默不作声的王景清。他是李讷的丈夫。他是在李讷身体、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和她走到一起，结为患难夫妻的。他曾经担任过刘少奇的卫士，现在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顾毛泽东遗孤的责任。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李讷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两人形影不离，相敬如宾，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很美满。
"我是1984年和李讷结婚的，是战友介绍的。如果说认识，我在延安就见过她，李讷那时还是个孩子，我也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小鬼，所以没有说过话。"
王景清话不多，说了几句就不再说了。不过，客厅里举目可见他的书法作品，端正地挂在雪白的墙上。猛一看，觉得眼熟，细细一品，觉得有些像毛泽东的手书体：苍劲、浑厚，颇有灵气。如果出远门，王景清的兜里揣着毛泽东手迹本，没事的时候就比比画画的，就连笔者也曾经向他借读了半天。但半天的工夫，自然是学不会毛体书法的，不过也好奇地从头看了个遍，回过头再看王景清的书法作品，还真有那么点味道呢！
"毛泽东平时还喜欢什么？"女记者的话筒又转向李讷。
"打牌。他的手气特别好，都是打大牌的。我的老天爷。他的手气真好。"说到这里，李讷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们都不是他的对家，只有母亲能和他打对家。不过父亲比母亲牌技还要好，一般母亲是打不过父亲的。"
"我们父女关系一直很融洽，不像有些文章上说的那样。父亲是我的长者、仁人、朋友、知己。我很感谢我的父亲，虽然他没有给我留下金钱，但是精神财富比任何有价的东西都要永恒，都要无价。"
张玉凤高雅文静的神态依然如故。张玉凤说："毛主席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女记者手持话筒，身穿肩部有黄色印花的白地衬衣，显得活泼自然。张玉凤着黑白相间的套装裙，从容不迫地微笑着，一种特殊的气质从她言谈举止中悄悄溢出：沉稳、安静和敏锐。这是属于"中南海"特有的气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领袖熏陶培养形成的。我们能从许多工作人员的身上感受到这种气质。
女记者采访的第一个工作人员是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的张玉凤。提起她，大家并不陌生，当年她搀扶着年老体衰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镜头，频频出现在电影电视里，引起多少人的羡慕，其知名程度绝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们。
岁月流逝了二十多年，现在铁道部工作的张玉凤已经不再年轻。在几经风雨洗礼，跌宕起伏后，她越加沉稳，也很谨慎。但她款款温馨和高雅文静的神态没有随着岁月流走，仍然是风度翩翩。
女记者和张玉凤寒暄了几句，便开始采访：
"张玉凤同志，请您谈谈，是怎样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
张玉凤点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我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是有一段过程的。1960年，我才17岁，调到专列上工作。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是随毛泽东去广州制定农业60条。我们专列在广州停留了好几个月，一直等候毛泽东返回北京。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谁乘坐的专列，有纪律规定，是不可以到处打听的。专列有12节车厢，毛主席活动的也只有几节车厢，我们虽然在专列上工作，但不是随便就能见到毛主席的。专列回北京的时候，在一个站台停留，毛泽东下火车，在站台上散步，我们才知道这是主席乘坐的专列。后来我又调到主席乘坐的车厢工作。就经常能见到主席了。几年后，也就是1970年初，我调到中南海，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开始是服务人员，1974年被任命为机要秘书。"
"您第一次见到主席和以后到他身边工作，感觉上有没有变化？比如以前是用崇敬的眼光看他，以后是不是还用这种眼光看他？"
张玉凤微微一笑，说："你的问题又进了一步。这个问题得从我小时候谈起。我的老家在东北，比较偏僻，教育也落后。我上小学时，就从书本的第一页认识了毛主席，认识了天安门，老师指着天安门中间的位置告诉我们，这是毛主席站立的地方。那一刻，毛主席就站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第一次看见他，我是十分激动的，虽然不像红卫兵那样热泪满面，但是觉得心在突突地跳，好厉害。主席走过来和我们一握手，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也忘了问声好。毛主席确实像电影和照片上那样，高大、和蔼，走路时步子快，让人觉得他身体很好。以后我到主席身边，他已经是快80岁的老人了，而且在1970年以后，他的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
"发。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
"主席一辈子爱看书，是这样吗？主要都读什么书？听说爱躺在床上看？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是这样吗？"
"手不释卷这个词用得好，用在主席身上很恰当。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看不清，却不肯戴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听说主席晚年还学习外语，而且口语还不错？"
"是这样的。主席生病以后还坚持学习外语。我不懂英语，他和外宾用英语交谈，我在一边也听不懂。不过听翻译说，主席的英语口语还是不错的。"
"毛主席是怎样对待死亡这个话题的？"张玉凤说："毛主席是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林彪事件对毛主席健康有影响吗？生病后又是怎样对待死亡这个话题的？他和平常人一样感到恐惧吗？"
"毛主席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说的这个唯物主义，是真正彻底的，不是做做样子，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毛主席从来不回避死亡这个话题，直到逝世那一刻都保持自若的安详神态。
"林彪事件"对他的身体是有影响的，但是，对毛主席的精神打击是在林彪叛逃之前。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矛盾已经激化，他那时就开始承受精神上的打击。林彪逃跑后，主席就大病一场。所以林彪叛逃对主席的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
"有一次，我们听见主席又说起'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民谚，心里就难受。我们安慰主席：'主席，您的身体底子好，有病好好治疗，会好的。'主席反而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违背自然规律，有生就有死，人都是要死的，不死才是屁话！'大家都知道，建国初期，主席就提倡中央领导人死后火化，并且带头第一个在火化的决议书上签名。"
"主席也吃滋补药品吗？"
"主席历来不相信吃药能治百病。他相信人要锻炼，食五谷，身体才会强壮。他经常有意多吃粗粮，比如玉米、红薯等食物。主席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比如面食，他最不喜欢。我们老家，过年就爱吃饺子。主席就不理解，饺子有什么好吃的？哪怕喝稀粥，也不吃面食。"
女记者这时笑出了声，"和我一样，我最怕吃面食。"
"主席到身体实在不行的时候，才接受医生的意见，吃一些西洋参、蜂王浆之类的补药。"
"唐山大地震，主席已经进入到生命最后的岁月，他的神志还清楚吗？知道唐山发生地震吗？"
"1976年是我们国家的灾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那天半夜两点，地震波及北京。主席在6月因心肌梗塞已经抢救了一次，到了7月病情才稍稍平稳了些。他的卧室太小，医疗器材放不下，医护人员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将主席的大床搬进书房里，就是人们常看见主席会见客人的地方。地震发生后，主席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我们正在睡觉，震醒后，起身就往书房跑，怕掉东西砸到主席。我们见主席床上没有遮挡，这时地震还在继续，房子摇晃得很厉害。主席住的是平房，旁边就是游泳池，因为空旷，感觉很明显。我们就用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
"你们是置自己生死不顾了？"
"那时想不了那么多啦！天亮后，我们又将主席搬到旁边防震的房子里。几天后，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在新华社的内参上，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重病之后，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了。以前光是眼睛看不见，我们念文件给他听，1975年夏天一只眼睛动了手术，戴上眼镜能看见字迹了，可是耳朵又聋了。"
"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去唐山灾区慰问，主席知道吗？"
"知道。是他看了报告后，亲自圈阅的。"
一个半小时，她们的访谈结束。最后，女记者非常动情地说："我代表全国的观众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敬爱的领袖所做的服务工作，也感谢你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张玉凤说："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是你在主席身边，也会忠于职守、尽责尽力的。最后我想说一句：主席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学习的一生，坚强的一生，不考虑个人的一生！"
一张毛主席与尼克松以茶代酒"碰杯"的照片打开了红墙摄影师记忆的闸门。他记得邓小平"解放"后第一次到主席书房的情景，主席笑眯眯地望着小平
凡是《中华儿女》杂志忠实的读者一定记得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的故事，现在和女记者对面相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摄影大师杜修贤本人。
他们面前放着一本毛泽东主席的大型画册。女记者机灵活跃的模样以及白皙的肤色正好和杜修贤不动声色及皮肤黝黑形成强烈对比。摄影灯下，一个充满青春活力，一个则经历坎坷沧桑，一老一少，一男一女，边翻动画册，边侃侃而谈。
女记者面对摄像机向观众一一介绍杜修贤那一连串光辉的职务后，笑问道："您那时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的组长，管电影电视摄影，职权是很大的，可一听组长还以为是个学习班长，小职务呢。"
杜修贤恢复了他的幽默："文革小组大不大？陈伯达不也是个组长吗？"
如果不是正在录音采访，旁边的人都差点笑出声，那个阴阳颠倒的年代，部委办的职务全部取消了，从中央到地方一律统称小组，组长遍地。
女记者问："您是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又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的专职摄影记者。在您的感觉里，毛泽东是不是不喜欢摄影？"
"我是1970年担任毛主席摄影记者的，从1960年起，我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师。在负责毛主席外事摄影时也同时负责周总理的摄影采访工作。来到主席身边，正是主席开始衰老、多病的时候，拍摄比较困难。毛主席不喜欢面对闪光的摄影灯，特别是情绪不好的时候，见我们记者在他书房里拍摄会见外宾的场景，就生气地挥动大手叫我们走。没有办法，只好赶快走啦。"
"为主席摄影，一定责任重。你们感到有压力吗？"
"那还用说？特别是主席审看了他的画册照片后，就是这本画册。他提出新闻摄影要生动，不能是老一套。这以后再拍他的新闻照片就要送他亲自审阅了。"
"主席晚年会见外宾比较多，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您觉得是这样吗？"
"是这样。1972年以后，中国先向美国打开大门，迎接美国总统来华访问。又在同年和日本建交。记得主席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有个小插曲，可以说是主席幽默和潇洒的见证。我在拍摄他们会谈时，突然发现主席端起茶杯，往高里举了举，示意尼克松也举起茶杯，尼克松稍稍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主席的意思，也学着他的模样，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他们以茶代酒，兴高采烈地碰了杯，这个画面非常有意思。"
"这张是主席和邓小平握手，主席很高兴。是哪一年拍摄的？"
"这是1974年4月照的。是邓小平解放出来工作以后，第一次到主席的书房。主席见了他非常高兴，这个神情你也看到了。以后周总理住院，都是邓小平陪同外宾来主席这里，主席总是笑眯眯地望着邓小平，他心里是很高兴的。"
女记者和摄影师一问一答，笑声不断，特别是在翻看画册的时候，话题更多。采访结束时，女记者精彩的采访已经征服了有近50年摄影生涯的老记者，杜修贤最后握着女记者的手，用赞赏的口气说："你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
"我给主席理发从来不用吹风。你们信不信？这不是吹牛。"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拒绝服务员擦汗。游泳池边，主席挥动大手像赶鸭子一样把大家往水里赶
周福明是毛泽东身边的老工作人员，从1960年就跟着主席，整整16年。
周福明和毛泽东相识的缘分还是从理发开始的。周福明是扬州人，自古扬州的"三把刀"闻名于世：一厨刀、二剪刀、三理发刀。周福明带着扬州地灵人杰的独特手艺，20岁出头就已经是杭州小有名气的理发师傅了。
1959年12月，毛泽东到杭州视察工作，正巧赶上66岁寿辰。周福明便被派去给主席理发，他不愧是杭州的一块牌子，第一次给主席理发，就给主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已经60多岁的周福明面对女记者的话筒，好像打开了话匣子："主席觉得我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我多大？24岁嘛。年轻？那时候有成绩的年纪都比较轻。在主席走后不久，也就是1960年初，办公厅来了同志到杭州，问我愿不愿意到北京。北京是大城市，我当然愿意去。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是到主席身边工作。我当时又是紧张又是激动。第一次给主席理发倒没有紧张，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倒是紧张起来，生怕服务不好，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希望。
"主席平时在家办公，对穿戴也没有特殊的要求，我的工作也很轻闲。不久，主席就和我说：'我理发不多，一星期不过两次，你年纪轻轻应该多做点工作，也好锻炼锻炼自己。跟着卫士长值值班，做点管理工作。你看行不行？'因为我刚到主席身边的时候，主席就跟我说过：'你到我这里就要听我的。'意思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主席这么一说，我当然服从，马上就跟着卫士长学习值班。当时在主席身边有好几个老卫士，他们都没有提拔。主席心里清楚，在他身边工作，提拔得慢，工作也单调，和社会接触少，年纪轻轻经受的锻炼就少，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所以他不主张卫士们在他身边守到老。1962年我开始独立值班，老卫士们陆续退伍，有的走上社会去经风雨见世面，有的走进学校学习知识。
"毛泽东绝对不是一般人！比方说，毛泽东读书，他读书的毅力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别人或许今天读书，明天又去干别的，主席休息就是读书，他几乎是天天读书，一本接着一本地读，好像没有终止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首先要带的就是书。"
周福明是个豪爽朴实的人，他对主席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去世后，他没有离开中南海，至今还忠诚地守护着毛泽东的故居--丰泽园。
"我给主席理发从来不用吹风。你们不信？这不是吹牛。主席的头发比较硬，睡觉起来头发就乱了，用主席自己的话说：怒发冲冠。我就给他用热毛巾敷，然后再用篦子反复篦，直到头发顺溜溜。你们看到照片上的主席，那头发理得怎么样？"周福明由衷地表达了因为在那个年代承担了特殊使命的自豪。
"主席一般不发脾气。不过你别惹到他，惹了他，那发脾气可是厉害。"周福明认真地对女记者说。
"记得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天气比较热，太阳也厉害。主席站了一会儿就出汗了，额头上、脖子上都有汗。我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别人就推我，说主席脸上有汗，快去擦擦。我就拿着毛巾上前想给主席擦，还没有走到跟前，主席就生气了，用手使劲把我扒拉开，意思说在公开场合，别人出汗都没有人擦，主席就该特殊了？我被主席扒拉开，知道主席发火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平时很少惹主席发火的。主席就这一下已经够我受的，哪里还敢再违背他的意志？只好眼睁睁地见他在太阳底下晒得汗流满面，也不能上前为他擦汗。事后，主席也没有再批评我，以后在公开场合，我就非常注意了，不敢再冒冒失失地为主席服务了。"
"主席爱游泳，平时在中南海也游泳吗？"
"主席泳游得可好啦！60年代几乎天天游泳，一般都是下午3点下水，游半小时。在家时他去中南海游泳池游，中南海游泳池是开放的，中南海工作人员也是到这个游泳池游泳，有时碰到主席去游泳，大家有礼貌地让主席先下水。主席一见大家坐在池子边上，不高兴了，'怎么我一来，你们都上来了？下去下去都下去！'主席挥动大手把大家往水里赶，大家被主席逗得直乐，稀里哗啦往水里跳。主席见人都下去了，这才满意，慢慢下水游了起来。"
"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女记者开心地连连叫道。
"主席对我们工作人员非常关心。举一个例子，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比较紧张，照顾不了家。结果我的二孩子得了败血症，住进了医院。主席知道了，马上叫我回家照顾孩子，后来又派人给我送来500元，说是给孩子治病用。我接过钱，泪水就不住地往下淌，500元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真是救命的钱哪！孩子的病治好了。这命是医生救的，是主席给的。至今想起我都忍不住想落泪。"周福明的眼眶红了，哽咽着快说不下去了。"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几乎都用过主席的钱，有多有少。"
"主席去世已经27年了，可是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看见有主席身影的电影电视，一看见，就要流泪，我太想念他老人家了。他对我们太亲了，比亲人还亲！我这一辈子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结束采访时周福明已是泪水涟涟，不再年轻的脸上写着他无限的思念和对以前岁月的向往。如果有人告诉他，毛泽东早已逝去了，不要再激动了，他表面点头，内心一定会说，主席在别人眼里是永远地走了，在我心里却是永远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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