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来，南京一下子陷入一片不安和激动之中，政府方面，自己连自己也无法予以控制。许多人呐喊着要采取激烈行动，要进军陕西，炸平西安，攻击张学良的部队。也有人抱怨，委员长不该只带很少一些卫士去西安，去跟张学良商谈西北的防务问题。西安方面的谣言连连传来，有的说委员长半死不活，一条腿报销了，有的说曾扩情的皮己被活剥，张钉在西安东门的城楼上……于是，南京城的情绪益发显得无可收拾。
“双十二”之夜，外面发疯似地抓“人质”，寻“抵押”，里面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他们只接到张、杨联名与西北将领及中央被扣要员共十八人的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别的情况全坠在五里雾中，争争吵吵，各执一是，形成两种决见：一部分说是要出兵讨逆；一部分说是要设法安抚，切不可用兵。直闹到凌晨三时，才定下一个剿抚兼施的方案：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张钫为陕甘宣抚专使前往西安。
蒋介石被扣，何应钦这个军政部部长就势揽住国民党军事大权，有恃无恐，野心勃勃地拨起个人的“算盘”来了。他的主张是不惜玉石俱焚，坚决“明令讨伐。”命令二十个师的中央大军，沿河南、陕西边境向前推进，同时命令集中在洛阳的轰炸机，飞往西安及张、杨部队所在地的上空示威。豫陕境内，战云密布，形势急趋紧张。何应钦想得很妙，经过“讨伐”救出委员长，他何应钦是“救蒋第一功”；倘是因轰炸西安而葬送了委员长，他何应钦是“继蒋第一人”，自然他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了。为此，何应钦的兴奋达到了极点，进行各方面军事部署，三天三夜不曾合眼。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叶楚伧一伙，积极支持何应钦出兵“讨逆”。
冯玉祥与蒋介石、何应钦面和心不和，他眼看着何应钦趁机捞走了军事大权，对何应钦是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背地里说道：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儿！13日张、杨二将军给冯玉祥发来一封电报：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何应钦抓住这个电报，借口冯玉祥与张、杨有所勾结，想寻个机会把冯玉祥逮捕干掉。冯玉祥所住的头条巷附近，很快出现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角色，何应钦显然是有所布置了。
宋公馆。
一位雍容华贵的少妇坐在沙发上逗着一条惹人喜爱的长毛狗。“铃……”
少妇微皱一下眉头，似乎很不高头这声音打破了这片宁静。
“喂？”“是我。”“什么？委员长被扣西安？！”
少妇的脸霎那间变得惨白。
不用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她，就是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生长在上海一个教养良好的基督教家庭，九岁时便被送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麦康城接受教育，从马萨诸塞州和卫理女子大学毕业时，名列第一。她头后梳一小髻，旗袍巾身，衣著适体，平时遇人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可亲，言谈委婉适度，从不颐指气使，骄矜盛气。有许多场合，她运用柔和的影响力，使蒋介石某些严酷苛刻的决定有所移易。
但今天，面对夫君的被扣，这位平时平和自信的妇人却失态了。
小狗讨好地来舔女主人的手，却挨了一巴掌，马上躺到了一边，它也瞅出了主人一定有什么重大的心事了。
此时的宋美龄，欲哭无泪，她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个事实。这使她突然想起了12月12日晚，那种令人窒息的痛苦感。这种感觉她并不陌生。
那是一九三0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婚纪念日到来的前几天。那时，他们住在南京。每逢结婚纪念日，他们都要庆贺一番。这次，蒋介石提议到对岩的乡下渡假，宋美龄很高兴地答应了。她也很想去一个幽静的地方换换口味。可是临行前，不知道为什么她心中有些不安。许多年以后，她还为此大惑不解。
“我不想去乡下了。”她说
“为什么？”蒋介石有些诧异。
“我感到还是呆在家里好。”
“当然，你不乐意的话，我们也可以不去。”蒋介石说。
原定动身的那天晚上，宋美龄睡不着。蒋介石会见几个客人，而且没完没了。这让她很为沮丧。
“为什么要这么不安呢……要出事了，一定要出什么事了……”
这位信奉基督的夫人很相信她的预感。她相信她的不安是一种不祥之兆。
她是在朦胧中入睡的。蒋介石会完客已是夜半，她进卧室的时候，宋美龄正从一个可怕的梦中惊醒过来。她梦见一条河中间有一块大石头突然炸开，石块变成了鲜血，把河水染得通红。
第二天凌晨，他们得到一个消息：一位姓石的将军倒戈，部队正在江对岸折腾，而那儿正是他们准备度假的地方！
这件事对宋美龄的印象太深刻了。如果没有那种神秘的预感，如果真去了江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想到这里，宋美龄很是懊悔和内疚。近年来，蒋介石出巡各省，宋美龄必定相随，而这一次偏偏没去西安却到了上海，也就偏偏出了事。
万一蒋介石被杀……宋美龄不禁有些紧张。手心里渗出几滴细汗。
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给她的哥哥宋子文挂了电话。
这时，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已传遍了上海，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宋氏家庭的人闻讯纷纷来到孔家公寓，公寓里笼罩着恐怖和不安的气氛。谁也不知道真情实况，谁也拿不出主意。宋氏家庭的人恐慌到如此地步，南京就更不知道成了什么样子了。宋美龄心中不禁万分焦急。她突然意识到作为第一夫人的她对目前的这种局势的意义。在国民党内部，也许只有她有力量来扭转局面，使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营救蒋介石，这是唯一的目的。所以，她决定即刻回南京，另外，派一个人先去西安见张学良，了解事变的真相。
在去西安的人选问题上，宋氏兄妹动了一番脑筋，第一个想起的是澳大利亚人端纳。1936年，端纳已五十一岁。他曾是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辛亥革命初来到中国，曾在孙中山和张作霖之间起过桥梁作用，曾经是张学良的顾问，1933年陪同张学良赴欧考察。1934年张学良回国，端纳又当了蒋介石、宋美龄的顾问。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官场泡了二三十年，蒋介石、张学良都尊敬他，信赖他。当宋氏兄妹救他之时，端纳出于道义和友情，慨然允诺。
确定端纳之后，宋美龄很快又物色个上校军官，励志社部干事黄仁霖。
黄仁霖与张学良同龄。张学良幼年时代在东北铁路沿线一个叫“泗水场”的城镇长大的，那时节，黄仁霖之父是“泗水场”的铁路站长。自从张学良当上副司令以后，黄仁霖、张学良在南京常常见面，动不动在一起骑马、打网球，上紫金山游乐。宋美龄偶尔听人传说他二人的友谊非同一般，于是就想起了这个黄仁霖。
宋美龄立即召见黄仁霖。黄仁霖突然从夫人口中听到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立时呆了。宋美龄泪光盈盈，黄仁霖不知用什么话安慰她才好。
“我愿意为委座赴汤蹈火。夫人有什么想法，只管吩咐好了。”
宋美龄揩了把眼泪，凤眼斜睁，挑战似地盯住黄仁霖：
“如果我要你到西安去看望委员长，你愿意吗？敢去吗？”
“当然，我愿意去！”
端纳、黄仁霖因为有条件取得双方的信任，便被定为前往西安的代表。孔祥熙院长特意嘱咐黄仁霖：
“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务必要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报告你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你的任务就是这一点，不多也不少，不轻也不重。只要委座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的。”
十二日晚上，宋美龄、孔祥熙和几个心腹坐上了由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车窗外，夜雾朦朦，繁星点点，车轮滚动。一站站灯火扑来，似流萤飞逝；流水纵横，一只只乌蓬般闪过，如夜鸟归巢。此时，中国正处于外患内乱之中，但丝毫不影响这江南水乡的优美之容，她坦卧在星空之下，在平匀地呼吸着。可是，宋美龄一行是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江南夜景的。她只有一个念头：赶回南京。赶回南京。
南京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西安事变引起了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每个人的大脑都在急速运转，并立即作出了反应。
十二日下午，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他的寓所邀请党政军首脑会晤，如何对待西安事变？即刻出现了讨伐叛逆和同意谈判、营救蒋介石两种意见。何应钦情绪激动，态度坚决：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大胆妄为羞党国，纲纪何在！不讨伐不足以雪耻，不足以振军威，不足以平举国之愤。何应钦的主张得到了戴季陶、吴雅晖等人的响应。而孙科、赵烈钧、冯玉祥等人担心蒋介石的安全，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付诸武力。
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正式讨论对策，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一声激烈交锋。冯玉祥、孙科等人情理并重，慷慨陈词：委员长在西安生死不明。张杨如真为抗日计而扣留委员长，就有说服的余地。不弄清情况而贸然动兵，势必内战蔓延，舆情先背，坐挫国力，损我而益外患，那才是国将不国，谈何国家纲纪！何应钦仍坚持己见，他一方面利用军政首脑们对蒋介石的感情，煽风点火，企图最大限度地激起他们对张杨的愤怒，让怒火烧毁理智，一方面，他又以维护党国尊严为名，主张以国家为重，不能过于顾及蒋公个人安危而置国家利益于脑后。何应钦急于跳墙，扩大事态，其祸心明眼人一听便知。当时，南京政府群龙无首，何应钦是军政部长，内战一直未平，对他将意味着什么，这很明显的。
宋美龄看出主战派的何应钦是关键人物，因此决定亲自和他谈谈。宋来到何的公寓。
“委员长生死不明，怎么能贸然动兵？”她单刀直入，冲着何应钦甩了过去。可没想到，何应钦根本不理她那一套。
“讨伐叛逆，以明纲纪，这是中常委的中政委的决议，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主意。”
“我对两会决议不满。”
“这只是个人的不满。”
看来，何应钦早有思想准备，不是一两句硬话就能奏效。宋美龄压住一腔愤懑，低头想了一阵，然后抬起头，放低声调，尽可能说得平和一些。她说：
“如果真动兵，后果就不堪设想，张杨就会不顾一切，加害于委员长。除了委员长外，没有别人可以领导全国。对西安动兵，势必酿成空前内战，民众遭殃，生灵涂炭，也会给日本进一步吞并中国造成良机。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怎么能不考虑后果呢？就是讨伐张杨，严明纲纪，也必须在委员长脱险之后，你说呢？”
何应钦脸色有些发红，他说：
“谁能证明委员长还活着？”
“所以，我己让端纳去西安了解真相。”
宋美龄的能言善辩，何应钦很清楚，他决不是她的对手，于是，他话题一转，拿出了绝招，他阴阳怪气地看着宋美龄，说：
“夫人就不怕人说闲话么？有人说夫人不顾国家利益而仅知道营救丈夫。”
宋美龄感到好象有人在她的脑后猛击了一下，嗓子发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脸色发白，手指嗦嗦打颤。她知道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无赖，一个无耻之辈，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尽管她气得心疼，却没再说什么，便离开了何家。
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那一套把戏，激恼了宋氏姐妹。他们一面与英、美大使馆紧急磋商，一面央请端纳飞往西安探明真相，同时孔祥熙又连忙给张学良发出电报，表示“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待奉商。尚希望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他们认为，必须用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营救委员长脱险。
第二天一大早，宋美龄驱车来到中央军校。她要以全国航空建设会秘书长的身份向这里的师生发表演讲。这不过是她旋风般的辩论和游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军校礼堂里坐无虚席。军校的师生可不是能经常见到第一夫人的，更不用说聆听她的讲演，加之她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宋美龄一站上讲台，就直奔主题，她说：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所发生的事件己为诸君所闻，它己严重地影响到目前的局势。如何对待这次事件，己为举世包括诸君各位所瞩目，因为稍有不慎，就将给国民政府以及中国的前途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有两种态度，诸君大概己知道一些。一种主张要对西安施以武力，名之曰讨伐叛逆，严明纲纪。一种主张和西安谈判，营救委员长脱险，再从长计议。我持后一种态度。现在的中国，是内忧外患的中国，是希望统一的中国，只要懂得这一点，就不能不拥护与西安和平谈判的主张。不明真相而动之以兵刃，势必使西安破釜沉舟，委员长性命难保则空前内战必起，给日本人的侵略造成良机。如此，国将不国，何以解内忧？何以排外患？何以言统一？何以正国家纲纪？或国家利益应重于个人之性命，或言美龄不过区区妇人，只知营救丈夫而己，试问，除委员长之外，可有人能领导今日之中国？蒋委员长是中国之委员长，举足轻重。委员长之生死，与国家存亡紧密相关，此理可昭明于天下，美龄之和平主张，何私之有？相反，我要郑重告之于诸君的是，就在我们政府内部，主张讨伐西安的那些要员之中，别有用心者大有人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借刀杀人，乘乱打劫！”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宋美龄口若悬河，声情并茂，真可谓，势如破竹刀子嘴，听来尽是金石声。全场无不屏声静息，双目如呆。宋美龄讲完之后，礼堂里竟是一片沉寂，随后，便响起一片暴风般的掌声。
除了到处游说，赢得社会上的理解和同情之外，宋美龄和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加紧活动，争取力量，其间多少风波，几度磨难，不待言表。
12月14日，当端纳、黄仁霖坐着一架三引擎的荣克飞机没入云层里之后，宋美龄回到了府第，她一手支额，陷入了既纷乱又清晰的回忆里：他（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倘若是落在共产党手中，即便活着，也与死了一样；若是被杨虎城所劫持，想重返南京，恐怕也是很难的；但假如掌握在张学良手中，那么他就很象是一个在急雨风暴中落水的人，浑身透湿，双手却还搂定着一块漂浮着的长长的木板……可张学良这个人，究竟是感情的成分重呢？还是理智的成分重？
作为夫人，不论是去四川，去云南，去贵州，去河南，包括去庐山训练团，宋美龄始终陪伴着蒋介石。上个月，蒋介石夫妇飞往昆明，陈布雷、端纳、张学良都随待在侧，在昆明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住了一个多月。将离昆明，计划下一步去西安时，张学良在闲谈中对宋美龄说道：“西北这个地方气候干燥，动不动风沙弥天，面对面看不清人。夫人你沿途劳顿，端纳先生也上了年纪，实在是太辛苦。再说委员长也喜欢轻装简从，很讨厌前呼后拥。西安是我的防区，我劝你们不必随同了，还是先回南京歇息歇息。你看如何？”
虽是闲话，却纯然是一片“好意”，于是宋美龄带了陈布雷、端纳和一大批侍从室家属，直接自昆明飞回了南京。也就是这一次，发生了“西安事变”。好一个难以琢磨的张学良，你这样巧为安排，究竟是有意呢还是无意？宋美龄越想越头疼，顺手拿起桌上的信稿，从头至尾重看了一遍：
夫君爱鉴：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样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敬祝
康健！
妻美龄
下午四时，这封信已经到了西安上空——一架飞机绕城盘旋。飞机上投下了一个掷信筒，内有一封给张学良的信：“端纳受蒋夫人委托，与黄仁霖前来拜见少帅，如同意接见，请立即派人在机场烧起几堆烟火为号，指示降落。”
西安机场上很快烧起了几堆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