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接触，延安方面已经认定赫尔利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物。他们觉得，如果通过赫尔利与美国方面取得联系，势必使美国政府也带上一种偏见来看待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大局出发，认为美国政府作出的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抗日的政策都是因为赫尔利进谗言而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让美国政府及其人民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
1月9日，中共绕过赫尔利，直接和罗斯福进行接触。中共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罗伊·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驻华美军司令部传递给华盛顿。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军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国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有必要，毛泽东、周恩来准备去华盛顿与罗斯福面谈。
1月22日，朱德总司令又致函魏德迈将军，要求美国借款两千万元，中共将用这笔款项策动南京伪军携带武器装备投诚，所借款项，中国将在战胜日本之后负责还清。
魏德迈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非作战军官，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远大抱负，却没有什么主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坦诚。不过，重庆的人们谈起他，并不是他美好的品德，也不是他卓越的指挥才能，而是他进行自行车表演的令人惊叹的技巧。他对蒋介石有着美好的印象。一次，他和包瑞德在蒋介石的公馆里住宿，半夜，这位委员长轻手轻脚地来查看他俩是否睡得好，并给睡觉不老实的魏德迈盖好了被子。魏德迈大为感动，认定蒋介石是一个关心民众冷暖的德高望重的领袖。魏德迈还是一个唯上司命令是从的人。他把中共要美军司令部转交信函的事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大为吃惊，马上致电罗斯福，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在中国事实上能够有统一的军事部队或有统一的政府以前，一切武装军阀、武装党徒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都必须没有例外地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管辖。虽然朱德将军所要求的这种财政援助，最后可能证明要来用以对抗日本的类似数量的军火接济，但是我坚决认为，这种援助等于在以武器供给共产党武装政党。因此，将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接受共产党的方案，或允许朱德将军的金钱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防止国民政府崩溃和支持蒋介石为政府主席及三军统帅的确定政策。”
可见，为了执行“只支持蒋介石”的方针，赫尔利己置抗日的利益于不顾了。为了不让同情中共的官员干扰他的“扶蒋”政策，赫尔利和魏德迈先后向使馆和美军司令部的官员训话，提醒他们，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以后所有工作人员不得私自与任何党派或部队商谈军援和经援问题。
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职人员和美军司令部的军官，尤其是迪克西使团的成员，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大多在中国有几年以上的训练，有广阔的交游，而且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们都非常熟悉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因此，他们能从抗日的利益出发，能正视中共是认真抗日的这一事实。胸襟窄小的赫尔利一接任大使，就把他们看成是史迪威留下的班子，称他们为“赤色分子”，他还严厉地警告在华的美国工作人员，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不管对与不对，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说这话时，他用手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有人犯的错误比这轻，都被我枪毙了。”后来，有些官员违反了他的训令，虽没有被枪毙，却被调离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延安方面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包瑞德的被撤。在包瑞德任迪克西使团团长的6个月中，延安的美军和中共相处得十分融洽。然而，从延安发回来的报告中，有相当多的是强调要和中共加强联系的话，这触怒了赫尔利。在赫尔利看来，同情和支持中共，就是与他、与美国政府对着干，当国内报纸有批判他的在华政策和行动的言论时，赫尔利认为这一定是迪克西发回了攻击他的报告。作为使团团长的包瑞德，当然逃不脱受罚。1月中旬，包瑞德突然被撤职。迪克西使团因此受到清洗。
所谓“迪克西使团”，是美国派往延安的观察团。实际上，美国政府想通过这种方式同共产党建立一种联系，从而进一步了解共产党人。最早提出这种想法的是史迪威手下的参谋戴维斯。他在1944年1月15日给史迪威的信中写道：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
1944年7月22日，美国观察小组正式组成，首批成员共八名，能干的包瑞德上校任团长。他们把观察小组取名为“迪克西使团”，是因为美国国内战争时，“迪克西”代表反叛的美国南部各州，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中国的反叛分子。
担任使团团长的包瑞德很早以前就是史迪威的部下。1937年7月日本人进占卢沟桥时，包瑞德在天津，在美军驻津部队中任陆军上尉，史迪威是他的营长。
包瑞德和史迪威的一个差别是，包瑞德不是西点军校出身。包瑞德长时期以来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同陆军的几乎每个正规军官是相同的：他希望在退役之前当上将军。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他得罪了赫尔利，把到手的将军头衔又给丢了。另一个愿望却是相当多的人不易理解的：他希望，不论什么时候退役，也不论自己的军衔是什么，他都要在中国度过余生。对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中文程度超过史迪威，也超过同时代的任何陆军军官。他能用中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长诗。
包瑞德在社交场合还有别的令人羡慕的几手。他能够口若悬河地说出许多令一般中国人都难以对答的冷僻的成语。抗战初期，他在桂林出席美国将军为中国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举行的宴会。张发奎的酒量大得惊人，他常常因此把同事灌得烂醉，而自己却安然无恙。这天晚上，张发奎故伎重演，命令手下的军官一个个向美国将军敬酒。包瑞德知道这位将军很善饮酒，于是，他机敏地站起身来，用中国成语说了一连串笑话，然后号召所有在座的外国人给张发奎敬酒。张发奎看见眼前站了五十多个外国人，都端着大酒杯，于是取消了给美国将军敬酒的命令。
尽管包瑞德精明能干，但他是史迪威手下的人，所以一直不讨蒋介石喜欢，而赫尔利也嫌他尽给自己招惹是非，一直找茬要治治他。12月中旬，包瑞德上校和威利斯·伯德中校去了一趟延安，商议如果美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空投伞兵，共产党能提供什么帮助。这意味着，包瑞德想让在华的美军与共产党并肩作战。而实际上，包瑞德是替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麦克卢尔前去探听共产党的虚实的。麦克卢尔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和魏德迈已经批准了在共产党地区空投伞兵的计划。出人意料的是，赫尔利说他根本不知道此事，他被人给涮了。于是包瑞德真正地被赫尔利涮了。这事发生之前不久，魏德迈已向陆军部建议提升他为准将，这一提升是他渴望已久的。当宋子文向赫尔利抱怨这两名美国军官背着大使在延安干的事情之后，赫尔利趁机将包瑞德的晋升给否掉了。于是，包瑞德便注定了一辈子只能当个校官，他后来被派到昆明作战去了。
这是赫尔利对史称“中国通”的驻华文武官员的第一次清洗。其代价之大是任何当事人都无法估量到的。
在美国国务院内，也有一部分官员与“中国通”的观点一样，中国科科长文森特在给国务卿的报告里写道：
美国对华政策，应分短期与长期。执行长期短期两项政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促进中国统一，但并不一定统一于蒋介石之下，就短期目的而言，蒋是能够使中国统一的唯一领袖，如不援助蒋，我们的短期目的将受干扰。但就长期目的而言，我们对蒋应保持弹性，使一切支持统一、民主与友谊的中国力量都能与我们合作，这关系到装备战后中国军队的工作。
这种见解在一个时期里被白宫采纳，被称之为“弹性政策”。“弹性政策”有关对华的短期目标表示要支持蒋介石，这与罗斯福、赫尔利的一贯政策是相一致的。但是它的长期目标“并不一定统一于蒋介石之下”以及实现短期目标时“应准备武装当地的中国军队”的打算，则是与“中国通”相一致的。而赫尔利则恰恰在这一点上同“中国通”产生激烈的冲突。
1944年国民党军队大溃败之后，“弹性政策”便失去了实现的基础。在魁北克会议上，气愤而又失望的罗斯福决定，放弃在中国海岸登陆的计划，也就是说用不着中国军队的陆地配合了，他们将依靠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来最后打败日本。因为这样，可以使美国少付出180万军队伤亡的代价。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失去了得到美国援助的机会。
当蒋介石获悉美国要求苏联出兵时，气得直骂：“该死的美国佬，要坏了我的大事了。”他当即叫李宗仁给罗斯福、魏德迈送去两份备忘录。在第一份备忘录中，他提出：“千万不要请苏联参战，”建议“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在第二份备忘录中，他更具体地提出：“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
情况再清楚不过了，蒋介石知道，苏联出兵东北，对迅速战胜日本是有利的。苏军打败日军后，也迟早要从东北撤兵。他担心的是，一旦苏军退出东北，很可能将东三省交给中共军队。
罗斯福对这一点早有考虑，他知道苏联军队占据整个东北是无法阻止的，关键是如何谋求苏军进入东北后也支持蒋介石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