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论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从道德理论的角度说，理是道德理性，欲是感性欲望。与义利关系联系起来看，理近于义，而欲与利相联，理欲之辨实际上是义利之辨的深化和发展。先秦儒家在讨论义利关系时，往往把利与欲并提，例如荀子曾提到了欲是否合于理义要求的问题，却没有把理和欲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来研究，理欲关系问题也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最先把理欲作为对立范畴提出的，是《礼记·乐记》的一段话：“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到宋代理学家把“天理”这一范畴作为宇宙的根本之后，理欲之辨就成为哲学和伦理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乐记》的这段话也就成为立论的基本依据，而在讨论中得到阐发、丰富和发展。宋明理学家们的基本观点几乎都是强调理欲的对立，认为欲为万恶之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至明末清初，以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思想家才纠正其偏弊，把理与欲统一起来，认为理在欲中，理就是欲发挥得恰到好处时的标准或尺度，因此应当以理导欲，达情遂欲。
综合各家各派的观点，我们将其中值得肯定的思想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欲过为私，纵欲成害；第二，欲不可去， 节之为善；第三，理欲相对，以理胜欲；第四，理在欲中，以理导欲；第五，体民之情，遂天下欲。
理欲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这种变化也反映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不同社会、不同的人们对欲有着不同的态度，由此也就有各种不同的理欲观。总之，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主张的绝欲去欲，违背了自然和社会规律，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明智的思想家们提倡的纵欲为害、节欲导欲为善的原则，具有较多的合理因素，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符合社会需要。而“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更是人类最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反映了人们的美好理想。今天我们立足于现代社会，对理欲关系自然需要有新的理解。禁欲决不可取；纵欲为害、节欲导欲为善的原则仍然应当坚持；不能提倡纵欲主义。当然，今天提倡的节欲、导欲，其实际内容又不同于古代。这方面，还需从实际出发进行一番创造活动，使传统伦理道德的合理成分得到继承和发展。
1欲过为私纵欲成害
“欲过为私，纵欲成害”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理欲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或者说是基本观点。明代吕坤说：“儒戒声色货利，释戒色香味声，道戒酒色财气，总归之无欲，此三氏所同也。” （《呻吟语·谈道篇》）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劝，却也道出了部分事实。远在先秦时期，道家最先对“欲”发难，他们认为嗜欲害性害身害国，提出“罪莫大于可欲”，“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墨家也认为“欲恶，伤生损寿”，要去欲而用仁义。儒家虽然不全面否定欲，却也认为多欲伤德，呼吁“养心莫善于寡欲”。秦汉以后，佛、道及宋明道学攻欲更烈，以人欲为万恶之源，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对欲的否定，既含有对统治者奢侈腐化的劝诫，又反映了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正当物质生活欲望的漠视和否定。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承认人欲的正当性，认为欲本身并不是恶，欲之过分放纵才会招致祸患。这些看法比较合理，具有进步意义。
指出纵欲的危害，告诫人们要区分物质生活欲望的合理与不合理，适度与不适度，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很有价值。
2欲不可去节之为善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绝欲”、“去欲”的主张，另一部分思想家却提出节欲、导欲的主张。节欲和导欲，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对欲要节制、引导，不可纵欲；另一方面，也承认欲的存在的必然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认为“欲不可去”。这种思想，从孔子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到荀子明确提出“欲不可去”，反对去欲，再到明末清初早期启蒙学者之强调欲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欲未可谓之恶，其为善为恶，系于有节无节尔”（罗钦顺：《困知记》卷上），“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逐步丰富的发展过程。
另外还有“寡欲”的主张。“寡欲”这个概念有些含糊，如果是指“节欲”而达到适度的寡，当然不错；但如果认为欲愈寡愈好，直至于无，就陷入了误区。荀子一般不笼统提寡欲而只提“节欲”，这种意见似乎更为准确合理。
3理欲相对以理胜欲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特别是儒家，把理与欲看成是绝对对立的，赞扬“理”而或多或少地否定“欲”，并且认为这是“君子”和“小人”人格对立的主要依据和表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乐论》）。“上达反（返）天理，下达循（殉）人欲”（张载：《正蒙·诚明》）。不仅如此，宋代以后，道学家们还认为，理与欲、天理和人欲如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炉，它们处于不停的斗争之中，此长彼消，彼长此消，甚至“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因此，无论做人还是为学，都要处处辨别天理和人欲，去除人欲，保存天理。“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传习录上》）这样才能超凡入圣。“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存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同上）
上迹各种理论，指出了人的欲望，特别是人的物质生活欲求与道德理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要求用道德理性去抑制那些过于膨胀的物欲。这有其合理性，可资借鉴。但是它过分夸大了这种矛盾，以至否定了物质生活欲望的合理性，则又是错误的。和“义利观”中的“重义不谋利”的观点一样，它受到了后来一些学者，特别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的批评。
4理在欲中以理导欲
“理在欲中，以理导欲”。这一思想纠正了宋明道学家把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贬低人的物质生活欲望的偏弊。指出对于人欲不能否定，也不能只是消极地阻遏防止，而是要积极引导，“因人所欲而以不禁禁之，制为礼乐，定为章程”（费密：《弘道书》卷上《统典论》）。“理在欲中，以理导欲”的思想，不但达到了古代中国关于理欲关系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导欲的思想，先秦时期荀子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语焉未详。与把天理和人欲截然对立的观点不同，胡宏首次提出理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朱熹也肯定了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二）。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进一步阐述了天理与人欲之间的联系，指出天理不能离欲而独立。如刘宗周、陈确等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陈确集·别集》卷五《无欲作圣辨》）。王夫之说，“万物之公欲”即“万物之公理” （《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别为体”（《周易内传》卷四上）。戴震则提出“理存乎欲”。把理欲关系问题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这些思想，批判了以往的禁欲主义和半禁欲主义，成为后来人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先声。
5体民之情遂天下欲
“体民之情，遂天下欲”的思想，与“义利论”中的“兴天下利，利济苍生”一样，也是中国古代伦理学说中最光辉的部分。在部分思想家眼里，它是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先秦时期的荀子基于“欲不可去”的认识，曾经提出以礼的调节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这种思想比较合理。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荀子的这种思想没有得到承认和发展。宋明以来的理学家们又把义理同情欲绝对对立起来，情欲几乎被完全否定。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那里，欲重新得到肯定，他们不仅指出理在欲中（见上节有关材料），而且指出，理的实质就在于“情之至于纤微无憾”，“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他们揭露了封建社会和道学家们“以理杀人”的本质，强烈要求人性解放。这些理论不但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在今天也仍然有积极意义。当然，这些看法仍然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看不到人的社会性。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无法以之苛求于数百年前的这些思想家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