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阿瑟·克拉克
给你这么一说，倒真有些怪，为什么凡是和教授作对的人到头来总是自己倒霉。不过，你说这话的意思似乎是教授一定采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这样对教授就有点不公道了。他可真是一位好心人。除非万不得已，他就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的。我倒不是说他软弱好欺，不好斗，但是他和别人斗起来总是光明磊落，绝不搞小动作，耍小手腕。你说的那件事也许是一个例外吧。不过你也应该承认罗德里克爵士实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我第一次遇见教授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剑桥大学，正在为使公司能继续偿付债款而艰苦奋斗。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一定也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脱离学术界而进入坎坷不平、风大浪险的工业界。但是有一次他曾跟我说，他现在很高兴，因为他生平第一次能真正施展自己全部的才智。我参加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仅刚够支付开销。我们经营的主要产品是哈维积分电路，就是那种小巧的电子计算器。这种计算器能够进行微分分析仪的一切运算，而成本仅为后者的1/10。它在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中销路一直稳定。对于教授来说，它至今仍然可以说是他的得意杰作。他不断加以改进，几周之内，经过他改良的15型新产品就能上市出售了。
不过，在那个时候，教授仅有两笔资产。首先，学术界对他是友好的。他们觉得他也许是疯了，但在私下，他们还是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他在卡文迪希学院的老同事们一直为他的产品叫好，帮他作广告，而教授则利用他这些旧关系一文钱不花，免费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第二笔资产是和他打交道的企业家们的思想观点。那些人认为，一个过去曾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对于企业界的种种诡谲狡诈的手段，肯定是一窍不通的，无知得像刚出娘胎的小毛娃娃。当然，这一点对于教授来说恰恰是正中下怀，他就希望他们这么看他。而有些可怜的傻瓜们至今还抱着这种可悲的观点不放。
罗德里克·范登爵士和教授就是为哈维积分电路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你也许没有见过哈维博士。他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人们心目中所想象的科学家的活典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是那一种应该锁在实验室里，每天有人通过窗洞给他喂饭吃的天才。罗德里克爵士利用哈维这样无依无靠的科学家，经营着一种蓬勃发展的事业。当他经营的大多数其他行业，由于国家控制而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他转而专门鼓励奇特的发明创造。1955年颁布的私人企业（限制）法就曾试图这么做过，不过这与罗德里克爵士心目中想的根本是两码事。罗德里克爵士首先竭力钻了免税条款的空子，逃避纳税；同时又通过攫取类似哈维这样傻乎乎的发明家的基本专利权，来控制工业界，使工业界成为他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曾经把罗德里克爵士称为拦劫科学家的强盗，这顶帽子对他实在再适合也没有了。
哈维把他的积分电路专利卖给我们后，就回他的私人实验室去了。我们只是在一年后才听到他的一些情况。那时他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能求重积分的绝妙的电路。教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这篇论文，而哈维当然也想不到去提这件事，因为他当时又在忙别的研究了。然而这一耽搁却坏了事。罗德里克爵士手下有一帮专事刺探消息的人，他出钱雇他们，专门让他们给他提供技术性的意见。这伙人中有一个用威吓利诱的手法让可怜的哈维把他新发明的电路全部卖给范登企业公司。
教授自然是气疯了。哈维本人也意识到干了蠢事，自己感到非常的悔恨。他答应今后没有和我们商量之前，跟谁也不签什么合同了。可是悔恨有什么用呢，电路已经落到罗德里克爵士手中。罗德里克爵士紧紧抓着他不择手段搞到的这个电路，等着我们自己乖乖找上门去求他，因为他知道我们别无他法。
我真希望我能参加教授与罗德里克爵士的那次会见。遗憾的是教授坚持由他自己一个人去。大约1小时以后，他回来了，看上去又激动又烦恼。罗德里克这个贪婪的老家伙对哈维的专利竟要价5000镑，而这差不多近乎我们那时的透支的数目。我们猜想教授和爵士分手时一定很欠礼节。事实是，他跟罗德里克爵士说叫他进地狱去，并且把他去地狱的大致安排也给他精细地描绘了一番。
教授消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我们就听到他的办公室里砰砰嘣嘣一阵响，接着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走出了办公室。
“这儿憋得慌，”他说，“我们到城外去吧，这儿西蒙斯小姐会照顾的，走吧！”
我们对教授的习惯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前我们曾认为他的这些脾气很古怪，可是现在我们熟悉多了。在某些关键时刻，干脆离开城市到乡间去一趟常常会有奇迹般的效果，可以补偿牺牲的办公时间而绰绰有余，何况这又是夏末的一个下午，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驾驶着那辆大型的阿尔维斯牌车——这是他惟一的一件豪华而又必要的私产——沿着新开的西部大公路驶去，一直开到城的尽头，然后打开直升飞机的发动机，爬到半空，这时机下纵横百英里的英国乡村尽收眼底。希思罗机场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见，一架300吨位的大班机正向着跑道降落。
“我们上哪儿去呀？”乔治·安德逊问道。当时他是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当中还有保尔·哈格利弗斯，你不会认识他的，因为几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时是生产工程师，而且是工程师中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不可，否则就无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么样？”我建议说。“那儿和那些人造卫星城不太一样，可以换换口味。”
就这样，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牛津，教授看到几座景色秀丽的山头，他就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我们的直升飞机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视一条长长的山谷，整个地方看上去就像从前某个大私人庄园里的一块地方，这时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从直升飞机机舱里爬了出来，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教授则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铺在草地上，蜷曲着身体躺在上面。
“到喝茶的时候叫醒我。”他说。5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我们几人轻声地聊了一会，不时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给闹醒了。他睡着时，脸部放松，显得出奇的年轻，可是人们很难料到面具后面正在琢磨着一二十个复杂的计划——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把罗德里克·范登搞垮。
后来我们大概都打瞌睡睡着了。那天下午四周静悄悄的，那些虫子也都热得叫不动了，周围的群山都被烤得闪烁发光，天气的闷热简直好像看得见、摸得着似的。
突然，我耳边似乎有一个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还继续躺了一会，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么东西那么闹。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一个个醒了过来。大家都很恼火地看看周围。
在两英里远的地方，就在山谷的另一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一个小村庄的上空飞来飞去。它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村民狂轰滥炸，只不过它扔的不是炸弹，而是竞选的宣传品。每隔几分钟一阵阵变幻不定的风把竞选演说刮到我们的耳朵里来。我们躺了一会儿，想判断出究竟是哪个党犯下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为扩音器只是一个劲儿地颂扬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选票，”保尔气乎乎地说。
“什么作风！这家伙肯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差一点就给安德逊扔过来的鞋击中。安德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
“也许是老百姓请他来演讲的。”我说。我知道这种说法也不怎么能使人信服，只不过想使大家平静下来罢了。
“我不信，”保尔说。“不过我所反对的是这种事情所涉及的原则。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让人不得安宁，简直是侵犯人权，就好像在空中写广告牌一样。”
“我并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财产，”乔治说，“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记不得这以后大家是怎么继续争论下去的，不过最后大家转而泛泛地讨论起令人讨厌的噪音问题，并特别讨论了斯努克斯先生的例子。保尔和乔治两人都心平静气地望着直升飞机。不一会乔治说：“我所希望的是，只要我愿意，我能随时竖起一座音障来。我一直认为塞缪尔·柏特勒发明的在帽子上弄两个护耳朵的帽瓣倒是一个好办法，只是效果可能会不太好。”
“我看在社交中还是有效的，”保尔回答说，”即使最惹人讨厌的唠叨鬼每一次走近你，你就装模作样地往耳朵里塞耳塞，那他也会有点泄气的。不过设音障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可惜要设音障必须消除空气，而消除空气却又不实际。”
教授一直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事实上他好像又睡着了。突然他打了个大呵欠，站了起来。
“该喝茶了，”他说，“上迈克斯店去吧。费雷德，这回该你掏腰包了。”
大约过去了一个月以后，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由于我是负责给他搞宣传和一般联络工作的，他通常总是把他的新想法先给我说说，看我是不是听得懂，是不是认为这些想法有用。哈格利弗斯和我常常努力让教授如脱缰野马似的思想能有所控制，使教授的所做所为切合实际。不过我们也并不总能说服他的。
教授先开口问：“费雷德，你还记得那天乔治说的音障这回事吧？”
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件事。“噢，有这回事，不过这种想法十分荒唐，你一定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吧？”
“嗯。关于波的干扰这方面你知道些什么？”
“知道得不多，你给说说吧。”
“假定有一列波，这儿是波峰，那儿是波谷，如此类推，然后以另一列波，加在前一列波上，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想这就要看你怎么加了。”
“对！假定把两列波合在一起，一列波的每一波谷和另一列波的每一波峰相合。”
“这样就全给抵销了，什么波也没了，我的上帝！”
“完全正确！假定我们有一个声源，在声源近处放上一个麦克风，把输出接到一个倒相放大器上，由它来带动扩音器，让输出振幅总是自动调节，与输入振幅相同，但相位不一，那么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这似乎不太合理……不过理论上说应该是没有声音了。这里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这只不过是反反馈的原理。这一原理在收音机上用了多年了，目的是消除你不需要的干扰。”
“这我知道，可是声音不像大海的波浪那样，它没有音峰、音谷，声音只是空气中一系列的压缩和膨胀，对吧？”
“是这样的，可是对这一原理毫无影响。”
“我还是不相信这能行得通。你一定在哪一点上没有……”
这时，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很怪很怪的事。我还在说着话，可是自己却听不见了。房间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一点声响。教授当着我的面拿起一个很重的压纸的东西，然后撒手让它掉在桌上，这块东西打在桌上又弹了起来，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接着他动了一下手，房间里又骤然充满了声音。
我沉重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简直不能相信！”
“太糟了，要不要再给你示范一次？”
“别，别了。真把我给吓坏了。你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教授咧嘴笑笑，拉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抽屉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组件。一看焊头和那些缠得乱七八糟的导线我就知道，这显然是教授自己手工做的。电路本身看起来很简单，设计没有现代收音机那么复杂。
“扩音器——如果你能把那个东西叫扩音器的话——现在放在那边窗帘的后面，不过完全可以把扩音器做的很小巧，甚至可以随手携带。”
“这个扩音器的扩音范围有多大呢？我是说，这该死的玩意儿总得有个限度吧！”
教授指了一下看来像通常调节音量控制的东西。
“我还没有作全面的试验，不过这一套东西可以加以调节，在半径为20英尺的范围内可以把一切声音全部吸收掉，20英尺以外，另外3英尺范围内声音能大大减少，再远的话就又恢复正常。只要加大功率，那么要在多大范围内消音都可以。这套东西只有3瓦的消音输出功率，所以特别响的音就消不掉，不过我想如果我需要的话，可以做一台新的装置，使阿尔伯特大厅什么都听不见——虽然我能把这套装置的消音功能扩展到韦姆伯莱体育馆。”
“好吧，现在你把这套东西弄出来了，那打算用来干什么呢？”
教授高兴地微微一笑。“这就是你的事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不懂实际的科学家。在我看来应该可以有很多用途。不过这事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想给人家来个出其不意。”
这种事我已习惯了，所以几天后就把教授要的报告给了他。我和哈格利弗斯讨论了实际生产方面的问题。看来制造这套设备似乎并不困难，所有部件都是标准化的，甚至放大器的抑制器只要你见过怎么做的也并不神秘。这一发明的种种用途也是不难想象的，我真兴奋得要忘乎所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装置算得上教授的最佳杰作了。我确信可以把这种东西搞成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教授认真细致地读了我的报告。他好像在一两点上有些猜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