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脍炙人口的《左公柳》曾经使左宗棠誉满大西北。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率兵侵入我国新疆，占领了喀什噶尔，并向南疆各地推进。他勾结沙俄和英国，指望依靠他们的支持，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从1871年起，沙俄侵略军以“代管”的名义占领我国伊犁地区长达十年之久。当时的清朝军队在新疆驻扎很少，对沙俄的挑衅无能为力。这时候，恰遇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镇压陕西和甘肃的回民起义而聚积了一支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于是，收复新疆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打仗时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左宗棠久历戎行，对此最有体会。他是平定关陇后，从潼关西进的。愈往西，战线愈长，军需愈困难。于是，他命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横穿陕西甘肃，再分两路进入新疆。此路大抵沿明清时的驿道而筑，并令三湘丁勇夹道种柳植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著名的“左公柳”。
左宗棠不仅会栽树，而且懂管理。他在书札中写道：“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可见他懂得“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仅在长武到会宁的300千米的驿道上，就裁树26.4万多株，并沿途张挂榜文，告诫人们“勿翦勿伐”，命令兵勇严加看管，因此，成活率颇高。
1878年腊月，杨昌濬受命帮办甘肃新疆军务来到兰州，第二年他前往肃州（今酒泉）大营报到，沿途看到杨柳夹道，绿树成阴，遂赋诗一首：“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左宗棠的这一功绩大加赞赏。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中国西北角》论及左宗棠时，也曾赞扬道：“他在西北的政治与兵略，现在暂不管它，单就他的道路政策，已经表示出极大的成就。他乘用兵陕甘新的机会，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里的宽敞大道，两旁边植杨柳，夏日杨柳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大观。”
“左公柳”的成功栽植，对于干旱缺少绿色的西北来说，的确难能可贵，左宗棠也赢得了难得的声誉。但是，他开创的植树局面终未贯彻到底。1881年，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后，一些无赖之徒就大肆盗伐“左公柳”，令人心寒。曾受左宗棠提携的杨昌濬继任陕甘总督后，命令各地补植杨柳榆，严令兵勇巡守，“左公柳”曾一度繁盛。但好景不长，杨昌濬去任后，到任的封疆大吏无暇顾及这些“小事”，“左公柳”被肆意砍伐，命运不济。
据有关资料记载：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赴任兰州，路过陕西长武，在烈日中享受“左公柳”的恩惠时，却发现已经被饥民砍伐过半，缺处已不胜烦热；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惨遭兵害，就是老弱病枝，也十里不见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同年末，《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率摄影旅行团，出平凉东关，到白水一带，尚能见到干粗两三围的“左公柳”；1943年春天，著名作家张恨水游历西北，进入甘肃后，发现沿途的“左公柳”早已被饥民砍伐大多半，所剩的也被剥光树皮，用以充饥了。张恨水感慨万分，欲哭无泪，写下了“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的词句，以表达心中的悲痛。
现今的“左公柳”已经所剩无几，但仍然坚守在大西北，静静地注视着世道的沧桑变迁，默默地忍受着心中难言的痛，如同当年的三湘丁勇，顽强地守卫着最后的阵地。据说，在1947年，安西县三道沟（疏勒河）尚有老一辈“左公柳”10棵，树上钉有木牌，楷书有“左文襄公手植树”，可惜如今已见不到“左公柳”的影子了。令人意外的是直到今天，酒泉公园里还有4棵“左公柳”，兰州五泉山等处依然可以看到“左公柳”的身影，也许它们已经成了最后的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