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列几个创作群体的一连串曲目只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交响乐创作的一小部分，由此即可看到交响乐创作的繁荣景象。这一阶段以1985年底——1986年的一系列个人交响作品音乐会为高潮，可以说初步呈现了交响乐创作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作曲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风格特征都得到了加强。
杜鸣心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对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管弦乐作品之一。作曲家着力于深入开掘旋律之美，突出了作品深刻的抒情性，旋律始终是作曲家表达情感、塑造形象的主要手段。例如第一乐章呈示部的主部主题具有明快活泼的性格，它令人想起江西“兴国山歌”的高亢、明朗的音调。衬托这一舒展的音乐主题的乐队背景，是一个快速流动的固定音型，在音阶调式上具有湖南民间音乐的特点。这部协奏曲的配器及和声语言也都服从于“抒情性”这一总的艺术风格。乐队与独奏小提琴处于一种互相衬托、互为补充的地位，配器上干净而简洁。和声语言上，采用了较多的复合和弦、平行和弦，更自由地采用加附加音的和弦，和声的色彩有了较丰富的变化，这就更能适于表现民族旋律的独特韵味。
杨立青的交响叙事诗《乌江恨》表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战”中项羽兵败乌江的历史故事，音乐主题取材于琵琶名曲《霸王卸甲》，同时也采用了古曲《十面埋伏》、《湘妃泪》等的音调素材。乐曲按照我国传统音乐多段体结构原则，基本保持了《霸王卸甲》的标题性结构和琵琶独奏部分的骨架，同时又加强了交响性展开，加重了作品悲剧性的气氛。《乌江恨》注重音乐形象和意境的刻画，在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巧方面比较审慎，作曲家比较注意发挥复调音乐多线条交织的丰富表现力，和声语言方面，采用了许多高叠和弦和复合功能和弦，并多处采用了多调性的结合。这些新手法与民族音乐语言融合得比较目然，在传统与新法之间找到了合适的交汇点。
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是对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反思。四个乐章，分别表现了人们对于“文革”的疑惑和愤怒，描绘了反动派趾高气扬的历史丑剧和乱世的喧嚣，表达了人们内心无言的痛苦与忧虑，刻画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表现“文革”这一怪诞的时代，朱践耳在《第一交响曲》中采用了“自由十二音”的现代作曲技法，引子的主题就是由十二音构成的，这是两个连续四度上行的冲击性音列，第三组音列是逆行的四度下行。这个表现愤怒呐喊和强烈抗议的主题，成为贯穿《第一交响曲》全曲的主要素材。这部作品还借鉴了其他许多现代作曲技法，如多调性、曲调变形、拼贴法、“斐波拉齐”数序控制的奏发展、自由演奏……由于作曲家借用这些手法都具有明确的表现目的和表情意义，因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交响曲》在表现“文革”内容时也存在着过分外在的缺点（如第二乐章对于“武斗”场面的摹描等），但它所具有的对于社会问题的忧郁的沉思和哲理的冥想，是当代交响乐作品中十分可贵的因素。
经过了1985-1986年的交响乐高潮之后，1987年以后的管弦乐创作在数量上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作曲家们普遍进入了一个思考、调整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受到当时物价上涨的震动，交响乐作曲家大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八十年代以前交响乐的试奏是免费的。1985年演出一场个人交响乐专场需要八千元左右人民币，1988年已涨到一万六千元，再加上宣传方面的巨大花销，这实在是作曲家（一般月工资都在100元左右）所难于负担的。青年作曲家们都采用“拉赞助”的办法，而拉赞助所花的时间，往往要数倍于创作交响乐的时间。许多作品写得匆忙、排练得粗糙，都与这不正常的“经济规律”有关。
在困难的条件下，作曲家们正在凝聚着创作的力量和感情。1987-1989年间管弦乐作品的数量虽不多，但艺术上却有提高。重要的作品有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1987年）、《第三交响曲》（1988年），杜鸣心的钢琴协奏曲《春之采》（1987年）、《长城交响曲》（1988年），钟信明的《第二交响曲——献给创造人类文明的开拓者》，郭祖荣的《bD调钢琴与乐队》（均1988年），以及谭盾、于京君等青年作曲家在国外所写的作品。在继续开拓之中，作曲家们正更多地从音乐的视角，来衡量、对待新奇的音响和千奇百怪的新技巧。
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是近年来比较有份量的作品。这部单乐章的交响曲表现了“文革”后期人们悲痛、愤怒的普遍情绪和奋起斗争的行动，因而它和作者的《第一交响曲》可以说是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姐妹篇”。《第二交响曲》仍采用“自由十二音”技法，运用了语气音调来表现人们悲愤的情绪，记谱上采用了没有固定音高的曲线记谱法。乐队中加入了一把锯琴，来表现人们的叹息和哭泣，造成了感人的艺术效果。《第二交响曲》着重写了“文革”后期人性的复归，它比《第一交响曲》显得更内在，因而也更动人。这里，新的手法体现出传统手法所难以达到的思想深度。
可以列入本章论述范围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朱践耳的唢呐协奏曲《天乐》（1989年完成）。由于唢呐的音色、音量、音准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个性，这使它与管弦乐队的结合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作曲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使独奏乐器和交响乐队各呈其能，都获得了戏剧性的展开。《天乐》将南、北唢呐的多种传统演奏技巧融汇起来，并作了重大的发展，它要求演奏家在不加键的传统唢呐上自如、准确地吹奏十二律中的各个音，自由、频繁地离调、转调。《天乐》既充满了民间风情，又体现出创新的意识。
总之，我国的交响音乐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许多创作上的“禁区”一下子被闯开了，从而迅速改变了我国音乐缓慢移动的步态。重要的探索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交响乐创作直接诉诸心灵。
与六七十年代的交响乐相比，八十年代的交响乐创作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轨迹，即由外向的音乐转为内心的音乐，由描绘的音乐变为抒情的音乐。这说明交响乐创作在向更深的层次上开掘。
第二，交响乐语言的普遍更新。
八十年代以来，交响乐创作中新手法的采用由少量的、片断的，迅速转为普遍的、整体的。旋律、和声、复调、曲式等方面的思维空间大大扩展了。并不是说传统的语言和手法都过时了，而是说语言和手法比传统的大大丰富了。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管弦乐的语言基本上是声乐化的思维，这几年的管弦乐创作，开始充分自觉地考虑发挥管弦乐队的特长了，但作曲家对驾驭它的无比丰富的表现力还缺乏充裕自如的能力。
第三，对“民族化”的新探讨。
我们以往的问题是对音乐“民族化”的理解过于狭隘，如片面、简单地认为民族风格仅仅是采用民间旋律的问题等等。新时期的音乐创作对于民族化的理解开始深化了，认识到民族化的根本问题是体现民族精神的问题，是通过作品对民族精神加以把握。民族化的思路拓展了，创作的路子也开阔了。交响乐创作既存在着“民族化”问题，也存在着“世界化”的问题。中国的交响乐作品不仅仅是为中国人写的，也应该是为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创作的。究竟如何在音乐的“民族化”和“世界化”这双向的运动中找到我们的合适位置，这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第四，强化音乐创作的主体意识。
以往，我们作曲家的主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压抑着的，作品中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真实灵魂。新时期的作曲家日益重视发现自我和通过自己心灵的观照来表现事物，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表达，管弦乐作品内容的朦胧性、多释性得到了确认，这对发展我国交响乐创作是很必要的。
八十年代的中国交响乐作为一个独特的发展时期，除了开拓、探索的意义之外，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例如，对于欧美现代音乐的美学观念和艺术形式存在着一定的盲目追随的现象；一些作品对新技法、新音响还缺乏消化吸收的过程；有些作品中无目的的不协和音的堆积形成了对听众的“噪音污染”；有些作品与听众间存在着太大的间距；有些作品的思想空洞，不知所云；新的雷同比比可见，等等。有些问题已形成了交响乐创作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小结
交响乐——这是音乐殿堂中巍峨的宫宇，是艺术群山中高耸的峰峦。它恢宏博大，气象万千，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音乐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当代交响音乐在艰难曲折中经历了四十个年头，已经形成了音乐观念上和创作技法上的自己的特点。我国的交响乐创作，是当代世界交响乐艺术总格局中的一个有特长、有个性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交响乐与欧美优秀的交响乐相比，差距主要不在于创作技巧方面，而在于深刻表现民族精神方面，在于深入掌握交响乐思维方面。
交响乐的美不同于其它音乐体裁，它是那种需要深入领会、细微品察的美，它面向具有一定音乐素养的耳朵。交响乐这个独立的、丰富的艺术系统在体裁和欣赏者方面至少包括这样三个层次：第一类是面向广大听众的通俗管弦乐作品，第二类是面向有较高修养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工作者的专业性较强的交响音乐，第三类是只有少数专门家能够鉴赏的实验性作品。这种类别之分仅仅是艺术形式、体裁的区分，并不是艺术水平的高下之分。在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始终强调的是交响乐的“群众化”，甚至片面地将“群众化”等同于简单化、公式化，当时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属于上述的前两种类型，而其中真正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作品也不多，第三类作品则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腐朽艺术”而遭到禁锢。八十年代以来的情况则相反，第三类作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第一、二类管弦乐的发展不够迅速。因而，交响音乐系统的“生态”不够平衡，出现了不能满足群众对于交响乐艺术欣赏的广泛要求的问题。这就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即交响音乐各个品种、类型需要全面发展，在此园地里真正做到“百花齐放”。
思想深度是我国器乐艺术的悠久传统，也是世界交响乐艺术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国当代交响乐创作应该面向社会，直面人生，关注人类的命运，开掘交响乐所载负的哲理意蕴，这无疑应当是中国作曲家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
中国的交响音乐作曲家应该深入开掘民族音乐的丰富库藏。当欧美的民间音乐被专业作曲家在数百年间挖掘殆尽而不得不另辟新径的时候，中国民间音乐的宝库的大门才刚刚开启。数不尽的动人旋律和奇异的调式、音阶，是中国作曲家得天独厚的无价之宝。交响音乐的“中国乐派”的确立，首先将以中国特有的音调，中国旋律所特有的风韵去吸引、征服世界的听众。我国当代成功的交响乐作品在世界上受到欢迎，获得成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的步子才刚刚迈开。我们应该拿出能够表现当代中国民族气质和音乐水准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的交响乐新作，以其独特的魅力出而参加世界交响乐的大合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