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分割封官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封官如同商品交换一样，“得一兔则饲以一鼠，得一狐则饲以一禽”，立小功封小官，立大山封大官；要把封官的过程拉得特别长，使臣下的官欲永远不会有满足感，这样他才会总有立功的动力。火箭式的封官办法是不可取的。
二是封官不只不能一步到位，而且最好永远不要到位。官做大了，立功进取的意志便懈怠了；一旦官做到了头，不但立功进取的意志消失，而且还可能滋生野心。从历史上看，那些官职到了头的人，如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最后都变成了篡权者。
贪功求利，乃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只有明白这一点并充分加以利用才能真正把握封官晋爵的玄机。
官职的设立，本来是为了治理国家，但许多精明的当权者却把它变成了笼络臣下，挟制部属的手段，或者是和部下搞某种交易的商品。
西晋初年，赵王司马伦篡夺了皇位，为了能使别人听他的，司马伦便利用窃取的权力，大行封赏，以向众大臣献媚讨好。他宣布，所有中外大臣，一律晋升一级官职，在朝中的大臣升两级，俸禄达到两千石以上的，都自动连升为关内侯。这样一来，朝中大臣一个个出将入相，位居高官要职，连奴仆兵卒也都加个爵位。那时武官的帽子都以貂尾作装饰物，由于封赏太滥，一时之间，朝廷库藏的貂尾不够用，不得不以狗尾来代管，当时有人讥笑说：“貂不足，狗尾续”，至今还留下了个“狗尾续貂”的成语。
司马伦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监封官职来笼络人心。可是，这并没帮他多大忙。他不久还是被人推翻，被逼服金屑酒而死。
人们常说：“论功行赏”，仿佛应该根据功劳的大小来决定所封官职的高低。但功劳这种东西，不是一种器具物体，很难测出谁大谁小。封赏部下，固然要照顾功劳的大小，但更主要的，还是要考虑到封官的终极目的——笼络人心。这是自古以来封官晋爵的一个基本原则。
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开始大封功臣，论功行赏，对于二十几个主要功臣早就决定封赏了，但对其他人则因评定太慢而迟迟未能决定。有一天，刘邦在走廊上忽然看到花园里聚集了好几个小集团，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似乎在商量什么事情。刘邦百思不解，于是回头询问张良是否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张良的回答吓了刘邦一大跳：“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们正在企图谋反”。刘邦赶紧问是什么原因。
张良回答说：“陛下原来只是一介庶民。因为有了他们效力才得到天下。然而陛下成为天子，却只有萧何那些一开始就得陛下欢心的大臣仍获得赏赐，而另一方面受到处罚的，仍是那些平常陛下不喜欢的人。现在虽然有专人负责评定功绩，但是合计一下封地，即使把全国的土地都封给功臣们，也是不够啊。他们害怕陛下不能让每个人都获得封地，或是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受到惩罚，所以才聚集到这里计划谋反”。
刘邦听后沉吟良久，又问：“那么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呢？”张良回答说：“是不是有一个陛下平日最讨厌的人，而大家又都心里知道呢？”刘邦回答：“雍齿这个人是我早就厌恶的，他最喜欢跟我作对，我早就想杀掉他，但是因为他功劳卓著，所以只好忍耐住。”张良说：“那么，请陛下赐雍齿封地，而且当众宣布吧！只要雍齿得到封地，大家自然会安静下来。”
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大开筵宴，封雍齿为侯，然后趁机告诉众人他已督促负责人尽快评定出每个人的功绩，请大家稍安勿躁。如此一来，将领们都停止喝酒，大声欢呼，并且交相耳语：“连雍齿都受封为侯了，我们一定也能很快受封”。人心浮动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
张良略施小计，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收眼了人心，稳定了大局。这种安一人而坚众心的权术，极受后世政客的欣赏。
厚待你的下属
天下许多坏事，都因为舍不得钱而发生，天下许多好事，都因为舍得钱而做成。有这么一幅漫画，一个脏主坐在家中分配小偷们偷来的珍宝，他将珍宝留下极小的一份给自己，其余按功分给众人，小偷们欢欣而去，再立新功。这位赃主深知合作之道。因为他笼络的小偷越多，他所得到的也将越来越多。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钱，说得古雅一点，便是利禄，这是官场上诸公追求的终极目的。自古以来，“升官”总是和“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高官必有厚禄。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亏待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的属下。可以说，优厚的薪俸，丰足的物质利益正是做官的诱人之处。自古以来，君臣之间乃是一种买卖关系：君主为了夺取和巩固其政权，不惜重金收买臣下的聪明才智；臣下为了得到功名利禄而不惜向君主出卖自己的才智。
因此，功名利绿也就成了联结君臣关系的重要纽带。所谓君臣之义、忠贞节操之类动人的言语都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已。
试想一下，如果“功高不赏”，只给官不给钱、人们自然也就失去了做官的兴趣。
战国时期，燕国发生内乱，国力凋敝，齐国乘虚而入打败了燕国，燕昭王继位后决心复仇，开始罗致人才，改革政治以使复兴国家。于是乎，他向燕国名士郭隗请教，怎样才能招致贤士以报齐国灭燕之仇。郭隗便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听说古代有个国君，愿花千金购买千里马。三年没有买到。这时宫中有个侍臣对国君说：‘请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找了三个月果然找到一匹千里马，可是那匹马已经死了。侍臣就用五百两黄金买下那匹马的骨头，回本报告君王。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的是活马，死马没什么用？白白花了五百两黄金’那个侍臣说：‘一匹死马还用五百两金子买来，何况活马呢？人们必定认为大王确定不惜重金买良马。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了。’
不到一年，果然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真要招致人才，就从我开始吧。象我这样的人还能受到您的重用，何况比我更有才干的呢？哪怕千里之外，他们也会来的！”
燕昭王采纳了郭隗的建议，专门为郭隗建造了一所宏大华丽的住宅并尊他为师，放下架子向郭隗学习。同时还在燕国都城之外筑起了一座高台，上面放了千两黄金，以招揽天下有才之人。此所谓“金台骏骨，以示招徕”。这一招果然奏效，造成了“士争凑燕”的局面。投奔而来的有魏国军事家乐毅、有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有纵横家苏泰等等，很快使燕国恢复了元气，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后来还雪了国耻，把齐国打得只剩下两座城。
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钱能使鬼推磨。古往今来，为官者往往不惜重金收买部下，以便达到个人目的。于是乎，各种名目繁多的赏赐便应运而生。翻开二十四史，君王赏赐部下的记载比比皆是。当然，任何人都不会无功受禄，上司自己掏腰包笼络部下必然是有求于对方。若是部下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或者不愿为其所用，那么上司就有可能想方设法让部下把吞下去的东西再吐出来。官场上人情冷暖由此可见一斑。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用和平方法解除了几位大将的兵机，并赏赐给他们大量的良田美宅供其享用。然而，事过之后，赵匡胤便有些后悔，心想：既然对方已经交出了兵权，再赏钱给他们岂不是毫无价值了吗？可是身为一国之君，又岂有言而无信的道理，天子“金口玉言”，说话不能不算数。于是。赵匡胤只好另打主意，想方设法让这些人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
不久，赵匡胤赏给每人一块地，让他们修建住宅，结果使每人都花费数万。住宅完工后，又赐他们宴席。石守信等人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宴会上，赵匡胤频频举杯向大家散酒，几位大将也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起来。直到深夜，一伙人喝得烂醉，赵匡胤才宣召每位大将都由一个子弟搀扶回家。宋太祖将众人送到大殿门前，对他们的子弟说：“你们的父亲都答应各自献给朝廷十万缗（一千钱为一缗）。”几个节度使醒来后，问怎么回来的，是否在皇上面前失礼了。他们的子弟告诉父亲许给朝廷十万缗，诸节度使虽然怀疑醉酒中是否真有此言，但这种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否则犯了欺君之罪就了不得了。于是，他们在第二天便进宫如数上缴了。
宋太祖的做法未免有些小家子气，但这在官场上也是司空见惯，大家都很实际。人一走茶就凉。失去了利用价值，也只好任人宰割了。
宋太祖虽然对已离职的官员苛刻至极，但对在任的文武官员却是出手大方。宋朝文武官员的待遇是历朝历代中最优厚的。首先是薪俸高，宰相每月薪俸是30万钱，在外地任节度使的月薪是40万钱，最低的县令，月薪3万。按当时粮价计算，宰相一月薪俸可买大米15万斤，县令的可买15万斤。这还不算，除了月薪之外，还有“职钱”，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岗位津贴。除此之外，还有按月供给的禄米，绫绢，茶酒厨料，柴薪炭盐、牲口饲料、米面肉类等等。这些官员每月仅现金一项收入，便高得惊人。
应该说，这个办法的确是很有作用，有宋一朝，文武官员待遇优厚、养尊处优，对皇权已构不成任何威胁了。这也许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官吏薪俸高固然会使文武官员贪财好利，便于皇帝驾驭，但也必然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导致“积贫积弱”的局面。
一碗水要端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十分微妙的。尤其是在有利害冲突的同事之间，如果双方都是年轻气盛，就很容易发生大大小小的纷争。
作为上司，如何调解下属之间发生的纠纷，实在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旦因公事变成私人恩怨，恐怕日后在工作上就会成为难解开的结。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其实在官场上，如果有人向你发一矢明箭，也足以叫你头痛的了。如果对下属间的矛盾处理不当的话，极有可能埋下一颗定时炸弹。比如，某个下属，平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对他印象平平。可就是他，在某一天意向你的顶头上司提出对你的不满，尤其是指你工作分配不均。
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于你平时对下属间的纠纷处置不当造成的。身为上司，经常都会遇到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公事、还包括一些私事，比如下属闹情绪、不和……，都需要你去调解记住，在调解这些问题时一定要公正，不偏不倚，碗水要端平。要学会“和稀泥”
，当个“好好先生”。没有必要去追查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些事情很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所要做的只是将事情冻结，告诉双方“一切到此为止”。同时你还必须指出问题所在，例如某人的态度要改善，某人应该事事以公事为重。
在召见闹过纷争的双方之后，请不要在任何人面前再提此事，只须留意下属的表现是否有改进。要是两人都很强硬，那么你再考虑将两人分开吧。
中国历代官场都流行窝里斗的陋习。同事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如果掌权者能够巧妙地加以利用和操纵，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便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能够控制住局势的掌权者，总是善于在派系林立、派系纷争的局面中寻求平衡，他往往以和事佬的姿态出现来调解矛盾，使对立双方都对自己感恩戴德，从而毫不费力地控制住下属，将下属玩弄手股掌之中。
山西军阀阎锡山就是一个精于此道的高手。阎锡山的统治之道，就像他的处世之道一样，以“中”为准则，人们称之为中庸统御术。
辛亥革命成功后，阎锡山当上了山西都督。当时山西军政府内的人员构成相当复杂，存在新旧两派，两派相互倾轧，相互排斥。
新派思想进步，多数人留过学，多是同盟会的成员，这些人为起义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革命成功，有一些人骄傲起来，甚至有人认为，革命成功了，就应该当官享乐。由于他们居功自傲、使旁人侧目。
旧派中老年人居多，多为科举出身或前清官吏，思想落后、保守，但这些人在山西的势力很大，其中有些人也同情革命。旧派认为山西不可缺少他们，他们在稳定人心，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秩序方面也有相当大的作用。
阎锡山本人属于新派，但他在两派斗争中，左右逢源，以公正的面目出现、经常充当和事佬，在两派之间调解矛盾，息事宁人。阎锡山在处理两派纠纷时，从“中”的立场出发，既照顾到新派的利益，又利用旧派。在旧派人物受到新派嘲弄时，总是阎锡山出面打圆场，作思想工作，化解矛盾。作为新派成员，阎锡山对旧派人物十分谦恭，一些重大问题都要先向他们请教。为拉拢旧派，他支持一部分旧派人物出任政府官员。这样一来，两派虽然矛盾很大，但对阎锡山这位“好好先生”均无怨言，心甘情愿地供其驱使。阎锡山的统御术的确团结了一大批人，这对山西政局的相对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阎锡山之所以能统治山西几十年，让部下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同他这一套统御部下的方法有很大关系。
深藏不露
无论何人，只要在社会上混过一段时间，便多多少少练就察颜观色的本事，他们会根据你的喜怒哀乐来调整和你相处的方式，并进而顺着你的喜怒哀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意志受到了别人的掌控。如果你的喜怒哀乐表达失当，有时会召来无端之祸。因此，高明的掌权者一般都不随便表现这些情绪，以免被人窥破弱点，予人以可乘之机。越是精于权术的人，城府便越深。
事实上，喜怒哀乐是人的基本情绪，这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人——心如止水，没有喜怒哀乐吧！如果有的话，只能是“植物人”。
没有喜怒哀乐，这种人其实蛮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对某件事的反应、对某个人的观感，让人面对他时，有不知如何应对的慌乱。
其实，没有喜怒哀乐的人并不存在，他们只是不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罢了。而在人际交往中，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把喜怒哀乐藏在口袋里，别轻易拿出来给别人看。
在官场上，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见解和喜怒哀乐，被称为“深藏不露”，这是上司用以控制下属的一种重要方法。聪明的当权者一般都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窥出自己的底细和实力，这样部下就难以钻空子了，就会对上司感到神秘莫测，就会产生畏惧感，也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上司如同在暗处，下属如同在明处，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唐代奸相李林甫，“口蜜腹剑”，惯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城府极深，具有笼络驾驭部下的过人本领。
唐玄宗宠信重用蕃将安禄山，此人大奸似忠，貌似粗犷，内有计谋。表面上给人一种憨厚忠直的印象，骨子里却狡诈多端。安禄山想方设法讨取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权位日高，架子也大了起来，渐渐不把朝臣们放在眼里。除了在玄宗面前假装恭敬顺以外，对其他人都傲慢无礼。这种情况早被李林甫看在眼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