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国外大多数学者，如美国的瓦尔希（M·Walsh）和威尔逊（A．Wilson），苏联的杰姆哈捷和勃列勤乃得（E．Bretschueid），法国的金奈尔（D．Genine），日本的志村乔和桥本实等，对茶树原产地的问题，都和我们持相同的“一元论”的论点。特别是志村和桥本两教授，根据其多年茶树育种，在作细胞染色体的比较观察的报告中，指明中国种和印度种染色体的数目都是相同的（2n＝30），在细胞遗传学上认为没有差异。桥本实教授又在外部形态学方面作了多次调查，从中国东部（台湾到海南岛），到泰国、缅甸和印度阿萨姆等地，1980年和1983、1984年又到我国云南、广西，湖南四川等地，发现虽然发生了连续性的变异，但不存在区别于中国种和印度种的界限。具体的例子是，即使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印度种，也有从叶形大的到叶形小的各种各样类型。再比较印度那卡型茶和野生于台湾山岳地带的中国台湾茶，以及缅甸的掸部种茶，在形态学上全部相似。以四川、云南为中心，从缅甸到阿萨姆，表现为大型化，正如日本向北推移逐渐趋于小型化的趋向一样。若从野生茶的分布来看，是沿着长江、珠江、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亲敦江、普拉马曹特拉河各大河流分布的。这些河流的上游全发源于云南、四川，从而推测茶的传播是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这就是茶树原产地在中国云南、四川地区的根据。
再以“茶”字的字源（见本节三）以及我国茶种和茶叶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详见本书第六讲）来看，都可说明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历史地位。虽然，在茶树原产地问题上还有人提出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争论，但茶树最早为中国人所发现，茶叶最先为中国人从药用变为饮用，茶树最早为中国人由野生变为园栽，茶叶和茶种最早由中国传播至世界各地，茶树原产地也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则是无容置疑的。至于茶树原产地究竟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更具体的什么地方，包括笔者在内的国内茶叶科技工作者和日本、印度、斯里兰卡、苏联等国的茶叶科技工作者，都在进行探讨和研究，将逐渐得到阐明。为了引起国内外茶业界对茶树原产地研究的重视，笔者正委托有关同志搜集国内外有关茶树原产地的论著和调查研究资料；汇编成册，以供参考。
四、茶树的形态特征
茶树是由根、茎、叶、花、果等器官所组成，器官由多种不同的组织构成，有一定的形态结构。《茶经》在描述茶树的形态特征时，都用了比拟的方法，说：“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并榈，茎如丁香，根如胡桃。”树、叶、花、实、茎，总称为茶树地上部；根系称为地下部，是茶树地下部分所有根的总体。在陆羽当时还没有植物学的情况下，直观地借用其它植物来描述茶树的各种形态特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茶树形态特征去识别茶树品种，可作为选育良种的株型指标，还可作为诊断茶树营养的标志。因此，了解、认识茶树的形态特征，是茶树栽培的基础，也是利用和改造茶树的科学依据。
茶树在长期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在系统发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形态特征。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大体上是这样的：茶树叶、果、花茎。
茎由种子胚芽和叶芽伸育而形成，是联接茶树各器官的部分，也是形成新的茎、叶，芽的部分。茶树的茎部一般分为主干、主轴、骨干枝。细枝，直到新梢。主干是区别茶树类型的依据，分枝以下部分称主干，分枝以上部分称主轴。由于主干的特征和分枝部位的高低不同，可将茶树树型分为乔木型、半乔木型和灌木型三种。树冠因分枝角度的不同，分为直立状、披针状和半披针状三种。分枝在自然生长状态下，有单轴分枝式和合轴分枝式两种。枝条是生长着叶子的茎，初期尚未木质化的枝条，称为新梢或嫩梢。新梢柔软，茎绿色，生有茸毛。
叶叶是茎尖的叶原基发育而来的，是进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的主要器官，也是种茶的收获对象。叶形有卵圆形、椭圆形、长椭圆形、倒卵形、圆形、披针形等。叶面有光晴、粗糙、平滑之分，叶表面通常有不同程度的隆起。叶质有厚薄、软硬之分。叶尖形状有长短、尖钝之分，分锐尖、钝尖、渐尖、圆尖等种。叶缘有锯齿，一般有16—32对；锯齿上有腺细胞，老叶脱落后留下褐色疤痕，叶脉网状，侧脉伸展至叶缘三分之二处向上弯曲呈弧形并与上方侧脉相连。叶片在茎上的着生状态分上斜、水平、下垂三种。叶片的大小以叶面积表示或以叶长乘叶宽表示。通常计算叶面积的简便方法是叶长×叶宽×0．7（系数），以平方厘米表示。茶树品种分为大叶种、中叶种、小叶种即以曲为依据。面积在28—50平方厘米之间或长为10—14厘米×宽4—5厘米，称大叶类；面积在15—28平方厘米之间或长7—10厘米×宽3—4厘米称中叶类，面积在15平方厘米以下或长7厘米以下×宽3厘米以下，称小叶类。
花茶花是茶树的生殖器官，由花萼、花冠、雄蕊、雌蕊等部分组成。花萼通常绿色，也有带红色的，外形近圆形，有5—7片，受精后萼片向内闭合而不脱落以起保护子房的作用。花冠白色，少数淡红色，由5—9片大小不一的花瓣组成，上部分离，下部联合，并与雄蕊外面的一轮花丝合生在一起，花谢时花冠与雄蕊一起脱落。雄蕊的数目很多，一般有200—300枚，雄蕊可分花丝和花药两部分，花药内可产生花粉粒。雌蕊由子房、花柱和柱头三部分组成，柱头是雌蕊顶端接受花粉的地方，柱头下边为柱状，叫花柱，花柱下边膨大部分是子房。
果实果实是茶树种子繁殖的器官。茶树果实为蒴果，由茶花受精至果实成熟，约需一年零四个月，这时，同时进行着花与果发育的两个过程，“带子怀胎”也是茶树的特征之一。成熟果实的果皮为棕褐色，外种皮栗壳色，内种皮浅棕色，种胚两侧连结二片乳白色的子叶。茶果形状视种子数目而异，每果一粒的略成圆形，两粒的呈肾形，粒数的多少足由于房室数和胚珠数及发育条件而定的。
根茶树根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固定植株，吸收土壤中水分和溶解在水中的营养物质，并将这些物质运输到地上部。茶子萌发时，胚根生长而成主根，主根上产生的各级大小分支，叫侧根。茶树幼年期因主根明显而发达，为直根系；而扦插繁殖的茶树，它的根系是从插枝基部发生的大量不定根逐步发育伸长而成，因此幼年时即为分枝根系。一般来说，直根系常垂直分布在较深的土层，侧根多水平分布在较浅的土层。茶树幼嫩细根的根尖上有许多根毛，依靠它吸收肥和水。幼嫩细根逐渐老化增粗，通常把直径在1毫米以下的根称为吸收根；直径在1—5毫米的称为输导根，直径5毫米以上的称为骨干侧根。了解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状态，对于确定农业技术措施有重要意义。
下面谈谈“树如瓜芦”的瓜芦。
瓜芦，又名皋芦，是分布于我国南方的一种叶大而味苦的树木。陆羽在《一之源》里用了瓜芦来描述茶树的形态特征，《一之源·注》还说“瓜芦木出广州，似茶，至苦涩”，指出瓜芦似茶而非茶。
瓜芦这一名称，首见于约成书于东汉年间的《桐君录》，东晋时代又出现了皋芦的名称（据明陈继儒《茶董补》引东晋裴渊《广州记》），南朝陈代沈怀远在《南越志》中，并指出了皋芦即是瓜芦，同时还说皋芦也叫作过罗、物罗。说苦簦就是皋芦的，则见于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又指出苦簦也称为苦丁，后来的我国地方志，还说苦丁即是苦登（见1947年《贵州通志》）；瓜芦这种树木，究竟是茶，还是似茶而非茶，自东汉以来，就有两种说法。说瓜芦似茶而非茶的，也首见于《桐君录》，陆羽在《七之事》中曾引用了《桐君录》中“似茗”的说法，说明《一之源·注》的说法可能来自《桐君录》。此外，前于陆羽的南朝陈代沈怀远，在所著的《南越志》中，也说它“叶似茗”；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叶状如茗”。说瓜芦就是茶的，如明陈继儒《茶董补》引东晋裴渊《广州记》说：“西平县出皋芦，茗之别名。”又如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说：“《广州记》曰：新平县出皋芦。皋芦，茗之别名也。”又如1938年第六版《植物学大辞典》，也明确认定皋芦是茶的一种。上引的各书中，无论说它是茶，还是似茶而非茶，但说它味苦涩，说它叶大，还说它产于我国南方，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得最为明确：“皋芦，叶状扣茗，而大如手掌，捼碎泡饮，最苦而色浊，风味比茶不及远矣，今广人用之，名曰苦登。”）在清代和民国的我国的地方志中，记载产有苦葵（有的简称为登）、苦芋、苦丁，亦即产有瓜芦（也就是产有皋芦）的地方，计有广东省的琼山县、万宁县、陵水县、河源县、龙川县、宝安县、南海县、潮安县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州县、宾阳县，贵州省的仁怀县和四川省的灌县、绵竹县及原属清代泸州的占宋县。但迄至1983年以前，于上述各省区中，并未发现有关产有瓜芦亦即皋芦的报道。
日本现在是仍存在皋芦种的。日本的桥本实教授对日本皋芦种曾作过多年研究，从他的论述来看，日本的皋芦种，是指从中国种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变异类型，它属于灌木型，叶面强度隆起，叶大而圆，它近似我国茶树品种中的佛手种，与我国的瓜芦亦即皋芦，并不是同一种树木。他为了寻求日本皋芦种的原种，曾几度来到我国，意欲找到我国现存的瓜芦树，并在来华期间，曾和日本的茶叶研究者到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进行访问，向该院陈兴琰教授等问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在哪些茶区有皋芦茶树；二是日本的皋芦茶是否即中国古文献中所指的皋芦茶或苦簦茶。陈兴琰教授等由于过去缺乏调查研究，未能作出明确的答复，同时，桥本实教授在几次访问时，也从未发现我国有瓜芦树存在。
1983年10—11月间：湖南农学院的陈兴琰教授、陈国本同志和广西农垦茶叶研究所的陈用同志，由于《广西日报》1981年11月和1983年5月两次刊登了关于在龙州、凭祥、武鸣、河池、大新等县发现产有苦丁茶的报道，为了解决我国现在究竟是否还有瓜芦的这个问题，特专程前往龙州县实地调查，并写出了《皋芦茶、苦葵茶的考证》一文。通过这次调查和研究、考证，他们得出的结果大致是：我国古文献中的皋芦茶或苦簦茶，并非山茶科植物，而是冬青科的大口卜冬青；苦丁茶有好几种，只有学名叫llexLatifoliaThunb或IlexmacrophyllaB1的大叶冬青才是占文献中所指的皋芦茶；日本的皋芦茶是山茶科茶属植物，中国古文献中的皋芦茶是冬青种植物，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除桥本实教授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外，广西农垦茶叶研究所等单位也正在对苦丁茶进行研究和繁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对我国瓜芦的有关问题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五、“茶”字的源出
“茶”字的来源，大都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茶”字。
“茶”字最早见于《诗经》，但《诗经》在不少诗篇中所说的“茶”并不是茶。晋代郭璞的《尔雅注》还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如栀子，冬生（常绿的意思），叶可煮作羹饮。”
我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是早已知道“茶”的（见前引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扬雄《方言》），发音为“荈诧”或“设”。秦汉以来，茶在由西南地区传播于广大汉民族居住地区时，因其味苦和发音近似“茶”字，“茶”即被用来以表达“茶”这种药物和饮料。
“荼”字的字音不止一个，其字义也不只一个。“荼”字被用来表达“茶”的含义，历时很久，后来才省了一笔，变为“茶”字。这种改变，据说是受了陆羽的《茶经》和卢仝的《茶歌》等的影响（见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同意这种说法的有明代的杨慎（见《丹铅杂录》）和清代的顾炎武（见《唐韵正》）。但此说与《茶经·注》的说法不符，这个注已清楚地说明了“茶”字的出处是《开元文字音义》。《开元文字音义》30卷，唐玄宗撰（《开元文字音义》已佚，幺宗曾自为此书作序，说这是一部与《说文》、《字林》相类似的字书，凡320部）。这就可知将“荼”字略去一笔，定为现在的“茶”字，是唐玄宗以御撰的形式定下来的。但在这个新文字刚刚开始使用时，新旧文字必然会通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且安史之乱以后，接着又是频年的藩镇割据的动乱时期，所以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
“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贞元十四年（798）刻茶宴字，皆作茶……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因此，当陆羽撰写《茶经》时，能在“祭”字仍为很多人所沿用的情况下，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能以广泛地流传开来，这不能下说是他的独具卓识的一个创举。以后，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音义专用的“茶”字，经过了大约八十年的时间，终于为广大人们所接受。
不过，将“荼”字减去一画，改成“茶”字，并即读成现在的“茶”音，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是，始于南朝梁代（502～557）以下。（见清顾炎武《求古录》）实则从读音来说，“荼”字在汉代已有与茶音相近的几字音，如《汉书·地理志》中茶陵的“茶”，颜师古注：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关于荼陵的问题，将在‘七之事’之述评中加以阐述）。所以《邛州先茶记》说颜师古“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
《茶经》还列举了唐以前有关“茶”的四个同义字：贾、蔎、茗、荈。但在唐代以前的占籍中，如《诗经》、《神农本草经》、《神农食经》等书，都记载有“荼”字，并且其中有的茶字，就指的是茶，由于陆羽在《茶经》中既已把茶字一律改为茶字，所以就没有把“茶”列入同义字之内。
“茶”字在中唐以后已被普遍采用，但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各异，茶字的发音差异也很大。以广东一省为例，广州附近的发音是“cha”，汕头附近的发音则是“te（tay）”。又如福建省，福州发音是“ta”，而厦门的发音近似汕头的“te”。长江流域及华北地区又有“chai”、“zhou”、“cha”等发音。至于兄弟民族地区，发音差别更大，如傣族叫“la”，瑶族、苗族叫“己呼”、“忌呼”，黔南苗族叫“chuta”，等等。
自我国茶叶输出到国外以后，世界各国也有了茶的译名，如日文的“cha”，印度文的“cha”，俄文的“qau”，都是来源于“茶”字原音。英文的“tee”；法文的“the”等，也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近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