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年青时，为报家国之仇，在博浪沙曾演出了一场一锤掷秦皇的雄浑壮举；过了不久，在下邳接受了黄石老人传授的《太公兵法》，经过不断的学习揣摩，熟悉兵法，谋略日益精辟。此后，作为刘邦的主要谋士，每每在关键时刻，经深谋远虑之后，高瞻远瞩地提出应对的策略，若是设计攻占秦都咸阳；设计让刘邦摆脱鸿门宴上即将加身的杀头之祸；设计火烧栈道；打破了刘邦欲分封六国后代的计划；在楚汉议和后，力主猛追穷寇，彻底消灭项羽；在汉得天下后，经权衡利弊，力主汉朝建都长安，并帮助了刘邦镇抚了众将，等等。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可算是盖世之功劳，缺少了其中任何的一件，刘邦能不能建立汉朝，就只能是一件十分不明朗之事。难怪宋朝的王安石对于张良，有此赞誉：“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留侯就是张良在刘邦分封功臣时自请的封号。在此之前，他已拒绝了势力范围更大的三万户封地。他非常熟悉并理解黄老之术的神髓，他也身体力行老子所讲的：“功遂，身退，天之道”的思想。因此，在汉朝的根基变得稳固之后，他就闭门不出，不食谷物，学仙道，用引退隐逸来表明了他功成不居、激流勇退的人生哲学。
即使这样，晚年的张良也不是完全不理会朝中的大事，只不过是以一种更超然的方式来参与其中罢了。最典型的事例是，为了保住太子刘盈不致于被刘邦废弃，他为吕后出谋划策，请出了当时著名的四个隐者——“商山四皓”，保住了太子的地位，使汉朝避免了一场宫廷内部的斗争，从而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引退隐逸作为个人的人生选择之一，原本应该是无可厚非的，而当这也受到厚非之时，如把引退隐逸视为逃避人生的认识，等等，其中有些原因就值得思考了。此处仅是简单地论及数点，一乃视隐逸即逃避的论者，往往只是把从政入仕视为人生的唯一事业，所以，谁从政坛上自我引退，谁就是人生的逃避者，这种认识，跟强调“学而优则仕”，强调向上爬的传统官本位的意识是非常吻合的。
二则是有关的论者没有看到某些隐逸者之所以选择引退隐逸的道路，选择的本身就是与黑暗时代的一种抗争，是个人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一种前提，以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为例，他所以要退出官场，就是不愿为五斗米而向势利权贵者折腰，就是要摆脱官场上的那些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所带来的心理重负，就是要避开官场上的险恶人情，因此，卸去官职，使他就如出笼之鸟一样，顿感轻松顺畅、自由自在，也就是他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三则是有关的论者往往认为隐逸者的生活就是终日饱食而无所事事，其实不然，以陶渊明为例，辞官断了他生活中的一条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他晚年的生活也不时陷入贫苦困顿中，断粮断酒（他嗜酒如命）都是常有的事。即使这样，“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依然关心天下事，更以他的笔，写出了一批文风清新、意境悠远而又具有丰富哲理的诗文。他被后世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在文学史上占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一页……再以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为例，在他知府任满，年已五十三岁之时，就辞官归隐，他说其中的原因，就是想从那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的无聊的官场应酬生活中摆脱出来，以此还自己一个自由身，走遍天涯海角来寻求知己，著书立说，完成并完善自己的一家之言，结果，他是完成了自己的这项人生目标。如此看来，引退隐逸就未必是逃避，却能是个人参予历史进程的另一种方式，是对人类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所作的又一次新的奉献。从这种角度来看，隐逸并不意味着隐逸者就停留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怕的孤独中，对隐逸者来说，他们往往都有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
隐，对于他们言，只是一种处世的方式；逸，则表明了他们悠然自得的处世以及他们所有的宁静心境，再加上有充裕的时间保证，他们内心全部的喜悦，精神情感上的收获乃至是文字著述上的丰收，都是难以言表，是自不待言的，这也就是北宋思想家程颢所说：“睡觉东窗日已红”，更如他所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
”
我们今天再谈引退、论隐逸，自然是应取其意而不必拘泥其形迹的，由于时代不同了，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因此，取其意，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上士大夫们的引退隐逸之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如在人生选择上，不要以为世间唯有从政入仕一条路，而要看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广阔前景，把握好自己，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热；又譬如，要看到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永远在起作用，在年老之时能自觉地从岗位退下来，从而既有利个人的颐养天年，也是对自然规律（老子所讲的“天之道”）的尊重，从推进事业发展的长远眼光来看，这也有利于新旧交替的完成和事业的传承；再如，隐逸者晚年对养生之道的探索实践，他们所具备的充实的精神，他们为有益于后来者而著书立说的行为，等等，都很有值得今天的老年人借鉴之处。
同样，取其意，也包含有摒弃传统的引退隐逸说所具备的消极成份的意味，如那些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至于象《菜根谭》所论及的那种“未得山林之趣”
的假清高、假隐逸者，仅仅是借隐逸来标榜自己，以谋求更高职位，以待价而沽，讨价还价，这在今天，就更是不足取的了。
《老子持盈》章说：“成就了功名，应该抽身远退，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就如同太阳到了中天就会斜，月亮满了就会缺，事物达到了鼎盛就会走向衰亡，就是千百年不变的真理，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
《易乾卦上九》象说：“龙到达既高又干燥的极点会后悔，饱满充盈不会长久。”又说：“亢这个字，指的是仅仅知道前进，不知道退守；仅仅知道生存，而不知道死亡；仅仅知道取得，而不知道丧失，能够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当；难道只有圣人才可以这样吗？”
《左传》昭公三年：晋国的大夫张趯对郑子太叔说：“就好比大火一样，冷起来了，热天就消失，这是变化的两个方向。怎么会不退呢？”大火，指心星。夏尾偏移，热天就过去了。冬尾在正中，寒气就开始过去。这就是热到极点就开始冒出凉气，阴达到极点就转化为阳。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衰退，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
《易大壮卦上六》说：“羊撞到藩篱上，进不得退不得，是毫无益处的。”
《象》说：“不能后退，又不能前进达到目的，这是不祥的征兆。”意思是说人处在鼎盛的时候，不可做到慎重考虑，克制自己，按照义理退后，又不可能再继续前进，就象羊一样，一头撞在藩篱上，进退两难，心里充满烦乱，这就是不知进退道理的缘故。
因此《文中子问易》篇说：“从天时方面考虑，再在人事方面印证，之后，再作出决定，予以执行。”
《大学》中说：“让那平时只做一些小善以邀取名誉的人治理国家，灾害会持续发生。”
西汉人疏广，地节三年，任为太子太傅。哥哥的儿子疏受，任太子少傅。任期五年后，疏广对疏受说：我听人说过，知道满足的人不会受到侮辱，知道停下的人不会遭受危险，成功了就隐退，这是合于规律的。现在已功成名就，现在不离开，恐怕会后悔的。”过几天就称生病了，于是向皇帝上书请求回家安度晚年。
皇帝都同意了。赏给他们黄金二十斤，太子赐给他们五十斤。大臣和朋友们在京城门外举行送别仪式，送他的有一百多辆车子。路上看热闹的人都说：“真是贤明的人，这两个大夫。”因此胡某人说：《易》上说：“君子应根据形势行事，疏广就是这样作的。”
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特立之忍
大丈夫为人处世，最少不了的是那段气节、直节。
何谓气节？气节是为人所必需的志气和情操。
何谓直节？直节是为人所必需的正直情操。
遥想西汉时代，汲黯是汉武帝时人，生性傲慢，不讲客套，喜欢当面指摘人的过错，一点不肯含糊和宽容。当时，汉武帝刘彻推崇儒术，招到了许多文学之士，非常得意地说：“我说要这样施行仁义。”汲黯当即回答道：“陛下心里有许多玩乐的欲望，外表却想施行仁义，表里不一，又如何能像尧、舜那样治理天下呢？”
武帝一时无言，怒形于色，当即宣布退朝，愤愤地走入后殿。群臣无不为汲黯担惊。有人责备他说：“天子到底是天子，即使有劝谏之言，亦应恭恭敬敬地陈述，哪能像你这样当众羞辱天子！”
汲黯没有后悔，说道：“天子任用我们这些大臣，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我们怎能阿谀逢迎，陷天子于错误之中！古人说在其位，谋其政，我们要是只是爱惜个人的生命，却使朝廷受到损害，那还有何面目立于朝堂之上！”
群臣无言以对。武帝刘彻听说了，感慨地对左右的人说：“像汲黯这样憨直的，大概再也没有了。”
汲黯体质很弱，常常闹病。一次竟病了将近三月。武帝多次准假，叫他好生休养，仍然不见好转。后来一个叫庄助的人再次替汲黯请假，武帝顺便问道：“你认为汲黯是怎样一个人？”
庄助回答：“他的才能，未必超过其他人；但若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则是一个好人选。他忠心耿直，不肯阿谀逢迎，认定的道理决不轻易改变。一旦憨劲上来，君主叫他来他也敢不来，赶他走他也敢不走。即使把他和古代的忠直之臣相比，也毫不过分。”
武帝很欣赏庄助对汲黯的评价，说：“你讲得完全正确。古代有许多忠于国家的栋梁之臣，与他相比，汲黯也算相差不远了。”
东汉初年，洛阳城内居住着许多皇亲国戚和勋臣显贵。每当他们依仗权势，胡作非为时，就使整个洛阳便处于一片恐怖之中。光武帝刘秀为了挽此颓势，曾几易令官，仍无济于事，在万般无奈之下，遂特召年近古稀的董宣（字少平）担任阳令。
董宣上任那天，让衙役抬着一口油漆鲜亮的棺材赴任，夹道欢迎的人们莫名其妙。有一老者上前叩问原故，董宣答道：“洛阳本为京师圣地，冠盖如云，卑官既食国家禄米，就要廉洁刚正。若想依法治县，必须严惩贪暴，这样定会得罪枉法权贵，这个棺材是用来为国殉职预备的。”老翁闻言，奔走相告：“董大人真是我们的父母官呀！”
不久，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率奴众坐车春游时，将路旁的一老妪撞伤，她的儿子上前说理，竟被公主家的奴仆杀死。董宣知道后，立刻派人捉拿凶手，可湖阳公主自恃与皇帝同胞，却将那杀人的奴仆藏匿家中。因此，董宣亲自侦监公主居宅。有一天，他得知湖阳公主又带着那个奴仆出游，就率人事先等候在公主车驾必经的夏门亭。当公主的车驾来到时，董宣挺身而出，以佩刀画地为界，喝止车驾，大声斥责公主的过失，又强拽躲在公主背后的奴仆下车，并当场用刀砍下了他的脑袋。公主见状，恼羞成怒，立刻返驾回宫，面见刘秀哭诉，请求处死董宣。刘秀怒不可遏，传董宣进宫，想用鞭子抽死董宣，替姐姐出气。董宣对着光武帝说：“陛下请允许我讲完一句话，我情愿去死。”光武帝不耐烦地说：“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董宣凛然陈词：“陛下以圣德中兴刘汉王朝，没想到现在却纵容奴仆滥杀无辜，如此下去，您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我无须鞭死，请让我自杀吧！”话音未落，董宣即朝着殿前的柱子撞去，顿时头破血流。光武帝赶忙命人拉住董宣，说你只要给湖阳公主磕头赔礼就算了。董宣宁死不磕头，光武帝便让侍臣按着董宣的头强迫就范，董宣不甘示弱，双手撑地，始终不肯俯首认输。这时候，光武帝只好笑着说：“强项令（硬脖子县令）退下去吧！”
以后，光武帝有感于董宣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的精神，“赐钱三十万”，董宣把它都分给了属吏。从此，硬脖子董宣的威名不胫而走，贪官污吏莫不闻之丧胆，号称“卧虎”。洛阳城的人民唱起了“粃鼓不鸣董少平”的颂歌，意思是说，因为有了董县令，就听不到喊冤叫屈的击鼓声了。
董宣做洛阳令5年而死于任上，光武帝派臣下吊唁，见董宣的尸骨用布被覆裹，家产只有大米数斛，破车一辆。光武帝颇为伤感地说：“董宣死后我才知道他的廉洁！”
东汉章帝时，安定临泾（今甘肃省泾川县）人李恂，担任兖州刺史和张掖太守时，铺羊皮，盖布被，并“以清约率下”而声威日重。那时皇太后之兄大将军窦宪，仗势而骄，权倾朝野，宗室和其他皇亲都很害怕他。至于各州郡官吏，无论远近没有不送礼而阿谀逢迎的。唯独李恂“奉公不阿”，因而遭窦宪嫉恨而被罢免。后李恂复出，持节任“西域（今新疆地区）副校尉”。西域各国的侍子、督使和商人们，有的好几次向李恂进献奴婢、金银、名马和各种珍宝等，李恂均“一无所受”。迁武威太守后，因事免职，他徒步回故乡，“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刚赶上西羌人反叛，将他俘获。羌人闻其名，不但没有加害于他，反而将他遣放了。他东奔京都洛阳，“时岁恙”，难以就食，京都官员们“各遣子馈粮”，他“悉无所受”。后徙居新安关下，拾橡子以充饥而度其晚年。
东汉末年，河南太守李膺（字元礼），在洛阳很有名望。太学中称他为“天下楷模李元礼”。那时的文人雅士如能被他接见，就觉得非常荣幸，儒士名流们争相拜谒。但李膺下令只有他们的世交和当世名人来访才准通报。一般人士别想登他家大门。
一天上午，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来到李膺宅前，对守门的小吏说：“我是李太守家世交子弟，麻烦通禀。”李膺听了禀报，甚是疑惑，怎么也想不起有这样一个世交子弟，就对门吏说：“让他进来吧！”这个小孩大大方方走进李膺的客厅，对着满座宾客施礼，再行入座，自我介绍：“本人姓孔名融字文举，年方十岁，今日来会见诸位贤士，愿共议诗文。”李膺问他：“刚才门吏禀报，小贤士自称世交子弟，不知你家先君与我家先人有何故交？”孔融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家先人是孔子仲尼，府君先人是老子李耳。春秋时，仲尼曾问礼于老子，他们之间的交往甚密，互为师友，我是先君仲尼二十世孙。我们两家不是世交吗？”
李膺和众宾客见十岁的孔融通晓经史，而且不畏宾客，对答如流，都暗中称奇。
这时，常来李膺家谈论诗文的太中大夫陈炜走进客厅，李膺向陈炜介绍了孔融，宾客们也把刚才对答的话告诉了他，并夸赞孔融聪明。陈炜听了，毫无表情，只淡然地说：“小时候聪明，长大以后也许是个糊涂人呢！”孔融接口答道：“听您这么说，我想您小时候肯定很聪明了？”陈炜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对答，只觉得脸蛋发烧，手足无措。李膺及众宾客哈哈大笑，说：“小贤士年少才高，日后必成大器。”
孔融由于聪明好学，诗文出众，后来成为文坛上杰出的名流。
苻坚当了前秦的君主，招纳贤士，授以重任。有个叫王猛的人，好学多识，胸怀大志，隐居于华阴山内。那年东晋的桓温北伐，打到关中，王猛曾去拜见，一边摸着身上的虱子，一边讨论天下大势，旁若无人。桓温很赏识他，撤退时邀他同去东晋，他拒绝了。后因人荐举，苻坚请他出山，用为中书侍郎（中书令的副手），参掌机密。王猛满腹韬略，精明能干，苻坚对他更加亲信和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