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官而骄傲，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忘记了老百姓是水，自己是鱼；有了一点权，就不可一世，官气十足；将自己看成诸葛亮，把群众当作阿斗，处处玩起上智下愚来。却不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你疏远了群众，就意味着你的船将要搁浅；你傲气霸气触犯了众怒之日，也就是你要翻船之时。
满遭损，谦受益。聪明人不但会给人以“大智若愚”的感觉，智取生活和奋斗的目标，躲过灾祸，获得幸福，同时也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聪明加智慧。他们从不骄傲自满，有自知之明，同时能虚心向聪明人学习，请教，用别人的智慧来丰富和增长自己的智慧，以致在各方面获得更大的益处。甚至他也能够从反面吸取教训，由教训中总结失误，增长智慧和才干。向所有人学习，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永远不让自己的聪明溢出来，这种忍智藏锋更加可贵。一个人，不管他的地位有多尊贵，知识有多渊博，经历多么丰富，大脑怎样聪明，在看问题办事情时，也会有看得片面、处理不当之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说得也就是这个道理。做事情多听听旁人的意见，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对办成事有极大的好处，用读书人的话来说，叫做“集思广益”。这话虽然说得文绉绉的，可是道理很浅显，一般人都懂，要不然老百姓如何能说出这样的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这与文人说的意思一样。至于做了错事，人家对你提出批评，那是更应该接受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古人之言，诚不欺我，好处是很大的。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造诣最高的一个人。王粲早熟早慧，少年时代便博览群书，才思出众，笔下功夫不同凡响，所以，小小年纪便很有名声。当时人说王粲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一次，年轻的王粲与一位朋友同行时，见到路旁一块石碑，两人停下来将碑文读了一遍，又接着赶路了。走了一段路，这位朋友想验证一下王粲的记忆力，因此就对王粲说：“先生刚刚看过的碑文，还记得吗？”王粲胸有成竹，立刻背诵起来，竟然能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漏，使朋友十分佩服。王粲13岁时来到长安，当时的长安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大军阀董卓把汉献帝与文武百官一起劫持到长安，自己控制一切。性情暴烈的董卓又动辄杀人，搞得大臣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长安的流亡朝廷中，有一个著名学者叫蔡邕，人称蔡中郎。蔡邕学识渊博，文章独步天下，而且生性随和，儒雅大方，慷慨好施，礼贤下士，是一个人心归向的大名士。尽管时局动荡不安，可是蔡邕的府邸依然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上门求见和拜访的人络绎不绝，甚至于门前的道路，常常被来访客人的车马所堵塞。
正是由于蔡邕能够谦恭礼让，没有骄横之气，才能吸引这么多的人才到他的门下。假如是一个充满骄矜之气的人，谁也不会愿意和他交往，早早就避而远之了。这天，王粲也去求见蔡邕。当时蔡邕的府上宾客盈门，高朋满座，蔡邕正和宾客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时，只见一个家人凑上去对蔡邕轻轻说了几句话。蔡邕对家人连声说：“快请，快请！
”说着站起身来，慌忙之中没穿好鞋，便倒拖着鞋出门去了。满座的宾客，从未见过蔡邕这么紧张的神情，心里纷纷猜测起来：来人是谁呢？此公的来头可不小啊！
当蔡邕把王粲带进来与大家见面时，宾客们无不流露出惊讶的目光来，有几个人还下意识地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只怕是看花了眼。原来13岁的王粲瘦弱矮小，皮肤黝黑、体格不壮，相貌不扬，十分不起眼；而此时的蔡邕已年近60，又是当时文坛的泰斗，大名士竟然如此礼遇一个小孩，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蔡邕明显地感觉到了大家疑惑的眼神，因此，拉起王粲的一双手对大家说：“这位嘉宾王粲可是个举世无双的神童哩！他虽只有13岁，诗赋文章却样样精通。他才情出众，悟性极高，不用说，将来一定会超过我十倍；就是现在，在很多方面我也大不如他呀！”蔡邕环顾在座的宾客，接着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将把一生珍视、收藏的图书典籍，全部赠送给王粲，这些藏书给王粲，比放在我这里，发挥更大作用哩！诸位先生，我的话是不会错的，你们等着看吧！”自古文人相轻，蔡邕这样谦逊，难能可贵。经过蔡邕一番介绍，座中的宾客们也全都对王粲刮目相看了。当时蔡邕的私人藏书原有一万多卷，确实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由于兵荒马乱中损失了不少，后来装了几车子送去给王粲，大约还有四千多卷。
王粲16岁时，被朝廷授职黄门侍郎，可是他见政局混乱，朝廷徒有其名，便南下荆州，去投奔地方实力派刘表。刘表的门客众多，其中不乏才智之士，可是年纪轻轻的王粲，很快便脱颖而出，被荆州文人公推为文坛盟主。这之中也有蔡邕慧眼识才的功劳。
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逝，儿子宋王李从厚继位，历史上称为闵帝。闵帝幼弱寡断，朝政皆由权臣失弘昭等人把持着。失弘昭等人为了方便专权，就排除异己，安插自己的亲信做官。先后唆使闵帝贬黜外放了不少重臣，把一些过去有功有能力的节度使调往边远地区，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及亲信安插在重要机构的要害职位上。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李从珂自小跟随唐明宗四处征战，地位、威望远在朱弘照等人之上，于是更遭忌恨，不久就被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任节度使去了。李从珂早就对朱弘昭等人专权不满，拒绝调令，并马上起兵，颁发檄文，打算入朝以清君侧之恶。
朝中闻报，李从厚忙派西都留守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统帅诸道兵马去凤翔征讨。各路兵马齐集凤翔城下，王思同指挥人马攻城，激战了一天，凤翔东西城关被攻克，城中守军死伤无数。
次日王思同又传令加紧攻城，志在必得，想要立个大功回去给皇上看看。因为凤翔城垣低矮，壕堑不深，加上守备不足，形势十分危急。李从珂眼见城将不保，只好登上城楼，高声对城外军士喊道：“我从少年时代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满身伤痕累累，才创立了今日的社稷。你们都曾追随我多年，亲眼目睹我的所作所为，不是吗？”话说到这里，李从珂已经是声泪俱下：“如今朝廷轻信谗言，猜忌骨肉，忠臣受害，我有何罪，非欲置我于死地不可？现在城摧，人亡，我是死不甘心啊！”言毕痛哭失声，闻者莫不为之哀痛。
偏偏此时，裨将张虔钊举着宝剑驱赶士卒登城又一次进攻：“别听他胡言乱语，快攻，不攻者斩。”士卒中有人大怒，举矛反击，张虔钊只好跃马逃走。某地指挥使杨思权原本就与朱弘照等权臣有隙，乘机大声呼喊道：“潞王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公啊！”马上率领所部人马脱下甲胄，丢掉兵器，投降了李从珂。
杨思权率降兵入城，向李从珂献上一张白纸，请求潞王攻克京师称帝之后封他为节度使，李从珂便依他之言在纸上写了：“思权可任宁节度使”。这一来其他攻城部队也连续倒戈，不再战斗，王思同等几名节度使一看情势不妙，已经不能御众再战，只好各自逃遁去了。而此时众多降兵拥入凤翔城内邀功请赏，李从珂转惊为喜，倾尽城中财物奖赏各部将士，甚而把釜鼎之类的器具也估价论赏。一时之间军营之中歌舞欢闹，酗酒赌钱，十分热闹。此时李从珂也头脑发热，发布命令说：“凡攻入京都洛阳的，赏钱百缗。”军士全都欢呼雀跃。
王思同等兵败而逃，吓得后唐闵帝手足无措，河阳节度使康义诚见风使驼，假意请求领兵抵抗李从珂，实际上是想迎降李从珂以邀功。许愿给他的将士平定凤翔每人赏二百缗。康义诚手下这些侍卫军骄气十足，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身上背着朝廷赏赐的钱物，在行军路上到处扬言：“到了凤翔后，再向潞王请一份赏！”因此军到凤翔，兵士成群请降，而等康义诚请降时，手下只有十余骑人马。这样李从珂一路顺畅进入京都洛阳，废闵帝，即皇位。李从珂即位之初，立即下诏开府库犒劳军士，岂知洛阳府库之中早已空虚，而犒赏军费却多达五十多万缗。他不得不下令搜刮民财，顿时怨声四起。不少人因交不起钱，只能投井、自缢，而监狱之中更是人满为患。百官竭尽所能，也只搜罗到二十万缗，不够赏资半数，李从珂唯恐赏赉不足，军中有变，忧心忡忡。这时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直言相劝：“国家的存亡，在于修法度，立纲纪，而不是单凭赏赐。假如只论赏赉，就是有无穷的财宝，也填不满骄横的士卒的欲壑的。”
继而又告诫李从珂应该吸取前朝的教训，不然不改覆车之辙而继续搜刮民财，则有灭亡的危险。既然现有财力有限，该按实际情况平均分赏，其他以待他年。李从珂依言而行，不再一味纵容。果然军士之中，骄情横溢，自以为有功，得了赏赐，仍然嫌不够，仍是怨言纷纷。
谣言一起，李从珂唯恐有乱，就不敢从根本上加以整饬，对将士一味地迁就，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也不管。久而久之将帅骄横乱行，兵士不听调遣，各有所图。李从珂即位仅三年，早有异心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举兵起事，进而引狼入室，攻打后唐，沿途军队都不战迎降，李从珂穷途末路，最后只能登楼自焚，后唐灭亡了。因为李从珂平素骄兵不治，纲纪不明，致使军中将士在急难关头，或望风而逃，或私通于敌，或弃甲而降。李从珂终究失去天下，正缘于此。辽重熙十七年正月，西夏王赵元昊亡故，辽主派使者前往祭奠。使者回来报告说，元昊死后，其子谅祚年幼，军政大权被王太后及其族亲执掌，诸将不和。辽主耶律宗真听了，以为这是进攻西夏的大好时机，迅速调动兵马准备进攻西夏。
辽重熙十八年六七月，辽军兵分三路：韩国王萧惠率南路军、行军都统耶律达和克率北路军，辽主亲率中路军，用北院大王耶律仁先担任前锋，相继向西夏进发。萧惠率领的南路大军，战舰、粮船绵亘百里，浩浩荡荡，十分显赫。萧惠是辽国的老将，身经百战，为辽国立下许多汗马功劳。五年前，曾由于轻敌，深入敌境，为西夏所败。这次，他分析了敌情，认为小王谅祚还不到二岁，大权均在一个女人手中，辽国大军压境，西夏必定投降。
辽军进入西夏境内，一路上，没看到有西夏兵的踪影。萧惠心生疑惑，派出小股部队往前侦察。侦察人员还未回来，萧惠心急，又让部队出发。此时，辽军战马都用于运载粮草、铠甲，骑兵步行前进，毫无作战准备。部下见此情形，对萧惠说：“我军路远迢迢到此，不知西夏布防情况，不应深入。我军应扎营布防，以防意外。”萧惠一听，哈哈大笑道：“你们也太多虑了！我大军压境，谅祚小王必亲自迎接辽主车驾，怎么有时间顾及我！无缘无故设防，岂非白白使自己疲敝。”说罢，命大军继续推进。这时，西夏执政者早已获得辽军侵略的消息，指派各路兵马在贺兰山要道列阵以待，作好御敌充分准备。
辽主耶律宗真率中路军主力渡河后，未遇敌而还师。萧惠却毫不知情，仍旧挥师前进。
一日，萧惠军刚扎营，营棚还没来得及立，突然，派出的侦骑气喘吁吁地回来报告：“前方有西夏大军……。”萧惠不信，怒斥侦骑虚报军情，要将他推出斩首。此时，西夏军前锋逼近辽军，已可以听到他们进攻的鼓声和呐喊。不一会，西夏骑兵像猛虎那样从山坡上冲下，旌旗高扬，战鼓雷动，辽军只得仓皇应战。萧惠和部分将士还没有穿上盔甲，慌忙跃上战马，寻路而逃。西夏骑兵见辽兵逃散，遂用弓箭射击，一时箭如飞蝗，辽兵大批倒地，萧惠在几名勇士护卫下侥幸脱围，才未当俘虏。萧惠脱围后，检点残兵，已不足半数。他没有吸取当年惨败的教训，自恃兵多势大，轻敌冒进；判断敌情又欠准确，以致再次大败，连自己的儿子慈氏奴也死在战场。
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喜怒之忍
中国人的为人修养是十分注意喜怒不形于色的。结合洪应明的相应认识，能够看到，轻喜易怒的人在为人处事时，往往偏重于情感好恶，极易造成判断上的失误，而且这种藏不住思想情感的表现，还极容易被别人觉察，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急性判官之所以陷入圈套，教训之一也就在于他的城府不深。因此，一个人要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心胸就须有包容乾坤的雅量，有足够情感喜怒回旋的心理空间，这并非很易做到的，文化熏陶的才能有此结果。就像大家所见，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更讲究含蓄，注意把握自己的情感好恶，认为量小者易怒，浅薄者易喜，因此不同于强调情感外露、喜怒溢于言表的欧洲人。
待人不可轻为喜怒，此为待人的分寸感。对于财物不可重为爱憎，则是接物的分寸感，把握好这种分寸感，人就可以不沉湎在物欲财欲中，就能够超脱“鸟为食死，人为财亡”的狭隘自私的人生观，就能保持精神上的清醒与独立，否则，难免就做了财物的奴隶，因财而亡。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曾记下这样一个舍命爱财者的故事，故事发生于江水暴涨的湘江，一只船被激流冲翻，船上的人都落入水中，奋力向岸边游去，只剩下一位平日泳技最佳、速度最快的永州汉子却远远地落在众人后面，同伴问其原因，才明白他腰上缠着一千枚大钱；同伴劝他将钱扔掉，以保性命，他拒绝了。不久，其他人都游到了岸边，见他仍旧在中流挣扎，就对他大声呼喊：“你真蠢，你被金钱迷得太深了！如今你濒临死地，还要钱干什么？”
他还是摇头拒绝了众人的劝告，终于与那一千枚大钱同归水底，被水溺死了，成为看重财物而轻生命的典型。他之所以丢掉了生命，正是精神意志完全为财物所主宰制约的结果，成了金钱的奴隶，他甚至忘记了生命对于每个人言，都仅只有一次的道理。急性判官是不值我们模仿的，永州汉子的作为是可笑的，与此类似的例子都表明，一个人学会控制自己，不把自己的狂喜、愤怒、挚爱和憎恨完全挂在嘴上、写在面上，胸中有城府，那么，大到对于个人培养起正确的人生观、顺利地走完人生的旅途，小到调剂好日常的人际关系，都会有所帮助。仅从交际的角度言，对新知旧好不轻作喜怒状，会有助于以理性控制情感，正确地看待别人、看待别人对待自己的评价……对财物不过份爱憎，就不会挖空心思地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在分配财物时，也不会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斤斤计较……试看你我四周的那些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人，又有谁不是这样去做的呢？
所以，“于人不可轻为喜怒”、“于物不可重为爱憎”，实在是人生的名言之一。
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亲率80万大军，沿长江列下阵势，想一举拿下东吴，实现他统一天下的夙愿。面对强敌压境，东吴众臣有主战的，也有主降的，弄得吴主孙权也不知该如何办。诸葛亮为了实现他在隆中时对天下形势的分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巩固孙刘联盟，他自告奋勇地去江东游说孙权，共同抗击曹操。
来到东吴以后，他明白周瑜是东吴举足轻重的人物，只有说服了周瑜，才可以坚定孙刘抗曹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