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纯作为一地的行政长官，在具体分析了全国食盐产供销的行情以后，认识到不能再盲目地增加投入，扩大生产，以获眼前小利。而他的后任，不能忍耐一时的名利，只着眼于自己任上和海州地区眼前的局部利益，终于为害百姓，使国家也遭受到不少的损失。不能正确处理得与失的关系，必然遗害无穷。
古人在论及得失时说：“自古以来，通达的贤者一般不存有什么得失的念头。
银杯飞升仙，斛米被鼠雀损耗，柳公权、张率都恬淡不怒，微微一笑了之。有得有失，这是事物的常观。担心得不到，得到了又担心失掉，同样被人鄙视。塞翁丢失了马，祸与福同在，得失和荣辱，哪里用得着放在心上。”
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不是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文，任楚国的令尹。这个人三次做官，任令尹之职，却从来不喜形于色，三次被免职，也怒不形于色。这是因为他心里坦荡，认为得失和他没有关系了。子文心胸宽广，明白争一时得失毫无益处。该失的，争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对自己毫无益处，不如不去计较这一点点损失。
还有，就是柳下惠，姓展名禽，他是鲁国的大夫，曾经担任士师，三次被国君免官，可他却不走。故此《鲁论》上记载说：“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对他说：“你为何不离开鲁国呢？”他回答说：“正直清白地做官，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罢黜？没有正义感地做官，那又何需离开自己的国家？”孟子说：“柳下惠被免了官也没有怨言，穷困了也不显出可怜的样子。”的确是柳下惠在当时不被任用，没有怨怒，处于落魄境地，也没有可怜的样子。他明白要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必然会遭到邪恶势力的嫉恨，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但既便是个人利益遭受损失，也不能丢弃自己的主张，所以能够淡然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
对于得失问题，古人还认识到：自然界中万物的变更，有盛便有衰；人世间的事情也是这样，总是有得便有失。
《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言论：“蠢笨的人可以让他做官吗？如果让这样的人做官的话，还没有得到官位的时候，唯恐得不到；做了官以后又恐怕失去。既然怕失去官位，那就什么都做得出来。”同样庸人在没有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就是害怕得不到；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则又惟恐失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的人是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事实上人生百年，贪欲再多，官位权势再大，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强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看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比如：南朝梁人张率，字士简，12岁时就能做文章。天监年间，担任司徒的职务，他爱好喝酒。在新安的时候，他曾派家中的仆人运3000石米回家，待运到家里，米已经耗去了大半。张率问它的原因，仆人们回答说：“米被老鼠和鸟雀损耗掉了。”张率笑着说：“好大的鼠雀！”后来始终不再追问。张率不把财产的损失放在心上，是他的为人有气量，同时也看出来他的作风。粮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么多，只能是仆人所为，但追究起来，主仆之间关系恶化，粮食还能收得回来吗？粮食已难收回，又造成主仆关系的恶化，这不是失的更多、更大吗？同样，唐朝柳公权，唐文宗时仕翰林学士。他家里的东西老是被奴婢们偷走。他曾经收集了一筐银杯，虽然筐子外面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却不见了，那些奴婢反而说不知道。柳公权笑着说：“银杯都化成仙了。”自此不再追问。
《老子》中说：“祸往往与福同在，福中往往就隐藏着祸。”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方能真正有所得。人不应该为表面的得到而沾沾自喜，认识人，认识事物，都应该是认识它的根本。得也应得到真的东西，不要为虚假的东西所迷惘。失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么，如果是自身的缺点、问题，这样的失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三、图大益不计小失——利害之忍
春秋时期，楚国出兵征伐绞国。楚国的莫敖屈瑕对楚王说：“绞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而且他们做事轻率，缺少深谋远虑。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这一点，派一些带武器的兵士装成村民、打柴的去诱惑他们。”楚王采纳了他的意见，当天绞国就抓获了30个“打柴人”。第二天，绞国的士兵纷纷地争先恐后地去追杀那些伪装成村民、柴夫的人，而楚国的军队则早在山间设好了埋伏，一举大获全胜。兵法中经常采用以小利诱惑那些贪利的敌人的办法，敌人贪图小利，不知道其中有诈，则必然为我军所破。贪图小利，害也随之而来。
唐中宗的时候，有一次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被突厥人击败了，朝廷下令让御史大夫张仁愿取代他。时值突厥内部分裂，张仁愿就上书朝廷，建议乘着敌人内部空虚，占领黄河以北原为突厥所属的地盘，并修筑受降城，杜绝今后突厥南侵的道路。朝中其他官员则认为：自西汉以来，双方都以黄河为界，所以唐应坚守黄河以南地区，如果到黄河北边去建筑工事，终究还会让突厥侵吞掉，是不利于唐的事情。但是张仁愿却坚持己见，唐中宗也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张仁愿开始让役期已满的士卒都留下来加快修筑城池，就在这时有200名咸阳的士兵偷偷地逃走了，把他们抓回来以后，张仁愿命令全部斩首示众，杀一儆百，在军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样一来，士兵谁也不敢懈怠，夜以继日，卖力修城，三座城仅用了60多天便修成了。三座城都相隔400多里，北边是大片荒漠，为唐朝拓展疆土300多里。后来张仁愿又领兵在年头朝那山以北的地方，建造了1800多座烽火台。从此以后，突厥兵再也不敢越界侵扰，从而节省了数亿的戍边经费，减少了几万守边士卒。
在遇到侵害的时候，倘若只是一味地退让，必然要受到更大的侵害。只有忍一时之苦，壮大自己的力量，敌人才不敢骚扰你，这也是在兵法中常常使用的计策。
凡事有利则必有害，何为利？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有：“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告诉我们利不仅是经商做买卖赚取的利益是利，以私灭公，只图自己方便，不顾他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都是只顾一己之私的利。它不仅危害社会，同时也是害了自己。王夫之认为：“利义之际，其别也大；利害之际，其相因也微。夫孰知失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这是告诉我们利和义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利与害之间的相互转化则是非常微妙的。
面对利与害，我们又应当忍什么呢？《劝忍百箴》中讲到利害时认为：“利是人们喜爱的，害是人们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利就像害的影子，形影不离，怎么可以不躲避。贪求小利而忘了大害，如同染上绝症难以治愈。毒酒装满酒杯，好饮酒的人喝下去会马上丧命，这是因为只知道喝酒的痛快而不知其对肠胃的危害。
遗失在路上的金钱自有失主，爱钱的人夺取而被投进监牢，这是因为只知道看重金钱的取得而不知将受到关进监牢的耻辱。用羊引诱老虎，老虎贪求羊而落进猎人设下的陷阱；把诱饵扔给鱼，鱼贪饵食而忘乎性命。虞公贪爱晋国所献垂棘之地出产的美玉，而不能知晓晋借路攻打虢国的计谋；沉溺于美色之中，却忘掉了亡国的灾害。”
人们大都喜欢名利，成名使人有成就感，精神振作。得利能够使人有满足感，心情愉悦。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也畏惧灾难，灾难令人感情痛苦，心智受到损害。
所谓趋利避害是人的共同心理，无论是君子或是小人，在这一点上其实都无二样，只不过追求名利、逃避灾害的方式不同罢了。愚蠢不明事理的人总是被眼前微小的利益所迷惑而遗忘了其中可能隐藏的大灾祸，只见利而不见害。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老虎在深山的时候，野兽们都很惧怕他，可是一旦坠落在陷阱里的时候，就只能摇着尾巴乞求食物了。”老虎只看到了陷阱上面的引诱物，而忽视了陷阱对自己的危害。禽兽的智力远不如人，但是人类之中这种情况也还存在。古人蔡泽对此曾经说过：“那些大鹏、犀牛、大象所住的地方可以说远离死亡之地，但最终还是被杀，这是因为受到诱饵的引诱。”苏秦的智慧并不是不能避免侮辱与死亡，可最终死于非命，这在于贪求名利，不知足，不知忍耐住自己贪图小利、名誉、金钱、地位这些表面的东西的欲望，因而身死。因此《列子利害》篇中说：“利害是得失的根本，得失是成败的根源。
靠近名利而避开灾害，只渴求得到而厌烦失去，这是人之常情，因为迷恋名利而忘记灾害，就像鱼因为贪吃诱饵而丧命，鸟雀看见食物而忘了保命。所以，聪明智慧的人看到名利，就虑及灾害。愚蠢的人看到名利，就忘记了灾害，考虑到了灾害，灾害就不会发生；忘记了灾害，灾害就会出现。”
人不能过于贪图眼前的利益，更不能因为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做人的根本，这其实最终将更使利益遭受到更大的损失。
《列子说符》篇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前，齐国有个贪求金子的人，清晨穿戴好衣帽到市场上去。他到了兑换金子的地方，拿了金子就走。官吏捉住了他，问道：“这么多人都在集市上，你怎么敢抢人家的金子？”他回答说：“我拿金子的时候，只看到金子，并没有觉察有人。”
这是典型的只见利而不见害的人。谁都知道要获得事业的成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哪里有那么多现成的好事在等待你呢？很多人也清楚，小利之后会有大害的道理，但是一事当前，则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了小利不得的吃亏感，那后果又是什么呢？
《孔业子》一书记载：子思住在卫国的时候，看见卫国人在河边钓鱼，钓到了鲲鱼。大得装满了一车，子思便问：“这是什么？”回答说：“是鲲鱼。”子思说：“鲲鱼是很难得到的，你是怎么捕到的呢？”钓鱼的回答说：“我开始下钩的时候，只放鲂鱼那么大的鱼饵，鲲鱼从旁游过时，连看也没有看，于是我就换上半片猪肉作为诱饵，鲲鱼就吞了它。”子思很有感触地说：“鲲鱼虽然难得，但会因为贪吃诱饵而死。虽然士人怀有远大志向，但也会因贪求利禄而亡。”这是至理名言，也是经验的总结。
《左传》上记载，春秋时期，在晋国献公的祖父庄伯、父亲曲沃武公跟原晋国国君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虢国站在原晋国国君的那边。当时虢国的国君姬仲就曾奉周桓王的指令，讨伐过曲沃武公。周惠王九年，献公在国内大杀宗室公子，不少宗室公子逃往虢国，虢国又以此为藉口，再次出兵征伐晋国。所以，晋献公对虢国有切齿之恨，必然想灭之而后快。
周惠王十九年，晋国的简息曾统率战车部队，向隔在晋、虢两国之间的虞国借道，穿过此国去进攻世仇虢国。晋军攻克了距虢国国都上阳约30里的重要战略城市下阳后，才收兵退回。
周惠王二十二年，晋国第二次讨伐虢国，又向虞国提出了借道的要求。虞国大臣宫之奇劝谏国君虞公：“绝不能再让晋国借用我国道路去攻打虢国，如果还这样做，虞国也要灭亡了。”虞公不以为意，说：“晋国国君跟我一样，也是周朝的宗室后裔，他怎么会消灭自己的兄弟呢？”
宫之奇说：“国君，这种事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了。就说太伯与季历都是太王的儿子，太王喜欢幼子季历，想废长立幼，太伯只得逃亡国外，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机会。”
“东虢国的开国君主既是父王的弟弟，也是父王的大臣，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武王彰扬分封他的诏书至今还收藏在王室的盟府中，但东虢国却在100多年前就被同样出身于周朝宗室的郑武公给吞没了。当时，平王非但没有责备郑武公，还照样把他当作股肱之臣，让他担当卿士的重要职位。这是兄弟相残的事例。”
“再说，晋国现在的国君是个残忍绝情的暴君，他轻信宠姬骊姬的几句谗言，就逼迫太子申生自杀，逼走了另两个儿子重耳和夷吾；他害怕他的侄儿们将来对他不利，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全部杀光。国君，您与晋国国君的亲缘关系远比不上他们父子、叔侄关系亲近。一个能杀死自己儿子和侄子的人，还会照料这种疏远的同宗关系吗？还会信守自己借道的承诺吗？我们不能相信晋军会和平通过虞国！
“晋国为世仇征伐虢国是假，想吞并虢国，扩张领土是真。如果虢国被消灭了，成为晋国的领地，那么隔在晋、虢之间的虞国不就成为晋国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吗？在虎视眈眈的晋国跟前，虞、虢两国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如同人的嘴唇和牙齿一样，倘若在暴力打击下，一个人失去了嘴唇，那么他的牙齿还能不受损伤吗？这就叫做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虢国的存亡事关虞国的存亡，请国君慎之又慎！
“谁都知道即使一个人再口渴，有毒的酒他也不会去喝，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渴，而是知道解得一时之渴，但马上就会把性命丢掉。为了眼前利益而死于非命的人就好象是那些用毒物来充饥，用毒酒来止渴的人一样，而因为贪图一点小利，却使自己国家灭亡的人，比这还甚。如果不能忍耐住自己贪图眼前利益的欲望随之而来的损失将更加严重。因利忘害是不足取的。”
昏聩的虞公不听宫之奇的话，只是为着讨好晋国，以图灭虢国后能分杯羹，不但同意晋国借道的要求，而且还不作任何防备方面的部署。宫之奇明知虞国大祸临头却无力拯救，悲伤之余，只好携族人离开虞国，远走他国躲避灾祸去了。
后来，晋军首先通过虞国在当年冬天消灭虢国，然后在返回经过虞国时又很快也灭了虞国。虞国国君虞公，在做了晋军的俘虏之后，才悔悟自己没有采纳宫之奇的意见，结果做了亡国奴。这就是不能忍小利而自寻灭亡的教训。
利害之忍，有时表现为在大事大非面前的态度。
唐代将军段秀实刚到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郭子仪以副元帅身份率军驻扎在黄河东岸的蒲地一带，而他的儿子郭晞时任尚书官，恰好也带兵在黄河西岸的分阝州扎寨。由于郭晞军纪不严，士兵十分放肆。特别是当地的一些无赖采用贿赂的手段混入军队，借士兵的身份作掩护，到处胡作非为。这些人昼夜出没街头，强抢强要别人的东西，人家不给，他们不仅把人打得半死不活，还要砸烂别人的东西。由于唯恐得罪汾阳王郭子仪，分阝州地方节度使白孝德对此事感到十分棘手，不知怎么处置才好。
这件事被段秀实知道了。这天他给分阝州节度使白孝德捎去了一封信，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