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谈到哲学的本质和品格时，曾深刻地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在谈到哲学的本性和功能时，曾形象地把哲学比喻为“密涅瓦”的猫头鹰，认为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的黄昏时分才悄然起飞，因为，哲学是深沉的反思，是厚重的智慧，它有别于那些不断制造“轰动效应”的行当。在黑格尔看来，“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此，“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也是哲学的真正的基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论述分别从不同角度界定了哲学的本性和品质，综合起来看，哲学既是一种绝非肤浅的反思，同时这种反思所凝聚的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新闻领域，由于其对于“真、快、新、奇”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诞生伊始就是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不断制造“轰动效应”的行当。就像站在地球上永远找不到那个翘起地球的着力支点一样，对于这样一个不断制造“轰动效应”的行当中所产生或遭遇的种种问题，需要从更高的层次给予深刻的反思，才能最终予以解决——否则那些矛盾重重的问题及其所引发的激烈的价值冲突，会令身处其中的人们迷惑不解，并在实践中走入一种误区，甚至歧途——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毫无疑问地就是凝聚着厚重思维和智慧、并有着高屋建瓴般的指导意义的哲学，因为尽管人们从诸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新闻领域所遭遇的问题做出了很多探讨，但是这些学科显然都不具备哲学学科所特有的超越现实利益的特性和抽象的本质。
伦理发端于现实的冲突和失序，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和传播技术对新闻业的冲击必然使新闻业面临巨大的伦理挑战。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以及思想、行为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彰显。随着媒体力量的增强，资本的渗透，其中突显出来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新闻伦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新闻领域中存在着的这些伦理道德问题，以及这种欠缺明确规范的状态，并非抽象的学术问题，它会影响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在某些状况下，它甚至会毁掉生命。因而对于现代传媒和传媒人来说，“伦理绝非大而无当、空洞虚弱之物，它不仅提供日常操作的禁忌尺度，也建立充满敬畏的内心评判，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会成为合力中的一种平衡和牵引，改变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为了协调和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现代社会通常将其转换成法律上的对应权利来进行确证，借此强制性地厘清矛盾或解决纠纷。然而，法律终归是一种强制性的外在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触犯之后的惩戒和警示，具有强制性和惩戒性。如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给法所下的定义：“如果一种秩序能够通过一群专职人员（a staff of people）运用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强制以确保服从和惩治异行而从外部得到维护，这样一种秩序即可被称为……法律。”尽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或达致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井井有条，但是其本身并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主导或先导，就如围城一样，仅靠法律本身并不能根本地使身处法制的条条框框之中的人们感受到生命本真的快意与安然，甚至总有人出于各种动机想要逾越藩篱，冲出围城，哪怕迎接他（她）的可能是再度“入城”；并且，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法律不可能用有限的条文来及时裁决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不断发生的一切矛盾和冲突，而其留下的空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行为两难的悖论在现实生活中的滥觞，因而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实际上需要从道德伦理层面加以解决和预防；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制度和条文的背后总是昭示或隐含着某种源自意义世界深处的价值依据或文化选择，因而权利边界在伦理视域的明晰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其伦理明晰的后果又往往能直接作用于法律，形成一种刚柔相济的力量。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渊源甚深。“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以礼入法”，以儒家伦理价值重塑法律，正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和完备过程，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和道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地融铸于一了。其他民族国家的法律制度也自是表达了各自特定的文化选择和意义，这正是制度的生命所在。在遇到各种新闻问题和纠纷时，人们总是期待着新闻法、舆论监督法或其他保障新闻工作的具体法律的早日制定，似乎只要相关法律一出台，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不少业内学者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法律显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规范作用，但是法律只是各种调整社会行为的规范中的一种，而且是最低标准，如果处处都需要或仰仗界限分明的法律条文来约束，并不是一种良好的调节机制，整个社会的协调机制就会失去弹性。新闻工作遇到的随机情况和突发问题很多，法律不可能及时解决所有的问题，法律只能提供一个限制性的界限，更多的问题则依赖新闻伦理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解决。
如马克思所言，新闻事业是一种“国家精神”，“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然而，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指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或许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面对媒介的巨大威力时所做出的判断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在很多时候的确是有负面功能的，比如：持续不懈的媒体宣传使人们丧失辨别能力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媒体内容的通俗性和品位的低劣性会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收听、观看和阅读大量的大众媒体产品上面，使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心只停留在表面；媒介以低廉的代价，占用剥夺了人们宝贵的自由时间资源等等。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大众媒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然而，没有限制和限度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第四权力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工具，大众媒介需要适当的被运用；作为一种权力，它同样应当受到制约。媒体的话语权是根植于宪法的公民的表达自由权的一种必然延伸，媒体既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职责，也不可因图一时之利而滥用职责，因而大众媒体在践履其功能和职责时，既不能逾越之，也不能不作为。如同人类生存的压力可能是自然生态恶化的原因，但不能成为人类任意破坏生态环境的借口一样，激烈的商业竞争可能是新闻一时无顾伦理的原因，但不应该成为新闻伦理道德肆意缺失的借口；如同人类在自然的优胜劣汰中逐渐学会为了自身的永续发展而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一样，即便新闻事业面临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新闻媒体也要理性地涵养自己的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任何对资源的恶意伤害和肆意掠夺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媒体也不能例外。
如前所述，任何一个社会，既是由带有与生俱来的感性特征的人类组成，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非理性时代（不论是源于政治，还是源于经济），并且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无限膨胀，非理性成分会随之增加，因而任何一个社会发展中都需要理性的智慧。很多时候，人类需要以其思想伦理的理性光芒来照耀前行之路，因为经济和法律只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远远不是目标；否则会陷入盲目性，或过度张扬人类的欲望和劣根性。2008年初，中国南方很多省份发生了一场几十年一遇的罕见冻雨雪灾；进入五月份，中国西南四川省汶川又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在这个漂动在宇宙中的星球上，外层有我们无法把握的气候云层，内核凝聚着时刻活跃着的巨大超能量，唯一能平稳和安宁的大概只有我们的内心；唯一能节制的是人类的欲望。从大自然中走出的人类，为了追求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富足，经过历代人的努力，逐渐建造出高楼林立的现代家园，然而享受着舒适的现代化生活的人类，其内心深处仍然向往着大自然的优美安宁，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永恒情愫。特别是，当现代化的舒适生活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文氛围的丧失的基础上时，人类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一种矛盾的苦痛之中。无论是经济科技的发展，还是社会文明的进步都是无止境的，但是关于良知的问题或者说伦理道德问题，也是永恒的、不可违背的。其中，究竟是（客观性意义上的“是”）哪些准则，又是如何适用的，将发生何种作用；若是没有，将有什么危害等等，于人类社会而言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获得1994年普利策奖的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的自杀，可能是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凯文·卡特在1993年于非洲苏丹拍摄下一张凄惨的照片《饥饿的小女孩》，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照片上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地上艰难地向食物救济中心爬去。离她不远处，一支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这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伺机扑向眼前的“美餐”。卡特突然来了灵感，摆好角度，等待那只鹰展开翅膀。他足足等了二十分钟，终于拍下这一惊人的镜头。由于这张照片，凯文·卡特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奖。照片发表后，成千上万的人关注小女孩是否得救，凯文·卡特也遭到各方的指责，认为他应该放下摄影机去救助那个小女孩。当时，凯文·卡特的内心充满了愧疚、矛盾和痛苦。在拍摄完成后，他轰走了秃鹰，泪流满面。由于无法忍受良心的拷问和公众的谴责，凯文·卡特在获得大奖3个月后，于1994年7月27日自杀于自己的车内，享年33岁。人们在他的车内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但是在中外新闻史上，的确有为数不少的新闻记者在获得殊荣之后，仍然不能避免良心的拷问。只是，在很多时候，并非人类没有良知，而是还存在着欲望：各种各样的欲望，才导致时而泯灭良知，时而良知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