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把环境作为社会生活史的整体来考虑。我仔细阅读他们的代表作，发现他们比较重视环境与文明的关系。深一步思考，实际上是环境对人的历史作用，从根本上讲，是人同自然的交往史。
研究历史的人，眼光要远大，要把人类的历史活动放在大自然界这个大环境中去认识。天、地、人，天地就是大自然界，天地间的日月、气候、山川海洋、动植物、土地矿藏，都是人类遇到的既定的自然条件，是生息之处。人的一切行为都要受这些条件的制约。
中国的“天人合一”论有许多诠释，而对人的行为要顺应、要适应、要融合于大自然，则是其核心之点。《黄帝内经》用“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来表达种思想。《老子》中也有“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又居其一焉。”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同大自然密不可分。体质、民族性、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总之，文化、文明的因子，都与一个地域的环境有关。忽视环境的作用，将使历史研究受到很大局限，而只能看到浮在表层或中层的现象上。
文明存在着文化边界，这个边界内的地域是文化地域，是文明牢固确定的地理区域，是历史构成的地理区域。一种文明不能同它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起迁移。这个文明圈的个人可以越过文化边界，而一个社会群体迁移就很困难。个人迁出边界，有身处异、陌生而不习惯感，有些几代之后，有无根之感。这不是“背叛”他的文明，而是渐忘文明，把文明抛在了身后。
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概括环境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他们知道唯一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而历史科学包括互相密切联系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对天人之际的交往研究是对人类和自然史关系的研究。对古今之变要通，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古今变化的贯通研究，使人类的活动、文明的创造，融入在自然界之中。
历史从面上说，包括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从宏观上应包括全世界、全人类、全地球的历史。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之中，在世界、人类、地球环境之中。现在中国在现实中越来越融入世界之中，融入全球之中，但历史远未与世界沟通，把东西方史融为世界史的路还很长。只有当世界史成为全人类文明史时，才是世界史形成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