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尼采痛心地说：“上帝死了”。这是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蓬勃兴起，浪潮所及，传统思想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信仰上帝动摇，精神危机之后就是道德堕落。信仰对人生是家园，信念牵动着真善美之线，无此，人便会无法无天，胆大妄为。20世纪许多事件印证了精神道德坍塌滑坡的教训，中国的“文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无法年代，国外也有“迷惘一代”、“颓废一代”和“垮掉一代”的出现。
20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极端主义在宗教、民族中的泛滥，再次想起了失去信仰、信念之后的狂热和僵化。以宗教而论，极端主义的危害程度，出乎人们的预料。说极端主义是宗教的大祸害，一点不过分。受害最大的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极端主义的恐怖暴力行动是违反这些宗教的教义，是丑化这些宗教的基本信仰原则的。
“9·11”事件后，许多人认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冲突在所难免，有人惊呼：新的宗教战争就要来临。法国伊斯兰教与西方协会主席弗朗西斯·拉芒在2002年10月24日发表了《战争不会发生》的文章。文章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交流已经制度化，绝大多数穆斯林都反对极端原教旨主义而主张伊斯兰、西方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信仰不一定都是宗教信仰。信仰是维系信念之线的基原。但宗教因为往往超越具体党派、政治立场，所以弗朗西斯·拉芒的言论具有特殊的角度。以上言论，除了第二条已为许多人谈到外，其他两条鲜为人言，有必要从不同文明交往角度加以评述。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交流的界标，被弗朗西斯·拉芒界定为1965年10月28日的和解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对话被天主教确定为交往的形式，而共同促进社会公正、道德准则、和平和自由则被确定为努力方向。这一声明后来已落实到梵蒂冈同国际上主要伊斯兰组织之间及两教领人之间的经常情况交流和制止。1984年以后，双方会晤增加，目的是建立一个真正合作新秩序以代替长期彼此之间的对立。2001年5月6日，教皇前往伍麦叶王朝清真寺，清除了两大宗教长达15个世纪的互不理解和误会。“9·11”事件后，即2001年9月25日，在两大宗教之间接近受挫的情况下，教皇仍坚持前往穆斯林国家哈萨克斯坦访问。两大宗教通过承认共同道德标准而确立并稳定了彼此之间的正式交流关系。穆斯林中少数人的极端行为不会破坏这种共同愿望，多数穆斯林都表示支持共处和相互尊重。
弗朗西斯·拉芒提醒人们注意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经济上的互相依存问题。伊斯兰经济制度的世界性、政治上的平衡及人道主义，已被西方有识之士看成是一种促进交流和新秩序的文明。事实上，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已经缓慢融入以世界经济新秩序为基础的整体之中。欧洲——地中海地区、黑海或中亚经济区已把伊斯兰国家融入了一个相互合作的混合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伊斯兰国家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这就否定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不能相容的说法。1992年6月25日成立的黑海经济组织，可以成为这两种不同信仰国家在经济上相互接近的典范例证。经济本身具有使人们彼此接近的力量，因为它能使人们共同满足自己的物质所需，从而把意识形态分歧降为第二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是形成和平交往的动力。
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在经历一个严重危机时刻，这个时刻对伊斯兰世界来说是地位危机，对西方说来是价值危机。当然，拥有13亿穆斯林的伊斯兰世界，也有价值危机，它同西方世界的关系中，还有中东的巴以冲突问题。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说得对，穆斯林应该用智力而不是用暴力对付以色列。双方在文明交往中，都在保持信仰前提下，团结起来，总可找到挽救危机的办法。危险和机遇并存，要在危险中找机遇，抓住机遇，克服危局。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现在是两个受伤的世界，彼此都需要对方。双方都不应诉诸对抗，更不能采用战争交往形式加重伤势。宗教不能对立，民族不能对抗，文明不能恶性交往，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世界方能和平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