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与发展。文化自觉是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协调、合理而有效的互动关系。
文化自觉是激活传统与现代、古韵与今风的关键，否则，悠久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还会旧风旧貌而无新生活力和生命力。
文化自觉的起点，是反对顺大流、盲从和宿命，是站起来当主人的自觉，是对环境、对竞争对手的清醒感，是如何表达有实效的策略。对文化底层的认识，才是文化自觉深入。
普遍的文化自觉，强烈的文化自觉，来自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的综合力，这种力量将促生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来自文化自觉，而人文精神是一种内生力，是文明交往的灵魂。呼吁文化自觉，就是呼唤人文灵魂的归来，让新的文化给经济腾飞以前导和动力。
文化自觉贵在世界眼光，贵在世界历史的眼光。被梁启超誉为“近世第一大哲”的康德，之所以毕生没有迈出哥尼斯堡却能预测人类由恶向善和“永久和平”的前景，就在于他在文化上不持相对主义，而是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史观来看待文化的。他由此寄希望于人类由苦难中走向文化道德上的觉醒。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但是康德的道德观并不能改变人类交往中的野蛮化倾向，不仅康德，已往的一切道德观都没有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其他人类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提供现成的药方。全球化的交往文明化，肯定不只是经济全球化，全球的交往文明化也肯定离不开文化的新自觉和道德上的新提高。在当代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横流中，原始野蛮的“从林法则”和霍布斯当年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仍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现在不但需要一个全球化文明交往的秩序，不但需要一个全球文明交往的道德，不但仅认识到文化“多元并存”文化宽容，而且还要自觉认识到不失时机地在多元文化中力争占领先和主导地位。这就需要提高在全球文明化中的交往力，特别是需要最先觉悟到提高文化思想和道德意识，积极主动采取宽容，吸取其他文化以更新自身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这是文化自觉的最关键之点。
我在《文化的本质》（见本书第十六记）中写过：“文化的目的是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实，重建与发展是文化自觉的重要思考点。这里包括人类文明交往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建与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重建与发展。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形态、精神文化结构和社会文明交往秩序上的协调、合理而有效的互动关系。
经济和政治文明无疑是重要的，尤其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发展战略。然而，思考经济、政治与文化、社会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文化自觉的一个大课题。回顾一下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史，也许对理解这个问题有启示作用。我们可以举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结构的思路。特别是丹尼尔·贝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反证了韦伯的理论，提出了美国文化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而这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的连续解读，可以发现文化霸权理论的连续性。对此，更应有文化上的自觉来正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