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接轨，各行各业各地都在忙，但千万不要忘了自身的文化。
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文化思想的互相交往，需要一种文化自觉，要认识到文化的力量，只是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深处。文化自觉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自觉，是国民心理的内化，归根到底，是民族精神和国民主体意识的灵魂。
城市都想大，都想高楼林立，都想物质文明建设，都想物质富裕，但要注意精神是否贫困？一个城市，歌星、球星、股潮涌动，麻将、舞吧、车展喧哗，这个城市就应当更想一想自己文化的未来。在一个电子、物流和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世界里，在大超市、大剧院、大车流中，越发要注意一下引导时代潮流的是“以人为本”。中国人的城市，要有中国文化品格。崇尚科学技术、关爱人文精神、乐于爱心奉献、吸纳融合世界文明、勇于开拓创新，这才是一种向上的朝气！
文学新想，“颠覆”、“解构”之风四起；学术求异，晦涩、难懂的食洋不化之浪席卷。香港黄维樑以诗歌为例，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李白杜甫的后裔，让诗歌蒙在西洋的浓雾与工业的废气那样的晦涩之中，中文成为虚无意识的载体。”（见《社会科学报》2003年10月23日《在解构的后现代面向古典的澄明》一文）文章叙说了同现代西方文明新交往中的现象：“现代主义之后是后现代主义，还有后殖民主义，台北、香港之后是上海、北京，东方跟在西方之后，把文字、文学、文化颠覆了之后又解构。文本的书写者淡化了情节，交错了时空，放逐了主题，甚至阉割了人物。”谈到诗歌时他批评了“自动写作”，是“远远地横向移植过来”，朦胧诗的后浪和“后学”是“非非诗派”，“病房意识派”，“超越感觉派”，“撒娇派”。谈到小说与戏剧，认为是“竞逐着荒唐、荒谬、荒诞，《宿命》的内容暗示了人生一切莫非“狗屁”。上帝已死，作者也死了，读者的接受不接受是检验美不美的惟一标准，而任何读者的诠释是错误的诠释。作者下面的叹息话是：“东方的‘后学’跟在德里达的屁股后面说：‘放弃对诗的解读，宇宙是无限的，要你说，要你说吗？’”
事实上，不仅仅在文学，而且在中国学术界，都有个中国文化的世界定位问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在对《中华读书报》的访谈录（见该报2002年7月17日）中，曾经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他认为学术界应该提出“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
这两段长长的引文，反映了东西方文明交往在当代的荒诞失序现象。它不仅是在荒诞失序的解构文学领域内，而且表现在文化思想和学术各领域中，文学不过是最敏感的领域罢了。美国全球化史学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在1999年就提出了建立21世纪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见《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他认为：“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及世界上1/4人口的国家，在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这是对抗这种失序的建设性意见。我认为，21世纪这种失序将在文化交流中变为有序，而无形但自觉的民族精神将乘风破浪成为文明交往的航标。
什么是真正的、具体的、有活力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本民族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才能以文化安全的态势、以民族的特色立足于世界大潮之中。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它要求其他民族接受这种文化，而不是平等的交往关系。所谓“西化”，是西方文化“化掉”东方文化的民族特征，使其失掉民族精神，从而沦为无根感、无方向感的“文化殖民地”。即使在西方强势文化之间的交往中，许多国家对这种文化安全也充满着高度警惕性。许多初到法国的外国人都发现，法国人不喜欢讲英语。这不是因为法国人英语水平低，有些法国人会说英语，却愿意用法语回答游人的问题，这就是法国人把法语视为法兰西文化的依托，也是法国文化遗产教育的结果。美国的国魂教育、德国的民族习惯教育、意大利的国粹艺术教育，都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措施。这说明了文明交往中一个辛辣的真理：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就要挨打；没有技术，一打就垮；没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不打便垮，只有成为外国的文化俘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