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冬天”，几家欢乐几家愁！
当不少企业界人士哭声一片的时候，还有不少企业界人士正大踏步地前进着！
国家巨额投入来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是不是能够真正达到目的，关键还要看我国的企业能够利用危机时代实现真正的提升和转型。因此，“冬天”里的阳光不仅仅属于心理上的，还有现实中的。
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危机后持续成长的第一缕阳光
如前所述，此次危机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初加工企业，而拥有核心能力的科技型企业并没有受到巨大的冲击，最典型的是广东和浙江。
在《浙商》杂志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浙商之得失”的座谈会上，不少与会专家与浙商普遍认为：如果说从更高角度来看，浙商群体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或者“失”。而这种不足或者“失”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的问题上。
2008年7月底，一组有关“温州民企陷入方向性困局”的报道被广为传播。针对温州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下遇到的困难，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温州企业在“投机”受困之后，陷入了缺失方向的局面。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过去的30年里，以温州籍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利用先期积累的资金，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投机热潮：“炒房团”、“炒煤团”一时之间成了浙商的“投机”专利，而且还洋洋自得于“投机”成功。
“我们这一代起家靠机会主义”“来自温州的虎牌控股董事长虞成华在座谈会上坦言，过去30年里，企业靠”机会主义获得了阶段性成长。但同时他也承认，单纯地依靠抓机遇，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场。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曾经向媒体表示：“不搞多元化，发展的空间有限。”最多的时候，红蜻蜓的“多元化”曾经涉足到房地产、百货、金融、教育、服装等多个领域。尽管在2005年，钱金波提出了回归主业的计划，但业内人士称，红蜻蜓已经错失了做大主业的发展机会。
“游弋在境内外的温州资本在四处寻求获利机会。”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很多温州企业关注的是，这笔投资是否能在短期内得到最大的回报。
《浙商》杂志评价说，短期获利的冲动造就了“温州模式”，又让温州人背叛了“温州模式”。当温州人通过经商获得的丰厚资本不再专注于实业领域时，温州就已经注定了今日的“困局”。
“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这是硬币的两面，虽然保证了浙商原始的积累，但也成了未来浙商发展的软肋。”浙江华睿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宗佩民2008年8月在浙商理事会的聚会上曾如此直言。会议上，他猛烈批评那些放弃主业，转而投资利润丰厚的房地产的做法。
事实上，宗佩民列出的数据令所有人吃惊：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浙商的实业企业75%以上都涉足房地产。大量的实业资本转移到了房地产领域，其直接的影响是主业无以为继。这大概也是在金融危机来临后不少温州制造企业停产或垮台的直接原因。“房地产赚钱的时候一定是实业丢钱的时候。本来主业可以赚到1000万元，因为投资房地产，房地产可能赚了500万元，但主业只赚300万元，实际上算大账是在亏钱。更主要的还导致主业无法上市或错失最佳上市机会，损失更大了。”宗佩民认为，如果浙商当时能用这些资本去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的话，相信浙江资本已经控制了中国很多的产业领域。“但现在，大家都错过了这个机遇。”宗佩民遗憾地说。
尽管30年过去了，从浙商的产业分布看，基本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低层次加工、低附加值的传统轻型制造业为主。
“比如温州的支柱产业30年来一直局限在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等行业，温州老底子以轻纺工业为主，工业化转型又没有抓住机遇，所以导致这个城市的经济很难转型。”身为温州人的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表示。
“这样的一种产业结构，它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和中期，曾经是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尤其是中国内部的消费结构的变化，我们浙商应该说普遍地感受到了产业升级的压力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挑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表示，从整体上而言，浙商并没有通过大规模地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来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
浙商最典型的经营策略是调整它的市场结构，即横向拓展，做出口贸易。这一发展策略的实施，一方面使浙江经济继续保持了近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相应延缓了浙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导致浙江经济在近十年中出现了“总量人均水平领先，结构调整升级滞后”的格局。“1996年那个阶段，我们浙商面对国内的市场疲软没有去调整产业结构，而是调整贸易结构，国内不行走国外，但做的还是老东西。结果到2007年GDP增速达到11.4%，走到顶点上了，但产业还是‘两低’的格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在座谈会上形象地将低层次加工、低附加值的“两低”经济比喻为“豆芽菜经济”：有了阳光就拼命长，看到低层次的需求就拼命长。
但时至今日，“阳光”已经不再充足，土地紧张、资源紧张、电紧张、水紧张、劳动力紧张、环境压力加大，已经无法承受“豆芽菜”式疯狂生长的需要。
南存辉也认为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国家鼓励发展高科技，提倡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各种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浙商的发展空间和质量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粗放型的传统产业还有利可图，利润空间还存在，于是，很多浙商还是沿用传统的技术和传统的管理方式，错过了技术升级、质量和品牌提升的大好时机，致使发展受阻。
这种状态产生了严重后果。据《华夏时报》报道，根据温州市发改委的数据，温州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在浙江省各市排名中位于倒数第二位，这也是温州1991年以来增幅最低的一个阶段。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如果不改变过去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仍然以较低产业层次的简单生产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市场，温州将进入一个死胡同。”周德文认为，外部环境的恶化却是温州的机遇。通过倒闭来完成其内部无法调整的任务，使温州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2008年1至6月，支撑温州制造业半壁江山的以出口为主的几大行业中，眼镜、打火机、锁具、制笔、服装等，出口增幅均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了关门和倒闭。
在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李志国看来，虽然温州在过去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但在温州模式的背后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被掩盖了，却在2008年内外经济矛盾交织的背景下凸显了出来。“温州过去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生产资料基础上的。”周德文解释说，价格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支持温州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很多企业都不是现代企业制，这对引起先进的管理人才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没办法培养出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周启正指出，企业没办法做大、做深，发展十分有限。
继续炒房、炒矿，还是投资实业？这是温州资本的一个生死抉择。
与温州产业结构类似的广东东莞也面临同样的尴尬，可是就有一些企业竟然逆势而长。
拥有8000多名员工的东莞龙昌玩具公司目前生产销售正两旺，销往国内外的拳头产品智能机器人每个售价高达2000多元，生产订单排到了2009年。
为什么龙昌玩具公司能出现这样的好势头？该公司主席梁麟表示：“我们拼品质、拼科技。我们拥有300多人的研发队伍，与玩具有关的专利达300多项，每年投入的研发资金达3000万元。”
44年前，梁麟就在香港接触玩具来料加工生产。1980年，梁氏兄弟由香港返回家乡东莞投资建厂。1997年，该企业以骄人的业绩在香港主板上市。2002年，一举收购美国著名玩具公司“Kid Galaxy， Inc。”，将其旗下品牌Bindos转为龙昌的品牌。2004年，龙昌集团到常平建新厂，并将公司研发设计中心设在常平。从OEM到ODM再到OBM，龙昌玩具公司成功转型，成为广东玩具业发展的缩影。
2005年，这家公司推出一款智能教育机器人，受到广大家长和小朋友的喜欢。“把科技元素放进玩具里，对小朋友的智力开发有好处。”梁麟说，当前，国家教委正在进行教改，其措施之一便是运用智能机器人作为教育平台，推行素质教育。这对龙昌来说，是很好的机遇。
谈及“金融海啸”对玩具行业的影响时，梁麟说：“之前，欧美国家接二连三地提高玩具产品进口技术标准，加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工资增加等因素，使得玩具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企业的利润受到挤压。现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对各行各业都有影响，加速了玩具业的洗牌进程，中小企业流失的订单纷纷转向有资金实力的大厂。”
梁麟认为，玩具OEM这一行的分化越来越明显，目前大玩具厂生产相对都正常，中型厂接单则有所缩小。他坦言，生意受影响的主要是加工贸易，有自我研发及自有品牌的企业，没见过有倒闭的。
这一结论也为日本的中小企业现状所证实。我2008年在日本考察期间发现，那些活得很好的中小企业都是依靠自身核心技术为基础的核心能力，无论是机械加工、建筑材料还是化肥农药行业，完全靠外力活着的企业太危险。
而在中国，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阳光”：
在“愁云惨淡”的芯片设计行业，一家不太知名的公司——华亚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华亚）逆势而上，让人体会到了创新的魅力，也体会到了拥有核心技术在这个“冬天”里是多么重要。
当你真正走进这家不足300人、没有生产工厂的公司时，它令人着计公司中的多数将面临生存困境，对华亚来说则是一个收购的好机会；另外，一些原材料价格的降低也将大大增强华亚的竞争力。张飚甚至认为，原定2011年华亚营业收入达到10亿元的目标将提前实现。
这就是产业选择的魅力！
我们现在评判华亚是否已然成功还为时尚早，但更重要的是它的CEO张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的技术实现我们的产业升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制造大国。否则，我们就永远是世界最大的“车间”，而不是“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