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为我们详细记录每一场战役，每一个条约，乃至每一次人事变迁，关于皇亲贵族的正史甚至野史，也有太多的人试图为我们记录，每个皇帝有几个宠妃，他们几乎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有几个人愿意把目光投到平凡人的身上？人们对几百年延续下来的男耕女织的百姓生活，往往只源于推测，或是道听途说，有谁能身临其境，与他们互诉惆怅呢？历史的缺憾使我们忽略了平民百姓对一个民族历史变迁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蓝色的国度》弥补了这个缺憾，正是这本书使中国人的主观自信受到冲击。实际上也很少有这样一本书，能帮助我们后人从另一个侧面更完整地了解大历史遗漏的细节。
如果真的需要一个人来为我们记录当时的百姓生活，我希望他不是政治风潮中的风云人物，但最好又不完全脱离政治；他可以把他的所见所闻，用生动有趣而又流畅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来；他最好不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司空见惯的东西对我们却是陌生的；如果可能，最好能以一个女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很多时候，女性的细腻更能捕捉平常生活的亮点。
从远处走来了阿绮波德·立德夫人，走近时，我们看见她穿着高跟鞋，带着精致的咖啡杯、桌布以及银制餐具的箱子。她来自遥远的西方，是随丈夫从英国坐船来到这个满目疮痍的文明古国的。她还带来了她的英国小马和狗狗小黑。这个时候她已经是英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了。在中国，她整整生活了20年，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从北京、上海、天津到九江、宜宾；从城市到山村。正如所希望的那样，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她都忠实地记录下来——《蓝色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三部小说、五部游记、一本北京旅游指南以及很多期刊文章。甚至还有一件颇令她自己引以为豪的事情。1889年，她的丈夫亲自驾驶着一只叫“利川”号的汽船从上海到宜宾，而后又到了重庆。也许从政治高度上讲，这次旅行颇有些侵略色彩，不过在立德夫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单纯的冒险。作为船上唯一的欧洲人，她随着丈夫在“距上海1500英里的农村”住了几个月。在英国司空见惯的生活设施这里都没有！没有洋楼，没有电灯电话，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里，她与仆人一样露天睡觉，一度担心头上的核桃树掉下核桃打在她的脸上。在这里，他们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相处，友好的、谄媚的、欺诈的以及偷他们东西的。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在经过长期痛苦的碰撞后缓慢地发生了变化。
《蓝色的国度》出版于1901年，立德夫人在这本书里为我们讲述了她在中国10多个省市的经历，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为了让中国妇女的双脚彻底解放出来，立德夫人组织了“天足会”，并且四处组织演讲。为了使“天足运动”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她找到“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为“天足运动”题字，每次演讲时，她就把张之洞题字的红纸悬挂在会场。书中还提到为了赢得中国官方的更多支持，她千方百计见到李鸿章总督试图请他题字的事情。书中的大量照片已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如2005年重庆东水城门修复工程就是以这本书中的照片为参照的。
立德夫人说：“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正是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意义。”一个人的个性和一个民族的个性是没有区别的，大多来自生存氛围的影响，当然也有来自血脉遗传的。是什么让那个吸食鸦片的民族“只要活着就对一切没有抱怨”？是什么令立德夫人在书的最后这样大声质问：那个能拯救中国的人，你在哪里？是什么使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答案不是一本书或是一个人就能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