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非常流行，书名叫《傅雷家书》，是翻译家、学者傅雷先生写给儿子傅聪，教他如何做人的。那个时候的青年，真叫好学！真叫上进！几乎是人手一本，都把傅雷当做自己的前辈和导师，聆听他的教诲。有人光读书笔记就写了厚厚一本，超过原著。不是我瞎编，报纸上报道过的。
其实，这种家训类的体裁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最著名的如《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自从重见天日后，在现在的书店里仍是畅销书。今天的父母们重视教育，但自己又写不出这样的“家训”来，便拿古人的东西“古为今用”来教训自己的子女，也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复兴。
这一类的家训家诫大都是冠冕堂皇、劝人为善，教人做个好人的。好虽然好，但有很多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说了我也做不到的。倒是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中散留下一封家诫，能够读出另外一种味道来。
嵇康这封家诫写作的时间、地点就较之所有的家训家诫为特殊。它是嵇康被关在监狱里判了死刑，等待着秋后问斩的时候写的。我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或者说，其言也善。但从嵇康的这封家书中，我们既看不到“哀”，甚至也看不到“善”，看到的还是嵇中散活泼泼的个性。
且把家诫的有趣内容放在后面，先来认识一下写家诫的这个人吧！魏晋之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没落的东汉政权连同传统的儒教大厦被摧枯拉朽般推倒，从而倒也开创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时期。所谓的“魏晋风度”，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看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小小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那个时候的人，思想之解放，有时候叫今天的人看了都要瞠目结舌。比如下面这一段话：父亲与儿子有什么亲情？究其本意，无非是情欲发作，一不小心做了父亲；儿子与母亲是什么关系？就好譬瓶子盛物一样，只要把瓶子内的东西倒了出来，母亲与儿子的关系也就算完了。
即使在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论，你也一定会觉得惊世骇俗。然而，说这句话的竟是一千八百多年前汉末三国时代的一位官员，而且这位官员竟然还是最讲究“人伦大道”的孔老夫子的二十世孙孔融。
这真是一个越名教、尚通脱的自由时代。
嵇康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他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所谓的“竹林七贤”都是远迈不群、狂放不羁，慕通达而贱守节的人物，其中嵇康是最具名士风度也是最有硬骨头精神的。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人。根据虞预《晋书》记载，嵇康的祖先本姓奚，是会稽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县）人，因避仇家而举家迁至铚县。取会稽之“稽”字上部，又因住在山边，遂加“山”字以为“嵇”姓。这种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经历多少包含了汉末社会动荡的因素。嵇康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绝代奇士，和其祖先的这种不安分基因的遗传恐怕也有些关系。
嵇康家世儒学，父亲嵇昭做过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哥哥嵇喜后来在晋朝也官至扬州刺史。嵇康很小就丧父，所以幼年孤贫。对于家学渊远的儒学思想，嵇康似乎不太感兴趣，他喜欢的是通脱自在的老庄之说，从而养成了“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的鲜明个性。同时，在诗书音律、文章修辞、书法绘画等方面他也都表现出非凡的天才，史书说他“善属文论·文辞壮丽”，他的草书被唐人列为“妙品”。他的学问不是从哪位名师那里学来的，他是广闻博识，天才加积累。
后来，嵇康与曹魏宗室通了婚，大约在他20岁的时候，娶了魏沛穆王曹林之子曹纬的女儿，并且官至中散大夫，所以，后世人称“嵇中散”。
嵇康的性情恬静无欲，从不想利用裙带关系去结交权贵，追逐名利，而是寓居在河内之山阳县，只与山涛、阮籍、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名士相友善，会于竹林，为林下傲散之游，人称“竹林七贤”。这七人当中，嵇康的年纪排在第三位，少山涛18岁，比阮籍小13岁。但他的名气与阮籍一样，却是很响亮的。《世说新语》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山涛）日：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总之，既有风姿绝俗的仪表，更有才华横溢的艺术修养，气质、才情令人叹慕。”
作为哲学家，嵇康洞悉时局的险恶，时时提防，与他交往多年的人都从未见过他喜怒形于色。竹林之游也正是为了摆脱曹氏与司马氏争权夺利的政治旋涡。虽然有些失意，但“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泉林风情，也聊足慰怀。这个时候的嵇康洋溢着庄子的自由精神。但随着曹爽集团被诛灭，司马氏统治的专制与血腥愈来愈浓重，竹林之游也就再也飘逸不起来了。“七贤”之中阮籍、山涛先后出仕，告别逍遥游。只有嵇康，顽强不屈地我行我素。
嵇康在思想、行为上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在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山巨源就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大的山涛，“巨源”是他的字。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山涛由吏部选曹郎升迁为大将军司马昭的散骑常侍，他推荐嵇康代任原职。本是一片好意，但嵇康认为连山涛这样的老朋友都不理解自己，却来拉自己共沾膻腥，于是忍无可忍，愤而著此奇文，宣布与山涛绝交。文中列举了九条不堪做官的理由，今日读来仍觉快意：其一，喜欢睡懒觉，官差呼之也不理；其二，好抱琴行吟，射鸟钓鱼于草野，有吏卒在旁相随，则不自在；其三，当时的名士流行服药，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文章里所说的，嵇康也是一位“服药派”，喜欢吃一种叫“五石散”的药，这种药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毒品，吃了药后要“散发”，全身发烧又发冷，身上易长虱子，为了抓搔方便，所以喜欢穿宽大的衣服，“扪虱而谈”在魏晋时期是一件十分风雅的事，嵇康说自己若裹上官服，端坐公堂，拜揖长官，则虱痒难忍；其四，一向不喜欢书写，而官府文牍堆案盈几，令人头疼，不能应酬，于公于私都不好；其五，不喜为人吊丧，而世俗看重此事，过去我已经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若让我降心顺欲，则自己做不到；其六，不喜与俗人共处，更不愿千变百态地在人前周旋；其七，性子急，凡事不耐烦，而官事繁忙，累神伤虑，受不了；其八，常常口出狂言，菲薄成汤、周武王、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为世俗礼教所不容；其九，性子刚直，嫉恶如仇，而且不平则鸣，直言不讳，说话绝无关子，这是万万不能当官的。
全文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确是一篇见性情的放胆文字。
嵇康一生行事“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与日渐专权的司马氏集团采取了坚决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令意欲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氏集团十分恼怒，何况他还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据说，司马昭读了嵇康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读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句时，勃然大怒，切齿发恨。
当年，嵇康在山上曾遇世外高人孙登，孙登对着他长啸，却久久不发一言，嵇康欲拜他为师，孙登不肯收他，临别赠言道：“子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这句话不幸而言中了嵇康的未来。卓越的才华加孤傲的性情，最后终于酿成了嵇康悲剧的一生。
嵇康被害的致命原因据说就是得罪了司马氏集团的红人，权贵公子钟会。
嵇康闲居山阳，无事时喜欢在宅中一棵茂盛的柳树下打铁，作为肆志纵心、怡养性情的一种方式。朋友吕安佩服他的高风亮节，每每思念，不辞千里赶来造访；“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也喜欢与嵇康一同在树下打铁为乐。渐渐地打铁打出名气来，司马昭十分青睐的名公子钟会（钟繇之子）也慕名来拜访。钟会来时乘肥衣轻，宾从如云，一副权贵派头。嵇康本来就轻蔑钟会投靠司马氏的为人，更看不惯他这副做派。所以，当钟会到来时，嵇康只顾自己箕踞着打铁，仿佛没看到钟会似的，不来跟他见礼。钟会站立半天，尴尬万分，只得打道回府。临走时，嵇康还要用言语刺激他，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那钟会也是以才能贵幸的，冷冷地回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这一场冷冷的交锋，给嵇康埋下了杀身的祸根。
最后，嵇康是因为朋友吕安的一桩家庭纠纷而被诬毁，竟至被杀头的。
吕安及其兄吕巽都曾是嵇康的密友。后来，吕巽垂涎于弟媳的美貌，竟采用卑劣的手段灌醉弟媳，乘机奸污。嵇康自恃与吕氏兄弟的交情，从中斡旋调解，暂时平息了这场家庭风波。但不料时隔不久，吕巽倒打一耙，诬陷吕安虐待母亲，诽谤自己，并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声闻朝廷。因为吕巽是钟会的人，吕安遂受冤屈，被发配流放到边远之地。吕安不服上诉，言辞里涉及嵇康，而嵇康也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为吕安证明事情的曲直，结果被牵连入狱。钟会对嵇康怀恨在心，阴险地对司马昭说：“嵇康是条卧龙，不能让他复起！”于是，他们以“淳风俗”为由，将嵇康斩于洛阳东市。
因为做证人而被牵连，被牵连乃至被杀，古今中外，恐怕也只有嵇康一人。
嵇康将被处死之时，有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赦免他，但司马昭就是不许。
嵇康善弹琴，自称得异人传授《广陵散》一曲，普天下只有他一人能弹奏此曲。临刑前，他望着西落的太阳，回顾自己身影，若有所恋。他要了一张琴，从容地演奏起最后一曲《广陵散》。曲终，嵇康的手最后一次从容拂过琴弦，画出一个优美的圆弧，停在了半空中。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渐渐西落的日头，神色不变，只是叹息一声：“从前袁孝尼想跟从我学习弹奏这曲《广陵散》，我固守不传的誓言，不肯教他，想不到《广陵散》到今天就要绝迹了！”
据传，早先嵇康曾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间，忽有客拜访，自称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到兴处，那位异人要过嵇康的琴来，弹了一首声调绝伦的曲子，说叫《广陵散》。那位异人将《广陵散》传授给嵇康，并要他立誓不传他人。
临刑的嵇康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一朵光艳哀绝的艺术之花就这样凄美地沦落了。时为魏元帝景元三年（262）。这一天，秋日萧索，浮云无光。嵇康临刑弹奏《广陵散》的故事十分有名，所以普天下都知道有这么一首曲子，然而嵇康在狱中写的那篇遗书《家诫》，说是教导儿子的，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在《家诫》这篇文章里，嵇康不厌繁琐地交待儿子要如何做人：对长官要敬而远之，不当极亲密，不要一个人到长官家里去，因为长官肯定会问你一些事，你对长官讲了就容易搞不好群众关系；如果众人一起到长官家里去，你不要一个人落在后面，以免长官以为你看他不起。世界上的事确实有是非之分，但“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还是不发表议论静以待之的好；如果人家一定要问你的看法，你可以说你还看不懂。对人家的争讼要远离，万一远离不得，就装醉酒糊涂；喝酒不要与人争胜，喝到热闹起来就当亟去，因为“此将斗之兆也”。酒席上不要强劝人酒，若人来劝，不要不喝不给人家面子，但喝到醉醺醺就可以了，不要醉得一塌糊涂“不能自裁”……凡此种种教诲，圆滑世故，简直是一篇实用主义为人处世的大全。而这篇《家诫》与嵇康自己的一生行事大相异趣，又简直要让人怀疑是别人的伪作了。
这封一千多年前的家书，其中的深意不为人见，所以渐至被人所遗忘。然而突然有一天，我终于悟到了嵇康此文的真意所在和良苦用心！遗书题为《家诫》，其实又哪里只是教诲儿子，分明是在表白自己：你们处世的圆滑世故其实我都懂，只是我不愿为而已！一个人的修养与性格是两方面，但最后决定行为的还是性格，所以刚直的人永远学不会圆滑，嵇康终于还是按捺不住。从这方面说，“文未必就如其人”。我们读历史，写文章，臧否人物，个个都像事后诸葛亮，但行事处世却又聪明不起来，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破万卷，历史上的那些教训难道会不知吗？明哲保身难道会不懂吗？然而，写文章是一回事，行事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文章终归只是文章！嵇中散，我陈某人是你知音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