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猪博弈中，小猪能够坐享其成，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大猪和小猪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当中，博弈双方的实力不仅不均衡，而且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时候，弱者就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去寻求均衡点，去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得不委曲求全。但这样的结果往往会被人误会，受到后人无端指责，代代相传，从而掩盖了历史真相。在历史典故中，人们常用“扶不起的阿斗”来讥笑三国演义中的蜀后主刘禅。但刘禅是否真的像后人所讥笑的那样一无是处，软弱无能？只怕未必。
刘禅生于公元207年，尚在襁褓之中就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少年刘禅在瞬息万变的斗争中，不可能不经受磨炼。他从刘备手中接受的基业也不是一份优良资产。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因为攻打孙权失败而病死在白帝城。临死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刘备的话语表面上似乎气概凛然，大有将自己出生入死，一手打下来的江山赠给诸葛亮的意思。其实却是将诸葛亮的军，让他死心塌地辅佐自己的后人。果然，诸葛亮马上一面磕头一面哭着回答：“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得到诸葛亮的承诺，刘备又颁下诏书留给儿子后主刘禅，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一手把蜀汉这个烂摊子都交给了诸葛亮和刘禅。对于蜀汉日后的经营方向，诸葛亮和刘禅是意见相左的。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一直牢牢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大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他病逝在五丈原前线。在此期间，诸葛亮连年北伐，却成效甚微。更有街亭失守，白白丢失北伐胜利的大好前景之过。
更有甚者，诸葛亮在出师北伐之前还把22岁的刘禅当做孩子，在《前出师表》中，提耳面教刘禅的“亲贤臣，远小人”，实际上就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还派心腹“监管”刘禅，使“后主益严惮之”。这不但剥夺了君主应有的权力，还控制了君主的人身自由，这无疑犯了封建社会的大忌。
但对这一切，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从来没有发泄过不满。诸葛亮北伐失利，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刘禅的这些做法与诸葛亮也是一场看不见的博弈，其矩阵：
从刘禅对诸葛亮北伐的种种小动作及日后的表现来看，刘禅对北伐是并不热衷的，这是因为他明白用蜀汉的力量与日益强大的魏国博弈，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较量。的确，当时整个蜀汉的人口不过百万，每次最多能征发的军队也不过十万。十万大军长年累月在外征战，对整个国家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魏国的人口大约有五百万，在第一线抗击蜀汉的军队就有二十万。蜀汉与魏国基本上是在甘陇等地势险要地带打阵地战和消耗战。在冷兵器时代，这绝对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但刘禅从继位到诸葛亮撒手西去，一直支持诸葛亮的北伐政策，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对诸葛亮来说，他有取而代之和辅助刘备后裔两种选择，而刘氏一族，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不止刘禅一个。因此，对刘禅来说，他要么固执己见，要么委曲求全。而一旦固执己见，诸葛亮既可以取而代之，也可以另外立刘氏一族他人为帝。正是由于诸葛亮拥有这种权力和可能，所以刘禅只能维护诸葛亮的权威，从而保住自己的帝位。
诸葛亮死后，据《三国志》记载，刘禅废除了丞相制，设立尚书令、大将军和大司马三职互相制衡，军政事务分开。这样，蜀汉终于结束了诸葛亮的强人政治，军政大权才真正落到刘禅手中。
从刘禅一系列表现来看，他是相当有头脑的。对于北伐，他并不反对，但提出“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可见他是非常懂得把握时机的。魏国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这一切说明刘禅头脑清楚，胸襟广阔。
由于诸葛亮的继承人姜维的北伐，空耗大量国力，到蜀汉末期，魏国和蜀汉更加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将军邓艾、诸葛绪各带兵三万，钟会带兵十几万分三路进攻蜀汉。姜维看到魏军声势浩大，知道抵挡不了，便把蜀兵集中到剑阁（今四川剑阁县），守住关口要道。
钟会带兵到了剑阁，一时没法攻进去。邓艾看到蜀军主力守在剑阁，就带了精兵偷偷绕到剑阁西面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向南进军；走了七百里荒无人烟的道路，宛如神兵天降，先攻占江油，获得大量补给，接着在绵竹城下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一场大战，在消灭了蜀汉有限的武装力量后兵临成都。
面对大军压境，刘禅召集大臣商量。有人主张南逃，有的主张投靠东吴，有人认为不如趁早投降。最后，刘禅采纳了投降的建议，事实证明，这是刘禅作出的一项最佳选择，其矩阵：
从刘禅的角度来说，他仅仅有投降或者逃亡的选择。因为当时蜀汉的主力被钟会围困在剑阁进退不能，姜维自保还有困难，更不用说分兵回援成都。而蜀汉剩余的机动兵力都在绵竹一仗中被魏军消灭。邓艾率领的魏军连连取胜，士气旺盛，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入敌境，没有退路，正属于那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军队，越是危急关头，战斗力越强。所以刘禅不可能采取坚守成都，等待救援的对策。
而逃亡看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他能够往哪儿逃呢？逃往南中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不可取，南方少数民族臣服，是因为蜀汉国力强大，现在成为丧家之犬投奔南中，无疑羊入虎口。逃亡东吴，当时东吴也在衰弱，寄人篱下，会受到东吴君臣的讥笑，迟早仍摆脱不了亡国奴的命运。
所以，他只能投降，保住自己和蜀汉百姓的性命和财产。实际上，这种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以百姓利益为重的事，也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后人对这位亡国之君又何必过多指责呢？
刘禅到了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
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得差点儿掉下眼泪。刘禅却看得挺有劲，就像在他自己的宫里一样。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说：“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这儿挺快活，我不想念蜀地了。”“乐不思蜀”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对于这一故事，一直是后人非议刘禅，成为“扶不起的阿斗”的铁证。但如果用博弈矩阵看看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刘禅还有更好的选择吗？他的选择：
只要熟悉司马家族是怎样从他的主子那儿夺取政权的血腥历史就都明白，刘禅是如何的精明。只要刘禅稍微流露出试图东山再起的意图，司马昭是决不会吝啬自己的刀斧多舔一点儿血的。刘禅只有表现出乐不思蜀的样子，才能保住自己的晚年和蜀汉降臣的性命。
刘禅留下了“此间乐，不思蜀”的名句。给司马昭留下了“我无忧矣”的好印象，成功地保住了性命。这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最高智慧的体现，又有谁能说这种小智慧不是大聪明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