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柏石 王有禄 陈铭 回忆 马辰整理
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原是内蒙古西套的两个独立旗。所谓独立旗，就是上面没有盟而属中央直辖。当时两旗的一切行政事务，都各自由札萨克（旗长）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独自处理，不受邻省或邻盟的干涉。从清朝到民国都是如此。到1929年冯玉祥控制西北、宁夏建省后（原属甘肃一道），才把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划归宁夏管辖。但历任宁夏当局，由于宁夏局势混乱，自顾不暇，多未过问两旗事务。所以两旗在名义上虽属宁夏省，但一切行政事务，仍和中央直接联系。
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主席后，常以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属宁夏管辖为理由，千方百计要把这两个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两旗仍以隶属国民党中央政府直辖为由，坚决抵制。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不同意省方过多干涉，认为蒙旗事务，由蒙藏委员会统筹办理为宜。当时蒙藏委员会在与蒙旗毗邻的绥、宁、甘三省，派出3个调查组，一方面调查蒙旗情况，一方面调解省、旗纠纷。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这一措施，引起野心勃勃急于扩大割据地盘的马鸿逵非常不满。这就是宁夏省的所谓省、旗纠纷的渊源。
当时，阿拉善旗的札萨克是达理札雅（旧称达王）。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曾和达理札雅的父亲塔旺布里甲拉是结盟兄弟，因而马鸿逵和达理札雅也就成了干兄弟。但是两人因省、旗纠纷，常闹磨擦。马鸿逵嫌达理札雅不听话，达理札雅说马鸿逵不讲理。马鸿逵老想给达理札雅一个厉害看，但一时找不到借口。又加达理札雅和中央靠拢得紧，有时中央也给他撑撑腰，弄得马鸿逵满肚子气，又没办法对他下手。
后来省、旗纠纷的主要争执点转到磴口问题上。磴口县原是阿拉善旗所属的巴格（相当于乡）。宁夏建省后，冯玉祥就在磴口设县，还计划在阿拉善旗的紫泥湖地方，设立紫湖设治局，后因时局变化，设治局未得成立。阿拉善旗认为磴口县的设立，侵占了它的领土，减少了财政收入，曾多方图谋撤销，但因磴口设县已成事实，阿拉善旗虽费了很大的劲，始终没有办到。
继而省、旗的争执，又转到磴口县的田赋和税收问题上。磴口设县后，这里的田赋、税收，仍归阿拉善旗政府。马鸿逵主宁后，认为磴口既是宁夏一县，其田赋、税收，应由省方征收。于是互相争执，各不相让。后经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和蒙藏委员会派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我本人）居中调解，往返磋商，最后达成一个临时协议：（1）田赋方面，省方按照“征汉不征蒙”的原则办理；（2）税收由省方征收，但要每年补助阿拉善旗4万元。实际上以后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补助费，从未给过，因而阿拉善旗大为不满。又加磴口汉民多是蒙旗佃户，省方对他们的百般压榨，也就间接地妨碍了阿拉善旗的利益，因此也经常发生纠纷。
另外，马鸿逵为扩充骑兵，要在阿拉善旗买马匹。当时每匹马价约80元上下，马鸿逵要以40元征购，达理札雅不准许，并说：“定远营不是你管辖的平罗和中卫，你想咋办就咋办，那不行。”马部士兵，因不堪兵营的残酷虐待，常有大批潜逃，有的跑到定远营。马部缉逃人员，在定远营到处搜查，扰得民心不安，有的被牵连受害，阿拉善旗政府不得不干涉阻挠。这些，也都引起马鸿逵的极大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逐步伸向西北。1935年，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突然到了定远营。当时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所谓“睦邻政策”下，阿拉善旗政府曾屡次向国民党中央请示处理办法，均无明确答复。达理札雅只好为日本特务机关指定“祥太隆”商号为其住所。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威逼下，又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飞机场。于是日本特务人员在定远营就随意活动起来，直到1936年秋才撤走。
驻定远营的日本特务机关，还曾派遣人员，乘坐由定远营开的班车到银川。马鸿逵对这些特务也同样不敢惹，且待以上宾，又请吃饭，又请看戏，还和他们照了相，这就引起了一般人的不满和怀疑。马为了掩饰人们的耳目，就把载送日本特务人员的汽车司机抓来枪毙了，暴尸街头，让人观看。日本特务看后，笑了笑说：“这是你们中国的事。”就回定远营去了。
由于上述事件，马鸿逵认为有了对达理札雅下手的充足理由。他认为达理札雅和蒙疆政府的头子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都是所谓“蒙古王爷”，达理札雅的妻子又是伪满洲国溥仪的堂妹，日本特务机关又在定远营住了一年多，便密向国民党中央建议：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在马鸿逵想来，一旦中央把达理札雅弄走，阿拉善旗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纳入宁夏范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当国民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后，马鸿逵就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首先派遣马腾蛟、刘柏石、叶森等，劝达理札雅到宁夏住些日子。但达理札雅料到他们不怀好意，抱定了“虎不离山”的主意，不管这些人怎样劝说，就是坚决不来。马鸿逵无奈，最后便施出武力威胁的手段，决定硬把达理札雅劫持来宁。
1938年2月间，马鸿逵出动步兵一团又一营，骑、炮兵各一营，在马腾蛟指挥下，以换防为名（定远营原驻马鸿宾部一个团），分三路向定远营进军。到达后，把定远营团团围住。先派人进城邀请达理札雅走宁夏，达拒绝了。马部即开始向城内炮击，进行威吓。次日马鸿逵叫他母亲和马鸿宾同到定远营城外的三道桥，用电话请达理札雅到三道桥会面。
此时，达理札雅自觉势单力薄，依靠几百名蒙兵，料难抵挡马部。不得已，便同夫人来到三道桥，马鸿逵的母亲假惺惺地对达理札雅说：“你们弟兄（指马鸿逵与达理札雅）怎么闹，我管不了，我说的话你们都不听，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儿媳和孙子们（指达理札雅的妻子、女儿）在炮火中受惊，我要搬她们到银川。”达理札雅听了这番话后，只好携带家眷随同马母到银川。从此，马鸿逵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把他垂涎多年的阿拉善旗置于自己的魔掌之中。达理札雅的蒙军被全部缴械。达理札雅到银川后，马鸿逵派警官1人，警察2人，名为伺候，实为监视。
达理札雅在银川住了一年多后，又被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接到兰州，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回阿拉善旗。
马鸿逵部队围攻定远营，虽未发生大的战斗造成破坏，但马部官兵大肆抢劫掠夺，却给当地蒙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抢掠最惨的地区如定远营北梁、西花园、腰坝、长流水等地，凡蒙民的大烟、银币、衣物、羊皮、羊毛、金银首饰、镀金佛像等，几被抢掠一空。以后阿拉善旗政府曾将情况报告马鸿逵，马只将一个营长撤职了事。
达理札雅被扣后，马鸿逵即在阿拉善旗派驻了一个步兵旅，以镇压阿拉善旗人民的反抗。当时阿拉善旗扎萨克的职务由两个协理代理，其中大协理叫罗恩凯巴图，为人老实，好说话；小协理叫罗巴图孟柯，对马鸿逵统治阿拉善旗很不服气，对马派驻阿拉善旗的几个办事机构，不很顺从。马针对这种情况，便采用了“拉大压小”的分化手段，使他们自起内讧，并借故把小协理扣押了一个时期。从此，旗政府便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一切行政大权，均操在宁夏省政府派驻阿拉善旗办事处之手。他们在那里调查户口，编制保甲，填发身份证，登记壮丁，并派款收税，横征暴敛。还设立了军警稽察处，专司稽察进步人士、查户口、抓逃兵以及缉私等事宜；设立银行办事处，利用蒙汉人民生活困难的时期，以放高利贷、预定等办法，廉价统购蒙民的皮毛、发菜及其他土特产；设立木材厂，将贺兰山西侧的所有林木，统归该厂统制，不准私人砍伐贩运。到每年秋季，马还派人到定远营以半价派购马匹、骆驼。在兵役上，先是征拔壮丁，后来无兵可征，又改为以马代丁和以驼代丁，规定3匹马或7峰驼顶1名兵，以后减为两匹马或4峰驼顶1名丁。
定远营所需粮食和日用百货，历来在邻近宁夏各县采购。马鸿逵主宁后，在他还未取得对阿拉善旗的控制权时，经常利用阿拉善旗对宁夏粮食、百货的依赖，向阿拉善旗施加压力。他在平罗、银川、中卫等县境内的贺兰山各要口，设立关卡，进行稽查。还在宁朔县李俊堡驻有一团骑兵，经常到贺兰山一带进行巡查。规定蒙民来购粮食，必须驮进一石食盐，以廉价售给官办的盐碱经营机构。而当阿拉善旗政府有所顶撞、触怒于他时，他便下令封锁，进行报复。直到攻占定远营后，一切百货都由宁夏银行驻定远营办事处统一经销，不许私人贩运。
由于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长期残酷统治，无休止地征兵、派款、要马、要驼，以及其他各种横征暴敛，压榨剥削，使全旗的农牧业生产和工商经济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定远营原有的100多户中小商业及手工业户，到1949年解放时，仅剩下不到20户，人口由原来的7000多人下降到30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