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生
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后，西北野战军继续向宁夏、青海等省进军。当时与内蒙古各族人民多年为敌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操纵下的“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5月间在阿拉善旗府所在地定远营成立）也就垮台了。但德王不甘心于失败，率残部逃出定远营，窜入阿拉善旗牧区拐子湖一带，继续与人民为敌。
德王逃走后，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于同年9月23日率众起义。额济纳旗王爷塔旺嘉布也相继于是年9月27日宣布起义。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平解放了，这是两旗上层王公为广大牧民、为祖国的解放做了一件好事。我党当即派少数干部到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情况，进行旧政权的改造工作。
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解放不久，原宁夏省委即根据地区特点考虑成立阿拉善旗蒙古族自治区，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但在历史上清朝统治者害怕蒙古人复兴强盛，曾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从封”以制其势，“从释”以制其生，使蒙古族互不团结，走向衰弱灭亡。而国民党政府则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设专员办事处，派兵、派特务加以控制，在阿拉善旗设有电台46部，以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作为反苏、反共的桥头堡。额济纳旗的人口只有2000人，国民党进驻这里的各机关人员就有3000人。磴口原是阿拉善旗管辖地，1875年外国传教士进入磴口后，磴口县就几乎被教会控制。庚子赔款后，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势力瓜分土地，愚弄人民，三盛公教堂所管教区已成为西北的一大教区，号称“小梵蒂冈”。教权所到之地筑城建堡，有武装，有地权，全县一半以上的地方成了他们的租界地。据传清朝的道台官到渡口堂，竟被外国神甫用皮带抽打，也无可奈何。由于历史的原因，原宁夏省委建立蒙古族自治区的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阻力。
原宁夏省委鉴于上述情况，认识到首先应做好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贯彻，而不应急于马上成立自治区。要在对两旗的上层人士和起义人员做好工作的基础上，稳妥地实现蒙古族自治。为了使民族自治工作做得稳妥而顺利，开展工作伊始，首先派医疗队深入牧区开展群众性的医疗卫生工作，并组织贸易合作社，解决牧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这两项工作深受牧民群众的欢迎。宁夏省委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应特别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让他们当家作主，因此选拔了一批少数民族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如蒙古族蔡楚鲁、罗秀芳、史楚鲁、乌伦赛、额尔登格勒（病故）、苏木雅、范尔登巴图（病故）、陶乌力吉、马维荣（回族）、马国良（回族）、冷和民、李志强等就是在解放初期党培养起来的青年干部，以后他们都是盟，旗的主要领导人。
1951年10月16日，原宁夏省委会议研究阿拉善旗、磴口县的工作时，阿拉善旗委书记李健、磴口县委书记杨力生二同志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就提出过宁夏蒙古族自治区的建立问题，指出要抓紧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也曾讨论过对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调到省府工作。同时决定，磴口县的土地改革，应征求阿拉善旗政府同意（磴口地权属阿拉善旗），并派蒙古族干部参加。之后，阿拉善旗政府派罗永寿、马图门巴依尔、杨福存等蒙族干部参加了磴口县的土地改革，使全县土改工作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顺利完成。
1952年10月29日原宁夏省委统战部长王志强同志召集阿拉善旗旗委、磴口县县委负责同志面告，要在本年11月份召开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筹备会议。在准备过程中，由于额济纳旗政府提出不同意见，因此原宁夏省委又决定推后建立筹委会，继续进行协商工作，以求得各方面的满意。
经过1年多时间的工作，额济纳旗政府仍有意见，不同意参加宁夏省蒙古自治区，于是宁夏省委便决定先以阿拉善旗、磴口县成立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3年11月11日，宁夏省委调阿拉善旗长达理札雅，旗委书记李健，副书记云祥生，磴口县委书记杨力生等参加宁夏省蒙古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11月30日至12月2日，筹备会议在巴彦浩特举行。在原宁夏省委副书记黄洛斌，统战部长王志强等同志指导下，成立了以达理札雅（仍兼阿拉善旗长）为首的29人筹备委员会。
会议期间，由黄洛斌副书记宣布成立了中共宁夏省蒙古族自治区临时工委会，工委书记李健，副书记云祥生、杨力生。工委委员苏德保扎木苏、刘思孝、吴学义、贺满堂、拉希桑布、陶克陶。
在12月1日首次工委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要进一步展开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出对此次筹备会议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如磴口县不愿参加蒙古自治区，而阿拉善旗则有人说，磴口县原是阿拉善旗的地方，成立蒙古自治区就是要收回磴口县等等认识问题，要在学习中逐步加以解决，要提高觉悟，增强团结，以利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
12月11日工委会议研究工作开展问题时，与会同志有脱离实际的过急要求。黄洛斌同志针对此种倾向，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勿急躁冒进，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要稳步前进，成败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筹备会成立后，工作开展是困难的，办事机构没有，只有依靠阿拉善旗委、旗政府开展工作。首先充实加强牧区的医疗、贸易工作，到牧区人少了不易开展工作，人多了吃住问题牧民解决不了。所以就以在牧区办的消费合作社为据点开展工作，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解决牧区人民的实际困难，深受牧区人民的欢迎。由此我党的群众工作在牧区有了进一步的开展。
摆在工委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实现党交给的任务，做好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使分割几百年的蒙古族尽快地团结统一起来。对此项工作，党中央、内蒙古自治区和原宁夏省委都是很重视的。周恩来总理、乌兰夫同志为此在1955年1月间曾叫巴文峻（蒙古族）同志到北京去会晤，周总理叫巴文峻做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时间实现内蒙古自治区的统一，早日归并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乌兰夫和民委汪锋同志要求达理札雅、塔旺嘉布主动做团结工作，还送给达理札雅、塔旺嘉布各一辆华沙牌小卧车。
1954年7月由原宁夏省委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商定，以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组织宁夏牧区参观团，从7月23日至11月5日，到部分省、市、区进行参观。参观团一行86人，团长陈爱尔德尼巴图，副团长塔旺嘉布、杨力生。参观团由宁夏到达呼和浩特市后，受到了乌兰夫、杨植霖、王再天、王铎等领导同志的看望和接见，王再天同志还给参观团做了专题报告。全体成员列席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听取了杨植霖副主席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了“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任务，已由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时期，进入以建设为重点的时期”。之后，自治区政府派副秘书长嘎鲁奔僧格同志负责，包了两节专供参观团用的卧铺车厢，由呼和浩特市出发经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再由呼盟牧区返回到西安、兰州等地参观。参观团到兰州时，塔旺嘉布向杨力生说：“你回去告诉党委，额济纳旗同意参加宁夏蒙古自治区，也愿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但容再做一段时的间的工作”。
通过这次实地参观，全体成员受到了深刻教育，不仅蒙古族同志提高了认识，汉族干部也提高了认识，愿继续在民族地区积极工作。
原宁夏省蒙古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经过138天的努力工作，到1954年4月23日，在巴彦浩特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宁夏蒙古族自治区委员会，达理札雅为自治区主席，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杨力生为副主席，委员有27人。4月24日在巴彦浩特西花园召开了5000人的群众大会，庆祝自治区的成立。宁夏省政府副主席孙殿才，民政厅长王金璋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说成立蒙古自治区，就是要蒙古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办理自己的事情。
1954年6月20日，国务院决定宁夏省建制撤销合并到甘肃省。宁夏蒙古自治区亦归甘肃省领导，改名为甘肃省蒙古自治州。
甘肃省委对蒙古自治区的归属是明确的，知道过渡一段时间，做好工作，待条件成熟，蒙古自治州要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故甘肃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商定，蒙古自治州的干部由内蒙古自治区给调配。巴图巴根等16位蒙古族干部，就是1955年2月初由内蒙古自治区调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工作的，巴图巴根任第二书记。
甘肃省委对蒙古自治州的方针政策都很明确慎重，省委书记张仲良同志当面向自治州负责同志讲，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要慎重，要稳步前进，要热情地多接近上层人士，做好群众工作，做好归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任务仍是艰巨的，你们不能过急，省上也在积极地做工作。
1954年4月9日，蒙古自治区第一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巴彦浩特召开，会期五天，代表大会按《宪法》规定，将宁夏蒙古自治区改名为甘肃蒙古自治州。选举达理札雅为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州长，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杨力生为副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1954年12月19日，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额济纳旗旗长塔旺嘉布，副旗长牛顿在大会上讲话时，公开宣布额济纳旗愿参加蒙古自治，并愿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至此为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归内蒙古治区创造了条件。
就在这次州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了蒙古自治州要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这时矛盾就尖锐化了，有人不愿意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借故要推后。但大势所趋，不少人主动提出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就在这关键时刻，中央民委汪锋等同志出面与达理札雅商定，由1956年4月份与甘肃脱钩，正式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使内蒙古自治区由东到西统一起来。
1956年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副主席王逸伦等同志，甘肃蒙古自治州派杨力生、金巴图道尔吉、李树德等同志到兰州，用10天的时间与甘肃省委，省政府具体研究决定，从1956年4月1日起，甘肃蒙古自治州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当天晚上10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李振华等同志到盟委会传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同志对巴盟工作的三条重要指示：
（一）搞好团结。与内蒙的团结，与额济纳旗的团结，盟内部的团结，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团结。（二）搞好生产工作，主要是农牧业等生产方面。（三）稳定下来。要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和起义政策，做好上层人士和留用人员的工作。
甘肃蒙古自治州于1956年4月4日至4月10日在巴彦浩特召开第一届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甘肃省派副省长孙殿才等同志，内蒙古自治区派副主席哈丰阿等同志亲临指导，此次会议主要学习贯彻乌兰夫同志的“团结、生产、稳定”的三条重要指示。会议还增选了塔旺嘉布为自治州副州长，由此，巴彦淖尔盟的组建就正式完成了。经国务院第26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改名巴彦淖尔盟。
州改盟，州委书记李健同志调甘肃省委统战部任副部长，盟委书记由巴图巴根同志担任；副书记由云祥生、杨力生担任。委员有巴图巴根、云祥生、杨力生、苏和、苏德保扎木素、岩峰、刘思孝、贺满堂、拉希桑布、宋廷州、吴学义、任翔。常委有巴图巴根、扬力生、云祥生、苏和、岩峰。
盟公署盟长：达理札雅兼任（这时达理札雅已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盟长：塔旺嘉布、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杨力生。
巴彦淖尔盟在原宁夏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工作，盟是成立起来了，但如何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局限性很大，困难很多。正如王再天同志在给宁夏牧区参观团报告中所讲的：“我们蒙古族被大汉族主义一块一块地分割开来，以便他们统治、欺压，剥削，使我们蒙古族走向贫困灭亡的道路，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东至兴安岭，西至居延海的蒙古族团结起来了，建设自己的家园，困难是很多的。内蒙古的革命是由东边闹起来的，如由西边闹起来，今天东边也可能有个阿拉善、额济纳。而在西边比之东边更困难些，我们要相互支持，尽量发展得快些。”
王再天同志的讲话，对巴彦淖尔盟的干部和人民启发很大，明确了蒙古族自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巴彦淖尔盟的成立，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统一的蒙古族自治，走向团结建设的大道，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实现的。巴彦淖尔盟的发展很需要内蒙古东部的支持帮助，已由东部调来的几十名蒙古族干部，几年来深入牧区开展工作，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特别蒙古族人民见到蒙古族干部当家作主，做党、政领导工作，心里相当高兴，这种心情我们汉族干部一时还体会不了。
巴彦淖尔盟的发展，在上层建筑方面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是不难解决的。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任务是相当的艰巨。全盟面积34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占57%，十年九旱，年降雨除贺兰山区（山上年降雨400毫米上下，山边年降雨200毫米上下）降雨多些，大部地区年降雨100毫米上下，而额济纳旗年降雨只50毫米上下。每隔二三年就遇旱灾，10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特大旱灾，在旧社会每遇这样的特大旱灾，不仅牲畜死亡，人也被饿死。
巴彦淖尔盟建立起来后，只有两个旗，一个市（巴彦浩特市），一个县（磴口县）虽是农业区，但那时的耕地只有20万亩。
这些困难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了如指掌，早有考虑。1955年3月6日巴图巴根同志对杨力生说，“区党委负责同志有过考虑，待铁路修到三盛公时（巴彦高勒），那里设个大站，工委（这时盟委还未成立）迁到三盛公，改成盟与河套合并，农、牧业相互支持，就便于改造自然，发展生产”。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考虑到巴彦淖尔的落后现状，不能继续使它落后下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年种年收的“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河套行政区与干旱荒漠地区的巴彦淖尔盟合并，成立新的巴彦淖尔盟。在酝酿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相当欢喜的，可是有些人怕合并对自己不利，因而起初采取拖的办法。后来形势促使不愿合并的人也提出要合并。巴彦淖尔盟委将这种趋势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了汇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指示，为了不影响团结，进一步做好工作，不要勉强，要以“五年时间”或更长的时间解决巴彦淖尔盟的问题。目前应抓好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工作，同时要把旧人员的改造等项工作赶上去。
原巴彦淖尔盟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慎重稳进的指导思想，进行具体工作。恰在这时遇到了特大旱灾，牲畜由1234515头减到824260头，减少419000头。那时交通条件很差，在3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其中沙漠、戈壁面积占16.9万多平方公里，这么大的灾情、这么大的地方，在那时确无办法，眼看着牲畜死得一堆一堆。经了解巴彦淖尔盟这块地区就是常闹旱灾的地方。据历史记载，甘肃西部地区自公元104年到1949年解放，1800多年发生特大旱灾252次，平均不到十年就要发生大的旱灾。宁夏近500年的气象资料，每10.9年就有一次大旱灾。巴彦淖尔盟毗连甘肃、宁夏、降雨量相比还要少些。
由以上资料可看出，巴彦淖尔盟这块地方单靠本身的力量发展是相当困难的。境内巴丹吉林沙漠4万平方公里，腾格里沙漠2万多平方公里，乌兰布和沙漠1.4万平方公里，还有戈壁地区冬冷夏热，气候变化无常，降雨量多集中在七八月间，其他时间常刮大风，牧业生产十分艰难。这些情况反映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1957年9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指示，要将巴彦淖尔盟与河套行政区和乌盟的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合并在一起，解决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问题，并叫征求达理札雅的意见，当时达理札雅同意巴彦淖尔盟与河套合并，就此进行合并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1958年3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报请国务院批准，巴彦淖尔盟、河套行政区、乌兰察布盟的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合并为巴彦淖尔盟。于是区党委立即组织合并的领导班子。党内由河套地委书记郝平南、巴彦淖尔盟委书记巴图巴根、乌兰察布盟盟长关保负责。行政上成立了合并委员会，由达理札雅任主任委员，郝平南、巴图巴根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何升岫、杨力生、王恩荫、塔旺嘉布、张学谦、贺满堂。
合并委员会成立的任务：（一）机构设置；（二）人员编制；（三）办公地址的基建等。
盟办公地址设在巴彦高勒，投资500万元搞建设。为了加速基建任务的进展，筹委会成立领导小组，成员是：张学谦、贺满堂、王僧、查生全、李文钦、李辅臣、齐子儒。由张学谦、贺满堂同志负责抓基建，7月份盟委、盟公署就要搬去办公。
合并委员会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是人员编制与人事安排。起义人员要安排，党的骨干力量要加强。在1958年5月12日陕坝合并会议上讨论此问题。农牧林水办公室编制只有22个人，处长级干部就排到11人；民政办公室编制6个人，处长就有5个人。几个地区的合并，领导干部人数就多了。经过党内外反复讨论，还是从精简原则出发，说服党员干部带头让位，安排非党干部。非党干部亦有觉悟，党组织怎么安排，他们都愉快地到工作岗位积极地工作，不少干部正职降到副职，有的还下放到基层，就此，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新巴彦淖尔盟的工作是重视的。首先及早确定了盟委、盟公署的领导班子，盟委书记郝平南、副书记巴图巴根、刘健、杨力生、李向克、乔桂章。常务委员：郝平南、巴图巴根、刘健、杨力生、李向克、乔桂章、关保、郭全德、赵子文、岩峰，刘孔融、罗靖、陈时雨、李桂芳、肖新书、弓志芳。
盟公署盟长仍由达理札雅兼任，副盟长关保、塔旺嘉布、杨力生、李向克、郭全德、弓志芳、陈爱尔德尼巴图、王恩荫、张学谦。
党、政领导核心的及早建立，使合并工作进展顺利。1958年7月21日新巴彦淖尔盟就迁到巴彦高勒正式开始办公。7月22日结束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未完成的任务交给盟公署办公室去实现。7月24日在巴彦高勒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新巴彦淖尔盟的成立。在庆祝大会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哈丰阿、盟委书记郝平南、盟长达理札雅等同志分别讲了话，强调要团结起来，迎接“大跃进”的新任务。
新的巴彦淖尔盟的成立，促使民族团结，生产建设的加速发展。现就新巴彦淖尔盟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几项工作简述于下。
（一）团结方面的工作，几个地区合并在一起，首先是领导层的团结，几个地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都在合并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巴图巴根书记曾在原巴彦淖尔盟盟委会议上主持专题研究，并在干部大会上讲新巴彦淖尔盟成立后，要注意克服“特殊论”的观点。河套地委书记郝平南同志亦在地委会议和给干部报告中讲，要进一步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大家都要注意团结问题，做团结方面的工作。曾经在合并之后，在干部中出现过“老巴盟”、“原河套”之分。新的盟委会研究了此一问题，认为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要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
为加强盟委领导顺利及时的开展工作，盟委书记处于1958年7月28日确定了书记们的分工：郝平南同志管全面工作，兼管统一战线工作；巴图巴根同志分管农、牧、林、水；刘健同志分管党群、文教、卫生；杨力生同志分管公署、工业、计划、财经；乔桂章同志分管阿拉善旗工业；李向克同志因去学习未分工。
几个地区合并在一起，盟委书记们及时分工，以便把工作及时地抓起来。各部门的领导已定，办事人员大都调齐，工作很快地走上了轨道，没有因合并影响工作，相反促进了工作。巴盟、河套、乌盟在合并前，对合并过程中的工作接替，都做过具体的安排，都开过最后的一次会议。原巴盟最后的一次会议是在1958年7月16日召开的，会议由巴图巴根书记主持，再次强调团结问题。并宣布从7月18日起，盟委停止办公，7月21日起新巴盟在巴彦高勒正式开始办公。这期间各部门，各个人都要把工作安排好，同志们在离开时都要把办公室、宿舍打扫干净，门上的钥匙交给留守人员。我自己和大家同样按照盟委的确定，亲自将办公室和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
（二）盟委会议研究，要尽快地把经济建设工作抓起来。几个地区合并在一起，统一领导，存有局限性。为了尽快地了解情况，盟委确定在7月25日召开了全盟计划会议，书记、盟长，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大都参加了会议，熟悉情况，交流经验，使各级领导同志心中有了数。这次计划会议主要研究农、牧、林、水，还着重地研究乌达矿务局的工作。该矿区44平方公里，储蓄煤炭7.8亿吨，计划开17眼井，年产1300万吨煤，可开采60年。盟委提出坚决执行区党委的指示，先以土法上马，完成区党委交给的80万吨任务。由河套农村调去万名民工，一人一把锹或镐头，三人一块柳笆子，就这样到年终完成了84万吨的任务，受到了表扬。
这次全盟计划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一切都要经过试验”，盟旗各级领导，按分工都要有试验点。盟委的水稻、钢铁试验点都在巴彦高勒，会议期间同志们还去盟委水稻试验田里劳动半天，此举，使大家对试验工作引起重视，为使工作少走弯路作了准备。
（三）几个地区合并在一起，领导同志在情况了解方面都有局限性。对此，盟委要求负责同志分期到自己未工作过的地方去工作。1958年8月12日，我首次和熟悉河套地区情况的李培荣、刘树义等同志到河套地区，由套西到套东，由农业区到牧区，穿阴山到明安乡，视察洪水灾区。1958年8月8日、9日一场大雨，昆都仑河的洪水，据水文站的同志讲，有2500到3000个流量。单毛家圪堆和后口子，就冲垮了7000多亩水地（共有8100亩）。这场洪水淹死27人。1958年8月14日我在昆都仑沟看到铁路被冲，铁轨拧成麻花。村干部段天祥同志为了保护大家，被洪水冲走了，村里的人很怀念，说他是党的好干部。水文站4个工作人员全被洪水冲走，只有工人李治同志（24岁）抱住一根木头，冲了5里多远，爬上岸未死。据他本人讲，8月8日下午6时，河里洪水约有1000多个流量，到了晚12点多，人和房屋、仪器等全被洪水冲走了！我们慰问了灾区人民和死难家属。群众感动地说，在旧社会，遭灾没人管，现在共产党、毛主席派干部看我们。我们这里是穷山恶水地方，是干旱地区，下了大雨地被冲毁了。过日子真难，共产党能给我们找出办法就好了。对人民群众的意见，我向中共乌拉特前旗旗委汇报，经旗委研究，对昆都仑河、海流图河、莫楞河，立即进行规划，种树种草作好水土保持，变水害为水利。乌拉山前，山后100多个山洪沟，先治理山前的48个沟口。拟把明安乡的700户人家迁到西沙梁（河套水田地区），经请示盟委不同意，叫原地生产自救，为包头工业基地服务，从现在起就给创造条件。
盟委、盟公署和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大都到农区、牧区、工矿区去工作。郝平南、巴图巴根、关保等同志也到基层工作，为了取得联系，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彼此在电话上常作联系。1958年9月21日郝平南同志在五原县召开全盟电话会议，巴图巴根同志在杭锦后旗电话上讲了话，强调要各级干部学习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的五次讲话，要武装自己，调动全盟各族人民的积极性，要以此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各个人的革命干劲。
现在回忆起来，1958年的干部和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真高、真足，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如由河套农村调万名农工去乌达矿挖煤，就像部队一样，盟委一声令下，两三日都到齐。民工在工地上挖个土坑，棚个柳笆，压点土，就是房屋。土地上挖个坑，安口锅，就是食堂，昼夜进入矿井挖煤，谁也没有怨言，只求任务的完成。一番忘我的冲天干劲，给以后乌达矿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万人上山建设乌达煤矿，发展到现在的乌达矿区已是10万人口的城市，煤矿年产煤和上交国家利润已大幅度增长。乌达矿在1958年前是原巴彦淖尔盟的一处小煤窑，只有200多工人，而在巴彦淖尔盟、河套行政区合并之后，通力合作显示了力量。当年自治区党委派王再天、成河涛、韩是今、张学儒等同志还有工程技术人员，亲临乌达矿区指导，土法上马，边生产，边建设，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巴彦淖尔盟动员万名民工上山，原定年产煤50万吨，乌兰夫书记在9月17日亲笔改为80万吨，要乌达支援包头。巴彦淖尔盟盟委派杨力生、李向克等同志住在矿区做具体工作。郝平南、巴图巴根等同志也常去现场，解决问题，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1958年11月1日，出现了日产煤13646吨的跃进形势，假若不合并，只原巴彦淖尔盟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此一艰巨任务的。那时原巴彦淖尔盟总共才几万人口，哪能调去万人，可见合并之可贵，合并起来，就有了力量，搞生产建设也易见成效。
（五）向沙漠进军。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巴彦淖尔盟与河套行政区合并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植霖等同志亲临巴彦高勒考察，就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历史等原因。因此，确定新巴彦淖尔盟的办公地址，设在乌兰布和大沙漠的边沿巴彦高勒。面水背沙，如何开发治理沙漠，变沙害为有利于生产建设，造福当地人民。杨植霖书记讲过，盟住到大沙漠边沿，就要盟级领导重视沙漠的改造。提到磴口县解放后，在沙边植树造林，封沙育草，防风固沙，已造起的林带把流沙挡住了。巴彦淖尔盟、河套行政区合并起来，向沙漠进军，就更有力量，有条件了。
杨植霖同志的话，盟委，盟公署是非常重视的。自合并之日起，设立了盟林业局和治沙综合试验站。在巴彦高勒旧地村西沙边建立一处防治沙漠化的试点，在沙漠里播种了沙蒿、拧条、花棒、梭梭等适宜于沙生植物61万亩。在旧地防风固沙林带里修建起敬老院、幼儿园，沙丘上种的梭梭高达两三米高，老年人和小孩住到树林里，空气新鲜，养鸡、养鱼，生活得很好。到了春天桂香柳（沙枣）开花时，香飘四野。群众编的歌由老人、小孩子们唱着：“东临黄河西靠沙，造林育草好办法，苦战九年黄龙伏，绿树丛中是人家。”确实是处很好的游览地方。沙漠边缘的一块绿洲。
这块小绿洲是1949年磴口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林业模范武成功、佟秀珍等同志带动下造起的一段防风固沙林带。内蒙古党委书记乌兰夫、奎壁、杨植霖、王铎、王再天、王逸伦等同志，还有苏联沙漠专家彼得洛夫等外国人去指导参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拍摄了磴口县308华里防风固沙林带纪录片《向沙漠进军》上下两集（现场纪录片共5000米）。在7月12日那天，内蒙古自治区治沙主任王再天与磴口县的林业模范常大拉、佟秀珍等50多名五好青年团员，敬老院的老人，幼儿园的儿童们，在此沙丘林带里拍摄了两小时。据回忆，那时王再天同志不愿去，他说我虽挂了内蒙古治沙主任的名，未在沙漠中做多少具体工作，窃取人家之成果为己扬名，是最不光彩的。如叫去可跑个龙套，与群众一起摄影可以，但不能摄近镜头。
1958年11月6日，国务院吕有佩和林业土壤研究所所长刘慎鄂等同志来内蒙古到巴彦淖尔盟，视察了磴口县防风固沙林带和东青梁农场等治沙重点地区。吕有佩同志指示：东青梁农场建设在沙漠地区，应改为综合林场为好。国务院要抓人治沙，科研机构就驻巴彦高勒，研究防治西北地区的沙漠化治理。
1959年3月18日，国务院从全国各地抽调13个大学的师生和中央的7个科研部门中的水文地质人员，还有内蒙古自治区治沙造林勘察设计队等共500多名技术骨干人员，由中国科学院治沙队队长陈道明和马义民等率领进驻巴彦高勒，开始深入乌兰布和、巴丹吉林等大沙漠地区进行考察。为了工作的需要，由盟委书记巴图巴根兼治沙队书记，杨力生兼队长。
这个治沙队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前身。朱震达、江福利（已故）、刘映心、赵兴梁、黄兆华、王康富等治沙专家，那时他们亲身参加治沙队工作，骑骆驼深入沙区考察，横穿4万平方公里的巴丹吉林大沙漠，那时的条件是相当的艰苦。就在那艰苦斗争中，造就出朱震达式科学治沙专家。朱震达现任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所长，研究员，为中国治理沙漠化作出了贡献。
1959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巴彦淖尔盟投资治沙经费600万元。盟委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在全盟设立了60处治沙造林机构，职工2700多名，将黄河水引进乌兰布和沙漠（今日巴彦淖尔盟一干渠）。据1959年统计，全盟造防护林120余万亩。从磴口县的二十里柳子到杭锦后旗太阳庙的防沙林带已完整地形成了，起到防风固沙作用。沿乌加河的林带，在永胜乡有几十里长的一条林带，生长的相当茂盛。
五原塔尔湖公社在沙丘土埋杆造林18万株，成活达90%。1957年大旱时，磴口县那条防风固沙林带，除磴口境内的牲畜在林带放牧外，还容纳了伊盟和阿拉善旗的5万多头牲畜。由此人民见到防风固沙造林，封沙育草，轮封轮牧的显著成就。进而在全盟范围内掀起了种树种草的高潮，为防治沙漠化，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条件。
现在回忆，区党委那几年不仅重视沙漠化的防治，而在方针、组织领导都是具体明确的。王再天书记亲自挂帅，建立治沙机构，方针是：“党委领导，政治挂帅，全党全民动员，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依靠群众为主，结合国家现代化设备的帮助，以种树种草，封沙育林，封沙育草为主，结合大中小型的工程措施，普遍治理与重点治理相结合，保护巩固现有植被与向沙漠大量造林种草相结合。”
（六）兴建三盛公黄河枢纽工程。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是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重点工程，是河套灌区的命脉。按设计要求，可以引黄河水500至600个流量，足可浇地1717万亩，它关系巴彦淖尔盟的千年大计，是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多少年来盼望的一件大事情。因此，巴彦淖尔盟全力以赴，在上级的领导下，胜利地在1961年完成了任务。
在旧社会，绥远省政府着手兴修黄羊闸水利工程（现在总干渠的一闸），到1949年解放时，黄羊闸工地，只堆起一堆白茨。解放后，由1950年5月正式开工，于1952年5月10日竣工，完成土石方300多万方，浇筑混凝土8000立方，日用工138万个，总投资360万元。同时把黄羊闸改名解放闸。此一工程采平口引水只能浇河套西部地区的280万亩地。黄河水位低了仍然浇不上水。1953年黄河枯水时，只有200多个流量，解放闸在黄河里采用倒流船，仍然引不来水。磴口县全县动员3000民工，在二十里柳子黄河套河筑坝，引进十多个流量的水，勉强浇了麦苗。
黄河唯富一套的地区，解放前，八大渠口全从黄河平口引水，河水大了淹地，水小了浇不上地。如此历史现状，党和国家相当重视，水电部几位正副部长亲临河套视察，内蒙古自治区亦十分重视，所以决定投资5000万元（实支4273万元），兴建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该工程于1959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于1961年5月13日合拢。在拦河闸上还建成黄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第一座一级公路桥，结束了历史上包兰公路在此渡河的困难。这里有现代化的设备，只要按一下电钮，12000斤重的闸门，起闭机就自动升降。劳动人民看了相当的高兴，说他们过去引黄河水浇地是用汗水和生命换来的，现在按一下电钮，水就进来了，中国共产党真伟大。
回顾这项任务的完成，在施工中困难是很多的，用土办法在黄河里修那么大的工程，说明河套的劳动人民真是伟大，真有本领。在合拢前讨论，需要多少汽车，要运多少三角石，讨论结果，就以河套人民的土办法，只用土、草和草绳、石头等卷成帚棒，100多人从立坡上向河水里拉，推到河里。还用船把帚棒投进黄河，就用这土办法将几百个流量的黄河水导流进拦河闸。
1961年正是国家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粮食短缺，工地吃不到蔬菜和肉食，一度还吃稻稗子糠。曾经有过200多人拉不下屎来。就这样的生活，全体建设者都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的乐观精神，克服了困难，日夜施工，直到胜利。
当时领导的重视，各级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努力，这是胜利的关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把决定修建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当成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提到区党委议事日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同志说过，“修建黄河三盛公枢纽工程是关系到解决内蒙古吃饭问题的大事。”要各部门大力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还成立了3人领导小组，由王铎、高增培、权星垣具体抓这项工程。巴盟盟委相应成立5人领导组，以杨力生、李直（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何升岫（工程局局长）、云祥生（工程局党委书记）、李桂芳（巴盟副盟长）住工程工地具体领导，在合拢口时王铎同志亲临现场指导。河套劳动人民为此项工程曾经出动2.8万民工，拦河闸上，上万人苦战了3年，方取得了如此的宏伟的胜利。
由此结束了千百年来河套地区平口引黄河水灌溉的困难，使黄河唯富一套的地区名副其实，年种年收，旱涝保收的河套地区，变成了塞上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