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贵
一、战斗在继续
1950年初，也就是宁夏解放后第一个春天，美丽富饶的宁夏川和阿拉善草原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但是，在胜利的背后还存在着逆流和阴影。1949年9月我军解放宁夏时，马鸿逵的10万军队除一部被歼和被迫起义外，大部官兵和敌伪党、政、军、警、宪人员携带枪支溃散回乡，隐藏在全省各地。虽然我军对武器进行了及时的清查和收缴，但仍有5000余支枪流散在社会上。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在美蒋特务的指使下，地主恶霸、敌伪军官、游兵散勇、地痞流氓、惯匪以及一切仇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就像蝙蝠一样从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里飞了出来。他们相互勾结，秘密串联，形成了几股以美蒋反动派为靠山、以敌伪反动军官为骨干、以惯匪打先锋的反革命土匪武装。他们利用我军地方政权尚未巩固、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之机，借我军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的某些偏差和一些民族问题，大肆造谣惑众，欺骗和胁迫少数落后的群众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宁夏当时的土匪主要有三股。一股是阿拉善旗北部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他们企图在内蒙古阿拉善旗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阴谋破产后，仓皇逃往阿拉善旗北部的沙尔扎庙、拐子湖一带，汇聚流窜此地的王公、贵族、惯匪以及伪蒙古骑兵新编第一旅的残兵败将千余人，到处杀人抢劫，无所不为。另一股是同心一带的马绍武，宁夏解放初期，该匪曾率部向我军假投降，随后又全部叛变，与张海禄、李成富等匪合股，盘踞于同心西南一带，抢劫行人，伏击过往的解放军。第三股是在贺兰山占山为王的惯匪郭拴子（郭永胜），该匪在贺兰山一带为匪20余年，人称“贺兰王”。解放前，马鸿逵曾派重兵对郭拴子进行过多次围剿，但都未获成功，后来以拉拢、招抚的手段，才将其请下山来，就任贺兰山警备司令。宁夏解放时，郭匪率百余人向我军投降，被改编为贺兰山保安队。1950年3月，郭匪率旧部叛变，又重新上山为匪，并积极与台湾的蒋军联系，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官”。除上述三股主要土匪外，各路土匪还有很多，如，张海禄、张廷芝、李六麻子、田福祥、阎廷芳、杨沙虎、王敬武、索少义、李成富、李正富、马生财、杨伯义等十二股。虽然这些牛鬼蛇神总共不足两千人，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破坏性也很大。他们到处打家劫舍，烧杀奸淫，残杀地方干部，袭击生产部队，中断公路交通，组织叛乱，攻打旗、县政府，甚至扬言要“打到银川去”、“举行全宁夏总暴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间，阴风阵阵，乌云滚滚，谣言四起，使得一些地方干部不安心工作，群众更是顾虑重重，有些地方政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这一系列新情况的出现，使我们军区一些领导同志受到了震动。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新解放区党和军队提出过明确的任务，即在乡村首先要有步骤地开展清剿土匪的斗争。而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和平麻痹的错误，眼睛里只看见宁夏解放后一时的“太平景象”和当前部队的生产任务，没有想到反革命匪徒人还在，心不死，会伺机进行反革命的捣乱和破坏。所以，最初发现有土匪活动时，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只派了少量部队进行一般的清剿，认为马鸿逵的10万大军都被消灭了，几个毛匪算得了什么？“小泥鳅还能掀起大浪来？”直到土匪活动越来越猖狂，部队接连遭到伏击，伤亡了不少人，血的教训才使我们的头脑逐渐清醒起来。
为了在全军彻底肃清和平麻痹思想，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军区政治部于1950年4月份召开了政工会议和保卫工作会议，深刻检查了“严重的政治麻痹倾向”，分析了土匪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认识到宁夏1949年12月前出现的“太平景象”，是因为敌人慑于我军强大的威力和不明我军虚实真情，暂时隐藏起来。而我们却被这表面现象所迷惑，放松了对敌斗争的警惕性，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会议最后指出，当前部队思想教育的重点，就是要肃清和平麻痹倾向，使每一个战士都认识到，拿枪的敌人并没有睡觉，残酷的战斗仍在继续。为了配合教育运动，政治部还专门编写了匪特动态教材，揭穿土匪的欺骗宣传，以及我们对匪斗争的策略等等。经过一个阶段的思想教育，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基本上扭转了和平麻痹倾向。一九四师警卫连担任平罗城门警戒，认真盘查可疑行人，查获了两名化装匪徒。五八○团炮连副连长李彩廷在劳动时，发现一个老乡躲着他们走小道，形迹可疑，马上上前盘问，结果搜出军刀一把，查明他是郭拴子的1名助手。
在普遍对部队进行反和平麻痹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省军区于5月份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剿匪的方针。
1.以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统一指挥，加强通信联络，确实掌握匪情。
2.在战术上要灵活机动，采取连续追剿的办法。
3.加强剿匪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对麻痹太平观念，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并了解匪特性质，树立为民除害、保护地方治安的思想。
为了加强对剿匪工作的组织领导，会议还决定由王道邦司令员亲赴平罗，对一九四师进行具体指导；牛化东副参谋长和独一师李志州师长在匪患严重的同心地区指挥剿匪，并在全省建立了统一的剿匪指挥部。
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潘自力同志对大家说：“把剿匪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下了很大决心才确定的……我们的剿匪斗争就是为了彻底肃清残敌，巩固我们建立的政权，也可以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
二、痛歼顽匪
在宁夏省军区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各部队开始了对土匪的大规模清剿。按照任务分工：独一师和骑六师负责同心、固原、海原地区；一九四师负责平罗、惠农地区；一九五师负责贺兰县、贺兰山区以及阿拉善旗部分地区。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发挥地方政权的积极作用，一九三师和一九四师师、团两级同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共同组织了剿匪肃特工作委员会，还抽调了军队部分干部参加县、区政府工作，并拿出一定的兵力归地方政府指挥。除此之外，部队还以营为单位组成了宣传小组，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
部队在剿匪过程中，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抓不住土匪的行踪。有时得到确切情报，土匪在聚众抢劫，待部队赶到时，土匪早已逃之夭夭，无影无踪。但部队撤走后土匪又钻出来捣乱破坏，袭扰部队。虽然我们组织了几次大的合围，但都扑空了，大股的土匪仍然逍遥法外。
后来，我们渐渐掌握了土匪的活动规律，并根据他们“聚少成多”、“化整为零”、“夜袭昼伏”、“伏击偷袭”、“巧装暗杀”的特点，我也相应制定出一套剿匪战术，既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围、长途奔袭、连续追剿，使匪没有喘息之机；并应用匪分散我分散、匪集中我也集中的战术原则，在土匪受到沉重打击后，组织部队分散搜索，合力围歼，不留可乘之隙。另外，我们对剿匪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号召在剿匪中开展立功运动，提出了“安下心，扎下根，不消灭土匪不休兵！”、“不怕土匪跑得快，只要我们追得凶！”、“一切艰辛都不怕，全心全意为人民！”等战斗鼓动口号，更加坚定了指战员剿匪的决心和信心。
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消灭了宁夏几股主要土匪，共消灭土匪17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1000余件，给土匪以歼灭性的打击。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部原住宁夏省陶乐县，当我军挺进宁夏之际，他们仓皇逃跑，由石嘴山渡过黄河，流窜到磴口县一带。残匪李守信、包贵廷在磴口地区大肆抢劫，烧杀奸淫之后，又流窜到阿拉善旗北部图克木庙与德王汇合，并将残匪2000余人改编为“蒙古军”，下设两个骑兵师，德王自任“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包贵廷为总参谋长。他们原计划把部队拉到青海、西藏等地为匪，但因甘肃省已被我军解放，阻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样迫使“蒙古军”暂且盘踞在阿拉善旗西北部边境的拐子湖一带。德王、李守信匪部在此驻扎期间，四处劫掠牧民的驼、马、牛、羊、粮食和衣物，强奸妇女，致使阿拉善西北部成为700余里的无人烟地带。据统计当时抢夺宰杀牧民的骆驼就达3000多峰，使当地牧民的财产遭受极大的损失。
当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匪部在风沙弥漫的荒漠逐渐陷入人无粮食，马无草料，进退两难的困境时，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同志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带领部队来到阿拉善旗，对德王、李守信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曹副司令员首先请阿拉善旗旗长达理札雅致函德王，劝其投诚，并邀他来宁夏商谈。但顽固狡诈的德王在这山穷水尽时，仍无悔改之意，他一面派代表与我周旋、讨价还价，一面做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准备。在德王及其亲信李守信、包贵廷等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加紧对残留在拐子湖的“蒙古军”进行政治瓦解工作，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具体化，提出五条处理办法，向他们进行了传达：（1）愿回家者，准予资遣回籍；（2）愿就地为民者，准予安家落户；（3）愿去学习者，准予保送内蒙学习；（4）愿就地工作者，准予分配工作；（5）愿就地服兵役者，准予收编为保安队。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德、李残部除少数人继续顽抗外，其余均日益分化瓦解。团长韩萨嘎拉札布带领100余人向西逃窜，在额济纳旗马鬃山一带被我军消灭。另一部约200余人由团长葛瓦拉希带领向东逃窜，在乌兰察布盟被当地解放军缴械。余下的1200余人于1950年3月全部向我军缴械投诚。人民政府按照他们个人志愿，分别做了如下处理：（1）收编为阿拉善旗保安队者约400人；（2）资遣回原籍者约400人，（3）保送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者约60人～70人；（4）留交阿拉善旗人民政府任用者约100余人；（5）安置在阿拉善旗落户者约100余人。
至此，活动在阿拉善旗西北部的德、李股匪被全部解决。德王、李守信、包贵廷等人也于1950年被引渡回国，落了个背叛祖国的可耻下场。
同心、固原、海原是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宁夏的十五股土匪在这里就聚集了八股，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马绍武股匪。马绍武是同心县大沟沿人，回族，为当地有名的惯匪。早在1936年，他在马鸿逵手下任游击队长时，就曾率领匪徒伏击过我过路的红军部队，打死打伤红军战士多人。宁夏解放时，马绍武组织了海原、同心、固原三县的反共游击队，妄图继续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宁夏解放后，他被迫率部向我军投降，可是不到1个月，又全部叛变，与张海禄、李成富、马青云、田子善以及从三边地区流窜来的张廷芝等匪合股，纠集了无赖百余名，占同心西南的庙山一带，自称“小台湾”、“仁义军”。马绍武股匪在同心地区打家劫舍、拦截商客、扰害乡民，致使平（平凉）宁（中宁）公路路断人稀，高崖子、李旺等区群众很多被迫弃家逃离，区公署和乡政府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我剿匪部队来到时，二三百户人家的高崖子区仅剩下了二三十户。
1950年1月27日，我独一师在得到确实匪情后，即派1个团和骑兵连由灵武出发，远程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马绍武股匪包围于庙山，经3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打死土匪31人，俘虏19人，马绍武本人也被打伤，带领残匪仓皇向高崖子以西的轧米川地区逃窜。我剿匪部队穷追不舍，经7昼夜顽强追剿，终于将马绍武、李成富等匪堵在同心川口的一个窑洞里。当一位老乡进窑劝降时，惨无人性的马匪开枪将老乡打死，最后终于被愤怒的战士们拥进去擒获。这次战斗共歼匪164人，缴获枪支61件，使该地区土匪受到歼灭性的打击。
豫、海、固地区剿匪工作取得的初步胜利，使剿匪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认为匪首马绍武被活捉，余匪不足为患。于是，没有抓紧进行彻底清剿，也未协助地方干部发动群众，致使溃散土匪得以喘息，又散而复聚。特别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掌握对土匪的俘虏政策，将李成富、王彦昌等80余名未经改造好的土匪轻率释放，造成了张海禄、李成富股匪的第二次骚乱，而且疯狂程度比马绍武更甚。他们到处造谣惑众说：“政府号召生产，叫回民家家养猪。”、“新婚姻法规定回汉通婚，要消灭回教”、“解放军是汉民的军队，我们才是回民的军队”等等。于是手持青天白日旗，自称“仁义军”，在回民群众中传布“保教、保命”的口号，进行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宽大”政策很不满意，抱怨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比如释放匪首李成富，群众意见就很大。李是个罪大恶极的惯匪，宁夏解放初期曾被我游击队捕获，但在押解途中乘机打死1名队员，抢走两支步枪脱逃。这次同马绍武一起被擒，释放后仍不改悔，协同匪首李六麻子、杨伯义、王彦昌等在张二水堂将我解放军副指导员杨耀昌、班长乔公招等4人抓住，凶残地酷刑拷打，然后用刀将全身肉刮去，眼鼻挖掉，最后全部枪杀。为此，群众与我们渐渐疏远，不敢再报告匪情，甚至受了土匪的害也不敢吭气。例如高崖子区胡家咀子有1名叫胡满有的青年，家中有两口人被匪杀害，但不敢报案，怕土匪再来报复。又如匪首李成富未俘获前，我剿匪人员向当地阿訇询问李的情况，阿訇先问我们抓住后杀不杀，如若杀才敢说。还有个别落后分子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但不敢与政府和部队接近，反而给土匪送粮草、通风报信，致使剿匪部队的一些行动，土匪预先就知道了。
省军区召开政工会议和剿匪工作会议以后，独一师对以往剿匪工作进行了深刻检查，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骄傲轻敌思想。为了消除群众的顾虑，树立剿匪的信心，剿匪部队组织了宣传委员会，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宣传全国解放的胜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剿匪决心等。同时，同心县政府还协助剿匪部队组织了劝剿委员会，积极宣传“剿匪不剿家”、“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说明回汉人民是一家，不当土匪决不与土匪相提并论，对胁迫从匪者予以宽大处理。并着重说明继续作恶，死不悔过自新者，定将被剿灭，而受到严惩。从而瓦解了敌人，也打破了回汉人民的各种顾虑。
在同心县党政军民通力配合下，仅18天时间就歼灭土匪100多名，于1950年6月23日第三次将匪首李成富捕获。为了体现“首恶必办”的政策，在同心高崖子召开了群众大会，将作恶多端，死不改悔的匪首李成富、王彦昌执行枪决，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另外，本着我军宽大政策，又将经过教育、愿意悔过的匪首李卡旦的兄弟李铁旦释放回家。他母亲感动地说：“没想到我儿子能活着回来，我一定把李卡旦也叫回来！”李铁旦把其兄李卡旦叫回后，其他土匪也纷纷来归，大批流窜散匪很快被肃清。
不久，我剿匪部队又在同心南瓦窑河村将匪首张海禄捕获。至此，豫、海、固一带的土匪基本被肃清。这样，活动在宁夏全省的十五股土匪，仅剩下郭拴子最后一股了。
三、大土匪郭拴子
提起郭拴子，宁夏人民，特别是银北地区和阿拉善旗的老百姓无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这个罪大恶极的大惯匪，做下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
郭栓子的真实姓名叫郭永胜，郭拴子是他的乳名。郭拴子是惠农县米家村人，小时候家境比较窘迫，9岁就在家放牛，14岁给蒙古人拉骆驼，见富人们那种耀武扬威，穿绸裹缎的奢华生活，小郭拴子十分羡慕，心里常常想，总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富人，过过这荣华富贵的瘾。24岁那年，郭拴子已长成一条又高又壮的黑汉子，满脸横肉，一双阴险奸诈的眼睛，令人望而生畏。由于终不得志，郭拴子把脚一跺，索性上了贺兰山。郭栓子凭着他的大胆和一手好枪法，一些地痞恶棍、零散毛匪和亡命之徒纷纷慕名而来，很快纠集了100多人，呼啸山林，开始了他罪恶的土匪生涯。
起初，郭拴子只抓一些地主和富户扣在山上，逼迫其家里用钱粮来赎。后来匪性渐渐膨胀，便率匪众四处拦劫商旅，打家劫舍，活动于贺兰、平罗、惠农、石嘴山一带，使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郭拴子自己也记不清杀害了多少人，只要那张黑脸一沉，爪牙们就把抓来的人衣服扒光，不是用绳子活活勒死，就是用石头生生砸死，然后扔到荒山深沟去喂狼，让你连尸首都找不着。那一带，连几岁的娃娃对他都充满了恐怖的心理，只要听到有人说一声：“郭拴子来了！”就像听到野兽来了一样，吓得紧紧地偎在妈妈怀里。
马鸿逵统治时期，曾多次派重兵对郭进行围剿，但都没有成功，使马鸿逵很为恼火。后来有人向马鸿逵献计，招封他为平罗县保安队队长。
郭拴子当了两年多保安队长，由于“控匪治安”有功，又被马鸿逵提升为独立营营长。但郭拴子野心很大，一个小小的独立营营长怎能使他满足，于是两次弃官逃走，以此来要挟马鸿逵。马鸿逵生怕失去这么个宝贝，派人好言好语将郭劝回，又加封他为贺兰山警备司令。为此，郭拴子对马鸿逵感恩不尽，百般效力，马鸿逵对郭拴子也十分宠爱，视为知己。
宁夏解放前夕，马鸿逵曾疯狂叫嚣要在宁夏顽抗到底，最后决堤放水，破坏公路桥梁，炸毁仓库，把银川市烧光，给共产党留下一片泽国，一堆废墟。针对这个情况，中共西北局指示宁夏地下工委设法做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使公路、桥梁、仓库等免受破坏，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宁夏地下工委王茜同志通过黄渠桥开明人士李冲和先生等多次做郭拴子的工作，希望能够利用他的特殊地位，起一些对革命有利的作用。但狡猾多端的郭拴子脚踏两只船，他一面对我们进行应酬，一面观察局势的发展，以便随机应变。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马家军队土崩瓦解，马鸿逵父子也逃之夭夭，郭拴子这才看出大势所趋，只好答应率部倒戈。当时，马鸿逵的军队溃散，一部分散兵和满载着各种物资的汽车通过石嘴山，向后套方向逃窜。郭拴子趁火打劫，率领手下五六十名保安队员，在公路上截住两辆汽车，扣住一些散兵和部分物资，拉到平罗向我六十四军一九○师五六九团投诚。当时我军还不了解郭拴子和宁夏地下党的关系，便把他的保安队全部缴械。郭拴子一看着了急，拿着王茜同志写给他的策反信，就到银川市找军管会主任杨得志司令。杨德志司令员把信转交给孙殿才同志，请他酌情处理。孙殿才看过信后，知道郭拴子是我地下党的策反对象，又念其拦截马军、率部投诚有功，就让部队把枪还给了郭拴子，并将他们改编为贺兰山保安队，郭拴子继续任队长，直接归宁夏省军区领导。郭拴子被收编后，我军为教育改造他，还留其在银川市学习了几天，并派去一位连级干部任保安队指导员，希望郭拴子能够彻底接受改造，走悔过自新的路。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1950年3月7日这一天，我一九四师后勤辎重连赶着骡子和骆驼，到平罗以西的汝箕沟驮煤。当辎重连来到一道沟口时，突然遇到一支约四五十人的武装队伍，他们有的着老百姓衣服，有的穿着解放军服装。辎重连的同志们感到很奇怪，刚要上前询问，对方突然开枪射击，辎重连猝不及防，当场被打伤战士多人，损失骡子和骆驼数十头。就在同一天，六十五军炮兵团的驮煤队到汝箕沟驮煤时，同样遭到这支奇怪队伍的突然袭击，战士宋俊山被打死，驮煤队损失骡子83头。也是在这一天，平罗县四区区长在汝箕沟附近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把枪劫去。这一系列的现象表明，敌人对我们内部的情况很熟悉。驻平罗的五八○团闻讯后，武宏团长立即亲率1个骑兵排赶到出事地点，但那支奇怪的队伍已经无影无踪了。
后来据侦察，才知道那支队伍就是郭拴子的保安大队。原来郭拴子被收编后，逐渐留恋昔日在贺兰山作威作福的土匪生活。又加上他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和马鸿逵一样，只要他往贺兰山一钻，我们就拿他没办法，到头来还得好言招抚，请他下山封官加爵。于是利令智昏的郭拴子决定举行叛变，再次上山为匪，3月5日，郭拴子借口保安队要上山打柴，骗过那位警惕性不高的指导员，把部队拉到了山前。这些保安队员大多数是郭拴子的旧部，共40多人，80多条枪，跟郭拴子上贺兰山为匪。
郭拴子上山后，又重操起打家劫舍、烧杀抢劫的旧业。在汝箕沟门袭击了我军驮煤队后，又连续袭击了一九四师教导队、军马场、五八二团团部、五八三团侦察班等单位。短短的几个月里，部队就伤亡了140多人，损失武器80多件。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地方干部，郭匪更是穷凶极恶。1950年4月20日，当郭拴子探知新华磁厂没有解放军，便率领匪众连夜赶去，抢去布13匹、粮食50多石，破坏了瓷器1万多件及厂里大部分设备，并残忍地将厂长刘万忠、工会主任李镇魁和陈寿田三人用绳子勒死，投入炭井内；在下庙还凶残地杀害了小学校长张英华，农会主任胡凤山及乡政府文书李绿文；在平罗三区杀害征粮干部闵文斌；在水磨沟杀害小商李大个子和14岁的小孩王银川；为了逼迫钱财，放火烧死何建成一家7口人；用烙铁燎烤王康其夫妇，抢去卖毛驴仅有的20块白洋等等。累累罪恶不胜枚举。
为了壮大匪势，分散我剿匪部队的注意力，与张海禄、李成富、张廷芝、杨沙虎等股匪南北策应，郭拴子还精心策划了一个攻打黄渠桥的计划。事前，郭拴子先派金廷全、马英德等匪徒到惠农、平罗一带秘密潜伏，侦探我驻军和人民政府的情况。然后郭拴子亲自在下营子、将军庙、目洪寺等地分别召集哥老会头子、反动地富分子、反动旧军官和流氓地痞等开会，号召他们煽动落后群众配合攻打黄渠桥。
4月16日凌晨一时，郭拴子在辛庄子西滩内集合了100余人，每人胳膊上系一条白布作为标记，一部走元渠，一部走普渠，兵分两路将黄渠桥包围。当郭拴子派匪徒杨玉和先潜入镇子侦察时，被我警觉的哨兵发现，连喝三声不应，当场开枪将其击毙。我五八二团驻黄渠桥部队听到枪声，立即吹号紧急集合，对土匪进行了猛烈还击，经两小时激烈的战斗，匪徒们被击溃，四散而逃。
后来，五八二团在调查此事时，听老乡们反映，土匪袭击黄渠桥后的第二天。还有一个叫马英俊的老乡骑头毛驴在黄渠桥转来转去，像寻找什么东西。据了解，马英俊就是参加袭击黄渠桥的1名土匪，那天夜里他不慎将机枪梭子丢了，第二天是来寻找的。抓住马英俊一审，果然直供不讳，并且交代了马占国、刘文才、刘占海、马大清等同伙，这些家伙也被一一捕获归案。
郭拴子股匪的一系列罪恶活动，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很大威胁，也给我们部队造成了一些损失。为了警告郭拴子，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潘自力同志还亲自给他写过一封信，指出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迟早要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只有悬崖勒马，尽早向人民政府投诚，才是他唯一的出路。但为匪成性的郭拴子，对潘主席的规劝置若罔闻，反而派人去香港找马鸿逵、马敦静父子联系，以便接受美蒋匪帮的反革命任务和经济援助，变本加厉地进行罪恶活动。郭拴子将100多匪众改编为“贺兰山黑虎军”，郭匪自任司令，张绪绪（张怀中）任副司令。下编两个大队。张绪绪兼第一大队长，谢占魁为第二大队长，经常分散进行活动。后来，郭拴子与美蒋反动派的“西北反苏讨共委员会”挂上钩，“贺兰山黑虎军”又被改编为“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下设两个旅，分由杨格娃、谢占魁任旅长。郭拴子本人被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官”，张绪绪为副司令官。就这样，郭拴子彻底地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为了坚决消灭郭拴子这股土匪，我六十五军3个师都先后多次派出部队对贺兰山一带进行围剿。但由于郭匪地形熟悉，行动诡秘，当地群众在他们的欺骗威胁下，一时不敢给解放军报信，给我们的清剿增加了许多困难。4月下旬，我公安机关在银川市北关捕获了1名叫黄生玉的匪探，是郭拴子派来刺探军情和以布匹为土匪换鞋的。从该犯口中得知郭匪的活动情况后，我一九四师立即抽调10个连的兵力，对贺兰山地区进行了分段搜剿。
5月6日，五八○团发现郭拴子带40余名土匪在归德沟一以前后夹击之势讨郭匪进行突然袭击。在沙窑及陶家羊圈与匪接火后，匪不支溃逃；我追击30余里，消灭了土匪10多人，但就是没有郭拴子。据俘匪讲，头天晚上郭拴子就带几个亲信，悄悄化装走了。
原来郭拴子滑得像个泥鳅，为了防止内部出问题，他从不和大股土匪住在一起，只带几个亲信单独行动，有时一夜转移好几个地方，所以能多次从我们的围剿中逃脱。
四、机智勇敢的白玉鸣
在我军以相当一部分兵力对郭拴子股匪进行大力清剿的同时，又抽调了一部分有工作经验的优秀部队干部参加地方工作，以巩固和加强各乡、区、县人民政权，防止匪徒的颠覆和破坏。当时，地方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郭拴子不断派遣土匪，与暗藏在各级人民政府内部的特务分子相勾结，共同制造谣言、组织反革命暴动。在永宁县九区通贵乡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宁夏省军区警卫连副指导员白玉鸣同志，被上级派到永宁县九区通贵乡帮助征粮。5月3日下午，白玉鸣同志从区里开会回来，刚一进村子，就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头。只见老乡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凑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议论什么。白玉鸣同志想凑上去听听，可老乡们一见他来了，立即缄口不语，默默地散开了。白玉鸣同志感到很奇怪，平时和老乡们关系不错，为什么今天都躲着我呢？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晚上白玉鸣同志找一个比较熟悉的老大爷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老乡们见我去都散了？”“嘿、嘿，没……没什么……”老大爷吞吞吐吐，好像肚子里有话不敢说。“老大爷，你信不过我老白，还信不过共产党吗？共产党才是咱穷人的救星呀！”
经白玉鸣同志再三做工作，老大爷才慢慢透露说：“从山上派下来两个人，他们在村子里散布谣言，说：政府征粮是往苏联运，郭拴子送下几千条枪，准备农历三月十五在各地举行暴动，首先从银川开始……”白玉鸣同志感到问题严重，安慰老大爷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白玉鸣同志就出了门，他想再通过老乡摸摸情况。当他刚走到街中心时，果然看见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贼头贼脑地在一旁张望，相貌与那位老大爷说的一样。白玉鸣同志悄悄绕到他们的身后，冷不丁大喝一声：“哪个村的，有路条没有？”那两个人被吓了一跳，回头看是一位解放军，顿时脸色苍白，两条腿也不由得颤抖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路条……我们忘……带了……”这时，老乡们围上来，有的悄悄告诉白玉鸣，造谣言的就是他俩。白玉鸣同志刚要把他们押送区里，就见永宁县水利段段长强德五和五村村长马生花拨开人群，急急忙忙挤进来，气喘吁吁地对白玉鸣同志说：“老白，闹误会了吧？他俩可是好人，我们敢担保！”说着就要拉着走。白玉鸣见他们神情惊慌，感到不对劲，就拉住强段长和马村长说：“要保你们到区里保去，我看他们不像好人。”于是，白玉鸣同志坚持把这两个人押送到区里。
又过了一天，白玉鸣同志总担心会出什么问题，更加小心。白天他在西房办公，晚上就把铺盖卷搬到东房去睡，以防不测。
这天夜里，外面像死一样的寂静，明亮的月光穿过窗棂，把东房照得一片明亮。白玉鸣同志和衣躺在炕上，把加拿大手枪紧紧搂在怀里，怎么也睡不着。想起这两天发生的一连串奇怪事情，脑子里就翻腾起来：那两个穿黑衣服的家伙是什么人？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强段长和马村长为什么要保他们呢……白玉鸣同志想起自己被派到通贵乡前，上级领导一再对他说：“现在地方社情十分复杂，暗藏的敌人经常出来捣乱破坏，你单枪匹马下去工作，不要眼睛光盯着粮食，要注意暗处飞来的子弹。”
夜半时分，白玉鸣同志刚要朦胧入睡，就被一阵狗叫声惊醒。他连忙起身出屋，爬到房顶四处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才又回屋躺下。可是刚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外面响起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而且声音越来越近，仿佛有人朝房子走来。白玉鸣同志一下从炕上跳起来，紧握着手枪，靠在窗户边上。可是脚步声消失了，白玉鸣用舌头舔破了窗户纸，朝外一望，惊得他倒吸一口冷气。只见两个鬼魅般的人，正用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悄悄拨西屋的门。他们将西屋门拨开以后，朝里面探头望了望，见是个空屋又转身向白玉鸣住的东房摸来。在清清的月光下，两个人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可怕，白玉鸣觉得有点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就在那两个家伙拨东屋门时，白玉鸣一个箭步跳到门后，把上膛的手枪紧紧握在手里。门被吱的一声拨开，一道长长的影子慢慢伸了进来。白玉鸣再也按捺不住，一朝门外“啪啪”就是两枪，只听见“唉哟”一声惨叫，黑影一闪缩了回去。霎时间，外面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嗖嗖朝东屋射来。白玉鸣同志知道外面土匪不少，自己孤身独战，处境十分危险。但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绝不能向敌人屈服。他机警地躲在窗户边上，一枪一枪沉着应战。这时，白玉鸣发现一个土匪，猫一样贴着北墙根朝他窗前一步一步移动。他瞄准就是一枪，只听那家伙“啊呀”喊了一声，像块门板一样倒在地上。趁此机会，白玉鸣同志大声喊道：“王八蛋东西们，不要命的就上来，老子这还有1000发子弹呢！”就这样，白玉鸣同志和土匪相持了1个多小时，直到鸡叫破晓，土匪们才慌慌张张撤走了。
天亮了，白玉鸣同志和匆忙赶来的四村村长一起走出院外，发现北墙根直挺挺躺着1个人，连忙上前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是五村村长马生花。这家伙肚子中了两枪，嘴巴半张着，已经僵死在那里。这时，有个老乡跑了过来，大声喊着：“老白，快去看看吧，那边大树下有个死人！”大家急忙跑去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永宁县水利段段长强德五。白玉鸣同志这才松了一口气，余惊未消地说：“好险呀，差点没让这俩狗东西给骗了！”
经过调查，真相大白。原来，郭拴子为转移我剿匪部队注意力，派惯匪马长明和另一个土匪来与暗藏特务强德五、马生花秘密接头，然后制造谣言，串联散匪，企图在九区举行反革命暴动。白玉鸣同志扣住的那两个家伙，其中有一个就是惯匪马长明。特务分子强德五和马生花见马长明没能保出来，生怕暴动计划落空，于是决定在第二天夜里提前采取行动。那天晚上，强德五把串联好的土匪召集了30多人，准备袭击我乡公所和区干部。按照白天侦察好的情况，强德五和马生花想把白玉鸣先干掉。谁知，这两个倒霉的家伙却在白玉鸣同志的枪口下先后丧了命。
为了表彰白玉鸣同志的机智勇敢，宁夏省军区党委决定给白玉鸣同志记功，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学习，时刻提高革命警惕，为民除害。
五、群众的威力
为了尽快把郭拴子这股土匪消灭掉，我们除派一部分兵力不断对贺兰山清剿外，还将大部分部队分散驻剿。当时驻剿部队的分布是；五八○团驻平罗、五八一团驻石嘴山、五八二团驻惠农、五八三团一部驻阿拉善旗、五八四团驻贺兰。在认真分析总结了前几次围剿扑空，让郭拴子漏网逃脱的经验教训后，剿匪部队统一了这样一个认识，就是在人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土匪没有完全孤立之前，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困难的。只有真正取得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了解和信任，才能最终取得剿匪的胜利。因此，那时驻剿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彻底孤立郭匪。
可是发动群众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群众不敢接近我们。部队刚进驻时，老乡们都用怀疑、恐惧、探询等目光望着战士们。有的同志想找老乡们谈谈，结果吃了闭门羹，或者被门上挂的红布条挡回。甚至有些无知的孩子还唱着：“大包烟，两头尖，半年见青天，共产党不过一半年……”战士们知道，这里是匪患重灾区，群众受郭匪欺骗甚深，对我们还不了解，存有顾虑。怎么才能戳穿土匪的欺骗、解除群众顾虑呢？同志们决心用行动来说话。
有一天，驻惠农五八二团某连刚从外执行任务回来，还没有吃饭，就听见房东老大娘在哭骂着：“黑心肝的贼土匪，都抢去了，还让不让俺们活了”原来房东小孩在村边放羊时，遇到几个土匪，把他家仅有的5只羊全抢了。战士们一听，饭也顾不上吃，提起枪就去追。在一片小树林里，那几个土匪正准备宰羊做饭，未来得及还手，就被赶到的战士一一活捉了。当战士们把羊还给房东老大娘时，她感动的流下了泪。从那以后，老大娘和战士们越来越亲热。一次，她迟疑了半天，冒出这么一句话：“同志们，你们啥时候走呀！”战士们听这话里有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老大娘解释说：“大娘，我们解放军是来打土匪，为民除害的，不消灭土匪郭拴子，我们永远不走。”老大娘一听，眼睛里顿时闪出欣喜的光泽。“那郭拴子抓得住吗？”大娘紧接着问。“抓得住！只要老百姓和解放军一条心，郭拴子一定会抓住的！”“要真能抓住就好啦。”老大娘叹了口气，接着说：“这家伙心肠歹，被他杀死的人不知有多少。不抓住他，老百姓过不上安生日子。他还给解放军造了不少谣呢。”“都说我们什么来着？”战士们笑着问。“说你们是房下鬼，长不了，迟早要走。还说谁要和解放军来往，给他们通风报信，就杀谁全家。山前有个老汉，就是因为泄露了郭拴子藏在山洞里的粮食，被杀了全家。所以乡亲们都不敢接近你们。”
各部队反映出的问题，大致都差不多。为了破除谣言，打消群众的顾虑，各地驻军运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我党的政策和解放军不消灭土匪郭拴子绝不收兵的决心。平罗、惠农、石嘴山和贺兰地区是回民比较多的地方，特别是惠农地区，回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宣传中国共主党的民族政策，是当时群众工作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经过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后，老乡们逐渐加深了对我们的了解，回民的顾虑也消除了，绝大多数群众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但郭拴子没有被消灭，仍然是群众心中的一块疙瘩，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障碍。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我们还注意组织群众协助部队维护地方治安，提高他们的自卫能力。平罗县潮湖堡曾惨遭过郭匪的抢劫，在控诉土匪罪行的大会上，群众纷纷提出：“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查户口，捉坏人，搞好社会治安。”在部队和政府的协助下，潮湖堡成立了联合治安防卫委员会，并组织了8个民兵小组，负责清查户口、巡夜、侦察匪情等任务。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他们还捕获了土匪杨高义、谭夫子、陶红祥等3人。
为了进一步争取和瓦解土匪，孤立首恶分子，惠农县动员了党、政、军、学及宗教团体的各种社会力量，自6月中旬起，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突击大宣传。这次宣传结合具体环境，采用灵活方式，除召开以地区为单位的座谈会外，还利用庙会、集市、礼拜寺大会、匪属座谈会、分组访问等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和我军要以全力剿匪，不消灭郭拴子绝不收兵的决心。由于各区、乡宣委会委员和主任多是当地的开明人士和宗教团体负责人，通过他们宣传，效果极好。部分土匪消除了顾虑，直接或间接托人向我们接洽投诚。并有一些散匪先把枪交出，以表白自己的诚意，然后由亲属领着来向政府投诚。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有马文元、王梦元为首的20多名土匪，携带武器向当地人民政府投案自首。
平、惠、贺等地区的群众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郭拴子股匪越来越孤立，但是他们还在四处活动，匪首郭拴子仍然逍遥于人民的法网之外。
六、工委书记曹动之
1950年7月31日，宁夏省军区党委正在开会研究贯彻全省首届党代会精神，突然司令部一科紧急报告：郭匪百余人围逼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情况十分紧急，旗政府请求部队火速增援。王道邦司令员立即命令五八三团团长赵永胜带一个营，乘汽车赶赴定远营解围。
那两天，我们几位领导同志心绪不安，暗暗为阿拉善旗的情况担忧。郭拴子这个狡猾的家伙，躲过我们对贺兰山的严密搜索和层层围剿，竟窜到山后的阿拉善旗进行骚扰。那里地广人稀，旗政府兵力单薄，能顶得住郭匪的袭击吗？
8月2日，当我们得知围攻定远营的匪徒已被击溃的消息后，才不由松了一口气。但另一个不幸的消息，却使我们难以置信，悲痛万分。
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不幸遇难！
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和曹动之同志一起参加中共宁夏第一届党代会，共同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商讨建设新宁夏的宏伟大计。曹动之同志曾对我们说过，他喜欢宁夏这个地方，愿意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和宁夏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宁夏。可是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曹动之同志于1950年4月，调任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时，也正是郭匪活动最猖狂的时候，外面不断传来郭拴子要攻打定远营的消息，扰得定远营人心惶惶。但曹动之同志镇定自若。他一面布置做群众工作，说明旗政府一定能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一面亲自和旗保安队研究防范措施，严阵以待土匪的突然袭击。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阿拉善旗的威望日益提高，人民政府更加巩固，牧区的经济也日渐好转。曹动之同志赢得了阿拉善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而敌人对他也更加恨之入骨。后来据调查证实，郭匪布置杀害曹动之同志，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阶级报复。
早在6月下旬，郭拴子在贺兰山被解放军剿得东奔西藏，无处安身。为了改变一下这危机四伏的困境，他与潜伏在阿拉善旗的内应陶卡长密谋，阴谋策动旗保安队叛变，里应外合攻打定远营，并商定了行动的日期。郭拴子以为，这样既可以扩充匪势，制造反革命政治影响，又可以使解放军疲于奔波，摸不清他的踪迹。但在曹动之同志为首的旗工委领导下，阿拉善旗军民一直戒备森严，郭匪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
7月中旬，郭拴子获悉曹动之同志要到银川参加党代会，十分高兴，认为是个天赐良机，急忙着手重新策划攻打定远营的阴谋。在银川开会的曹动之同志，也得知郭匪在蠢蠢欲动，定远营流言纷纷，十分放心不下。于是没等会议结束，就请假返回了定远营。因为还要听取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的传达，曹动之同志布置了防务工作以后，又急急忙忙赶回了银川。
7月30日夜里，匪徒们云集在定远营城外。他们在十几名内奸的配合下，向定远营发起了突然袭击。幸亏曹动之同志事先作了周密布置，旗保安队及盐局、银行、贸易公司、税局等单位的同志们，在旗工委副书记斯庆毕力格、朱子春等同志的领导下，沉着应战，经一夜顽强抗击，终于击溃了郭匪的进攻，保护了国家财产和定远营人民的安全。可是在这次土匪袭击中，旗电信局受到了损失，被土匪抢去一部电台，电台周台长也被抓走了。8月1日赵永胜团长率部队乘车赶来时，匪徒们已经逃之夭夭。就在郭匪围攻定远营的头一天，银川的党代会刚刚结束。曹动之同志为了尽早地把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带回阿拉善旗，带着杨万山、张永祥两名警卫员，马不停蹄地往回赶。谁知赶到离定远营只有15公里的樊家营子附近，遭到了土匪的伏击。
原来，曹动之同志第二次赶到银川开会时，就被土匪暗暗跟踪上。事先获悉曹动之同志返回定远营消息的樊家营子匪首孟巴图尔，在郭拴子的指使下，当天就派人埋伏在半路上。因为曹动之同志在苏峪口住了一夜，土匪第一天没有得逞。第二天一早，曹动之同志一行从苏峪口起身，路经樊家营子时，中了土匪的埋伏。
曹动之同志身负重伤，但他抛开马匹和行李，埋藏好党的机密文件，和警卫员们一起同土匪展开激烈的战斗。终因地形不利，匪众我寡，杨万山和张永祥两同志也先后负伤，曹动之同志的枪膛里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在这紧急关头，曹动之同志毅然揭起衣襟，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烈士的鲜血洒在巍巍的贺兰山上。
杨万山、张永祥两同志也先后英勇牺牲。
曹动之等同志的壮烈牺牲，激起了全省军民的无比悲愤，纷纷要求上级加紧痛歼匪徒，捉拿郭匪归案，为革命烈士报仇。
8月下旬，省军区召开党委会，对清剿郭拴子股匪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党委成员一致认为，对这股危害极大的土匪必须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量进行清剿。曹动之同志的牺牲就是一个沉痛教训。
王道邦司令员和潘自力政委同意大家的意见。潘政委说：“现在已是秋季了，郭拴子股匪仍没有被消灭掉。如果再这样拖下去，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仅要受到影响，而且革命事业还可能遭受其他意想不到的损失。等冬季一到，贺兰山冰天雪地，部队在山地清剿困难会更大。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在冬季前无论如何要把郭匪彻底消灭干净！”
最后，军区党委会作出决定，从全军抽调一九三师侦察分队，一九四师五八一团、五八○团一营，一九五师4个步兵营共8个营、两个骑兵连的绝对优势兵力，从9月10日开始对贺兰山大举进剿，务必于11月底前全歼郭拴子股匪。
七、顺藤摸瓜
我各路剿匪大军按照严格的保密命令，从9月上旬开始向贺兰山聚集，先后到达指定的地段。在军区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首先将贺兰山各主要山口、隘路、山内交叉要道等严密封锁控制，有的还做了必要的工事，防止土匪逃窜。然后以一九四师为主，负责贺兰山的北段，以一九五师为主，负责贺兰山的中段，同时进行严密的搜剿合围。
贺兰山往北，山势渐渐变陡，一山高过一山。战士们沿着嶙峋的山道，艰难地向上攀登。有些战土不小心踩在风化的岩石上，滚下了悬崖，有的扭伤了腰，有的摔伤了腿，但他们马上翻起身，继续顽强地向上爬。战士们根据土匪善于住洞钻山的习惯，不放过每一道峡谷、每一个石洞，甚至每一条可疑的石缝，以“大海捞针”的精神进行搜索，生怕稍一大意，土匪从自己身边滑过。往往一天下来，小腿变得红肿，腰痛得弯不下，鞋子也磨透了底，有的战士双脚被锋利的岩石割了一道道血口子。
密林里搜索更是困难重重。贺兰山阴坡多是高大茂密的森林，那里浓荫覆盖，终年不见太阳，遍地是枯枝烂树叶，像个阴暗冰冷的世界。横生交错的树枝，如同一条条缠人的毒蛇，如果手中没有一把砍刀，简直寸步难行。森林里寂静得可怕，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声。有时走着走着，身旁会突然窜出野兔子、青羊等其他动物，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战士们从森林里走出来，衣服被树枝划成了条条，脸和手上遍是伤痕。
投入大清剿仅一个多星期，战士们就消瘦了许多，一个个眼窝深陷，两眼红肿，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了。数百里的一座大山，隐藏百八十个土匪，犹如小米粒掉到沙堆里，要想找出来，的确不是件容易事。但战士们并不气馁，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情绪，他们没有忘记出发前的誓言：“不消灭郭拴子不下贺兰山！”、“十网打鱼九网空，一网打着就成功！”
剿匪部队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十几天时间的不断清剿，终于捕获郭匪的“旅长”杨格娃、副队长吴国梁等14名土匪。从俘匪口中得知，在我军大规模清剿下，郭拴子股匪如同拉网里的鱼，东碰西撞，完全陷入混乱之中。现在不得不分散行动，妄图伺机逃脱。
土匪分散了，我们怎么办？这次，我们不是机械地应用“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的剿匪战术原则，被动地去应付匪情的变化。而是先分析了郭匪这次分散的原因，确认土匪并不是接连遭我沉重打击后被迫分散，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主动行动，以便乘隙躲过我军的围剿。如果我们也盲目分散对付，就会给土匪郭拴子造成逃跑的机会，总结以往的教训，我们这次采取了力争主动的灵活战术。匪分散，我们依然集中，继续保持对匪围剿的态势，不给散匪以溜走之隙；然后抽出一部分机动兵力，加紧对散匪进行搜剿，使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秋季即逝，冬天已临。从阿拉善草原吹来的一阵阵寒风，扫去了树木上最后几片凋零的枯叶，使贺兰山变成了光秃秃一片。山区的气候变幻无常，一阵风雪，一阵冰雹，恶劣的气候给剿匪部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一次又一次的搜剿，各部队仍未发现郭拴子的踪迹。这家伙会不会又漏网了？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后来，我们从俘匪口里探知郭拴子家属的隐匿处，即派骑兵小分队将其父母子女等6人搜出，给予了妥善安置。经过启发诱导，他们暴露出郭拴子仍在贺兰山中。这个消息对指战员们鼓舞很大，于是各剿匪部队更加紧了对贺兰山的围剿和搜索。
五八四团团长史秉廉，政治处主任刘长治率领两个营，从苏峪口一线向西北方向进行搜剿，但一无所获。9月底，他们又转回贺兰山西面的黄土梁一带搜剿，仍然没有结果。看到兄弟部队多少有点“收获”，自己总是两手空空，指战员们心如火焚。
一天，刘主任和史团长商量，到定远营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无关于土匪的情况。定远营离驻地很近，只有二三十华里，刘主任带着1名通信员下了山。
旗保安总队罗队长向刘主任介绍了那里的治安情况，显然也没有发现土匪活动的线索。刘主任感到很失望，正要起身告辞，罗队长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拉住他说：“别急，我们前几天抓住1名散匪，是从贺兰山下来的，他说他早就洗手不干了。咱们不妨再审一审，没准对你们有些帮助。”
从旗监狱里押出一个小瘦子，鸠形鹄面，头像个干葫芦，又是打哈欠又流泪，一看便知是个大烟鬼。刘主任审他，他翻来覆去只是说土匪已经分散活动，他们这一小股在山上没吃没喝，冻得实在受不了，才埋了枪各自逃生，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刘主任仍不放心，就向罗队长提出把土匪带回继续审问，罗队长同意了。于是刘主任让给土匪去掉脚镣，借了一匹牲口让他骑上，一起返回了贺兰山。
史团长向带回的俘匪反复交待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后，又亲自进行了审问。看来那家伙希望我们对他从宽处理，便讨好地对史团长说：“我们小分队在分散前，把1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埋藏在山上好几处地方，虽然确切地点说不准，但只要我领你们去，总能把枪找回来。”当史团长问他还有什么情况，那家伙打了一声哈欠，突然眼珠子一转，高兴地说：“对了，我下山时，路过山前的一个小村子，正赶上烟瘾犯了，就进村想讨口烟抽。恰巧在一户人家遇见了一个麻子，那人我认识，是郭拴子身边的人，我们开会时见过面。”
根据俘匪提供的重要情况，史团长和刘主任马上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史带一营，领着大烟鬼先去抓麻子，然后再挖枪。刘带二营随后接应，并约定黄昏前在洪广营附近的一个村子会合。史团长带一营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洪广营的乔家寨子后，为了缩小目标，他派1名精明干练的排长，带二十几个同样精明强干的战士，随大烟鬼去抓那个麻子。其余部队留在乔家寨子等待。在大烟鬼说的那个小村子里，果然抓到一个满脸麻子，30岁左右的人。这家伙还算乖巧，没等怎么盘问，就承认自己是郭匪副司令张绪绪派下山搞粮食的，绰号叫“李六麻子”（李学珍）。同他一起下山的不有一个叫张长明的土匪，就住在附近一个村子里。李六麻子说他已下山多趟，没想到这次刚回家就被堵住了。
当排长令李六麻子领着去抓张长明时，他摆了摆手说；“用不着，你们只管在这里埋伏好，他自己会来的。我们已事先约好，上午我去找他，或者下午他来找我，今天天黑前还要赶回山里。”接着叹了口气，惨然地说：“把我们俩都抓住也好，反正剩下一个回去也活不成。”排长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有些偏西，就立即把战士们散伏在屋里院外，只等张长明白投罗网。可是左等右等，都快下午3点了，还不见张长明的影子。李六麻子这时也很着急，怕时间长了让张长明闻风逃跑，那样自己就不好交代了，于是急忙向排长建议，到张长明家里去抓。
在张长明家里，果然把他抓住了。原来此时，张长明正在家里坐卧不安，他整整等了一上午，也不见李六麻子来，自己去找吧，又怕那里发生了什么意外，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被解放军堵在了屋里。战士们押着李六麻子和张长明高高兴兴地返回了乔家寨子。据李、张二匪交代：现在山里气候寒冷，土匪们无衣无食，每天只靠打青羊度日，生活越来越难熬，情绪十分低落。郭拴子带着几个亲信今天钻山，明天住洞，谁也不清楚他的行踪。如今，张绪绪、董乱子等匪徒30余人都躲在大峰口以西山沟树林内。李六麻子还告诉史团长：“听说最近各股土匪都要到那里聚集开会，郭拴子也一定会来的！”
意外的重要情况，使史团长兴奋不已。这几个月几乎搜遍了整个贺兰山，已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谁知今天一个顺藤摸瓜，竟得到这么多意外收获。土匪难得聚在一起，这个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史团长低头沉思了一会，暗暗下定决心，严肃地对李六麻子和张长明说：“现在是你们立功赎罪的好机会，就看你们是否真心向人民低头认罪，帮助我们肃清土匪、为民除害。今天晚上请你们两位领我们去趟大峰口，活捉郭拴子、张绪绪！”史团长开始说时，李六麻子和张长明还连连点头称是，但一提到去大峰口抓郭拴子，两人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好像去的是阎王殿，吓得把头垂得低低的。史团长笑了笑，又探试地问：“去抓郭拴子，到底怎么样？行不行呀！”“行倒行……就怕……”李六麻子一面用手背擦着脑门上冒出的汗，一面支支吾吾地说：“就怕郭拴子路熟，跑得快……”
“他跑得再快，还能跑过我们的枪子？告诉你吧，解放军早已把贺兰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就是只鸟也休想飞出去，郭拴子穷途末路，逍遥不了几天了！”“这些我们都相信”，李六麻子哭丧着脸说：“我们是怕郭拴子报复，杀我们全家呀！”李六麻子终于吐露出他们最大的顾虑。
史团长向他们保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说话算数，一定能保证他们全家的绝对安全。这样一来，李六麻子和张长明顾虑消除了，终于同意为我们带路，去大峰口抓郭拴子。临出发前，史团长对部队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动员，指出这次长途奔袭的重要性，号召部队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精神严争取一举歼灭这股顽匪。然后，史团长又给刘主任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大峰口发现重要匪情，让他立即率二营随后赶到。史团长把信交给1个骑兵通讯员，令他到事先约定会合的村子去等候刘主任。一切布置完毕，史团长率领斗志昂扬的一营指战员，火速向大峰口赶去。
八、活捉郭拴子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史团长率领一营的勇士们，在山岭的羊肠小道上向北疾步行进。山谷里寒冷的夜风直往战士们的衣领、袖口、裤管里钻。但此时此刻，谁还知道冷呢？每一个人的心里热得就像有一团火。山越来越陡，路越走越窄，加上四野墨黑，辨不清道路，好些人摔了跤。但指战员们一心只想在拂晓前赶到大峰口，消灭匪众，活捉郭拴子，哪还顾得这些。跌倒了再爬起来，摔伤了腿脚不吭声，咬咬牙坚持走。这样，经过一夜50多华里的艰苦急行军，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大峰口。
大峰口西面有一座驼峰似的山岭，两头高中间凹，高的两头是陡峭的山脊，低凸的地方有一块小平地，上面长满了树，这里就是匪徒们窝藏的地方。由于匪窝的正面有树林遮盖，背后是险峻的高山，地势十分隐蔽，即使有人走到跟前，也难以发现这里隐藏着一窝豺狼。山沟里一片寂静，只有山上的树木被寒风吹得瑟瑟发响。战士们爬在冰冷的岩石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盯住那片黑黝黝的小树林，手里的枪握得更紧了。大家急切盼望着战斗命令，恨不得亲手抓住郭拴子，看看这个“贺兰王”究竟是怎么个三头六臂的人物。此时此刻，史团长也和同志们心情一样，但想到自己的责任，为使土匪无一逃脱，来个十拿九稳一窝端，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狂喜的心情，透过蒙蒙的夜色，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的地形。很快，一个战斗决心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以一个连的兵力沿小树林两侧的山脊抄后堵截，另两个连从沟内逼近，争取两面合击，全歼土匪于山坳里。这时，天已麻麻亮，山林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突然，从树林里传出几声粗野的吆喝，接着慢慢腾腾地走出三个缩着脖、抱着枪的土匪，一个往山顶、两个朝山沟，像是刚放出来的哨。当他们猛然发现山上的解放军时，吓得惊叫起来，连滚带爬地窜回了小树林。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黎明，紧接着轻重机枪、步枪、六○炮一齐集中火力向匪巢开了火。小树林就像滚开了锅似的，匪徒们轰的一下从里面窜出来，各顾性命，奔西逃，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我军的火力集中到东面，土匪们就一窝蜂似的往西涌。西面枪响了，又往北逃。瞎碰乱撞，毫无目标，像是一群无头的苍蝇。山谷里枪声大作，杀声阵阵，到处是一片“抓活的！”“缴枪不杀！”“别让郭拴子跑了！”的喊声，简直像滚雷过天，震憾山岗。就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刘主任率领二营赶到了。他把部队迅速展开，见哪儿兵力不足，就把部队布置到哪儿，以防土匪乘隙逃跑。这时，在后面掩护炊事班的二连五班班长陈宝良、庞风等6人也随后赶到。他们看战斗已经打响，就迫不及待地向刘主任请示战斗任务。刘主任四处看了看，发现北面的一座小山头还没有人，就用手指着说！“赶快占领那个小山头，要防止土匪从那里逃跑！”在一片混战中，只见六七个身材高大的土匪，敏捷地躲过火力封锁，沿着嶙峋重叠的山石，不顾一切往北逃窜。他们的动作快的惊人，一眨眼功夫就窜到北山脊上，眼看就要翻过一座小山逃进深山老林。当这股土匪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正巧与陈宝良同志率领的五班相遇，双方互相枪击起来。五班以猛烈的火力将匪徒们压制在一块大岩石后面，雨泼般的子弹打得岩石火星乱进，吓得他们连头也不敢抬。班长陈宝良一面猛烈的扫射，一面大声吼道：“赶快交枪投降吧，要不然老子用手榴弹炸啦！”“不要打啦，我们交枪，我们交枪！”岩石后面的土匪知道逃不掉了，只好把枪扔在地上，举手向陈宝良等同志投降。
陈宝良同志数了数人头，共8个土匪，大声喝问：“你们这里有没有郭拴子？”土匪们一听，吓得脸色都变了，慌忙说：“郭拴子不在这里，他带人往那边跑了！”一面说一面四处乱指着。陈宝良同志不放心地看了看他们，然后问为首的一个土匪：“你是干啥的？姓什么？”那个土匪低下头，支支吾吾地说：“我姓徐……我……”
陈宝良同志见他刚才交的是一支崭新的德国造手枪，断定他是个匪首，不敢大意，便严密看管了起来。
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各连押着俘匪，扛着缴获的枪支，高高兴兴地向山坳里集中。据清查，这次战斗除被击毙和个别侥幸逃脱的以外，共活捉土匪30多名。可是一查找郭拴子，都说没有抓到。史团长一听着了急，命令各连再仔细清查。后来有个连队报告说，他们抓住一个匪首，很可能是郭拴子，史团长立即命令把他带上来。站在史团长面前的是一个个子不高，干瘪瘦长脸的土匪，看上去有五十岁。史团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心里有些纳闷，郭拴子据说是个五大三粗的黑家伙，这人怎么没有一点郭拴子的特征，就大声发问道：“你就是郭司令啰？”
“不，我不是！”那个人摇了摇头，否认了。“那么郭拴子在什么地方？”
“你不说，那你就是郭拴子！”史团长把手放在腰里的手枪把上，厉声说道，“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这个郭拴子枪毙掉！”“团长，这小子是属蚂蚱的，不按着不屙屎，跟他磨什么牙，干脆拉出去崩了算了！”战士们也故意在旁边七嘴八舌地咋唬着。那土匪一听吓坏了，双腿一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颤着嗓子说：“长官……我确实不是郭拴子，我是张……张怀中呀。”“那么郭拴子在哪？”史团长紧紧逼问。
“郭司令，不，郭拴子是昨天来的，晚上没走，可能他……”说着，充满恐怖的两眼四下乱瞟，好像提防着什么。
史团长顿时有所察觉，估计郭拴子就在俘匪里面，他叫来一个年轻土匪，向他交待了我军的宽大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那个年轻土匪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史团长领到一个高个子，也就是被二连五班活抓的那个自称姓徐的土匪面前说：“他……他就是郭……”那个高个土匪抬起头，气得一张黑脸憋得像个紫茄子，额角上胀起的青筋像一条条蚯蚓在蠕动，恶狠狠地瞪了小匪一眼，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广对史团长说：“我就是郭永胜。”史团长当即命令把他反剪两手五花大绑了起来。
看郭拴子那副跌足叹气、悔恨不已的样子，史团长通过向其他俘匪了解，才知道郭拴子平时都是带着几个亲信单独行动，有时一夜换好几个地方，行踪十分诡秘。唯独昨天召集各队匪首在大峰口开会，讨论把队伍拉到三边地区活动的问题，因为会上意见不统一，所以开到很晚，郭拴子当时想挪个地方休息，但又有些犹豫。他是信迷信的，就叫一个会算卦的土匪李元子用扑克牌摆八卦，结果是“身上无腿不能走”，这才勉强住下了。睡到后半夜，郭拴子突然醒来，这家伙凭着他几十年打家劫舍的土匪经验和狐狸般的警觉，感到周围有点异样动静，就赶紧令张绪绪派人出去了望。然而，睡得糊里糊涂的张绪绪却不以为然，认为郭拴子神经过敏。但在郭的坚持下，才不得不吆喝起3个土匪出来看看。枪声一响，郭拴子知道事情不妙，带上几个人就往外跑，没想到被二连五班的战士们活捉了。
郭拴子的悔恨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一切反动分子又都那么愚蠢透顶，他们的脑子就不明白，谁胆敢与人民为敌，不管他本事有多大，迟早总要落入人民的法网。这个蒋介石匪帮委任的“宁夏军区司令官”就这样被活捉了。
郭拴子落网的消息，就像旋风一样在平罗各乡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传开了。老乡们奔走相告，都希望能亲眼看看郭拴子丢魂落魄的狼狈相。在押解途中，道路两旁聚集了许多老百姓，有的喜形于色，指指戳戳；有的向郭拴子脸上唾口水，咬牙切齿地痛骂；有的槌胸顿足，哭喊着向战士们控诉郭匪的罪行；也有的不顾一切地推开我们的战士，扑上去撕扯着郭拴子。战士们一面劝阻愤怒的群众，一面向大家解释说，人民政府一定会公审这些匪徒，为乡亲们报仇雪恨的。这会儿，那些昔日耀武扬威、逞凶霸道的家伙们，一个个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哈着腰、缩着脖子，像老鼠过街一样在一片喊打声中怯生生地走着。
把郭拴子等匪押到洪广营的乔家寨子以后，五八四团当天就向军区发了电报，报告了大峰口战斗胜利的喜讯。后来根据俘匪的交待，又派1个排挖回了土匪埋藏的1部电台、1挺轻机枪和14支步枪。
当我们接到五八四团的捷报，得知郭拴子及大部土匪被活捉，大家都非常高兴，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第二天，我命令保卫部派1名有经验的保卫干部，随同省公安厅的1名同志，赶到五八四团辨认土匪。
在乔家寨子，史团长把搜出的蒋介石匪帮给郭拴子的“宁夏军区司令官”的委任状，还有一叠与美蒋特务来往的书信交给了保卫部和公安厅的同志。史团长还告诉他们，在活捉的土匪中有一个原马部军需官，自称是南方人，一时无家可归，才暂且投靠了郭拴子。史团长的话引起了公安厅同志的注意，把那个军需官带来一辨认，原来此人正是公安厅一直查无下落的原马部一六八师参谋处长、美蒋特务梁明（即梁文祖）。郭拴子和美蒋匪帮的关系，就是由他从中联系的。在公安厅同志的严厉讯问下，这位“军需官”才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第三天，由一九五师五八四团侦察参谋赵连江同志带领1个连，将匪首郭拴子、张怀中、美蒋特务梁明押送到省军区军法处。树倒猢狲散。郭拴子一被活捉，其他小股土匪见大势已趋，也纷纷向当地人民政府自首。仅向平罗县五区政府登记的就有匪首杨格娃、土匪张胡子、刘三元、李秃拴、陶洪年、秋长福等19名，缴枪15支。有些老乡还主动协助政府上山劝土匪下来登记、回家参加生产。侥幸逃脱的匪副司令谢占魁也自感穷途末路，难逃法网，于10月14日带7名土匪向我剿匪部队投降。
为了表彰这次战斗的重大胜利，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于10月21日对贺兰山剿匪部队进行了通电嘉奖。电文是：
六十五军剿匪部队，自9月12日对贺兰山区股匪展开清剿后，全体同志以高度为人民除害的决心，历尽险阻艰辛，深入祟山密林，克服饥饿、雨淋等困难，获得歼灭股匪，活捉重要匪首郭永胜、张怀中、梁明等以下百余名的大胜利，这种吃苦耐劳的战斗作风，特给予表扬。
九、土匪郭栓子的末日
根据郭拴子犯下的弥天大罪和宁夏各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郭拴子等五名罪大恶极的匪首判处死刑。在召开群众公审大会之前，我因为还兼任省军区军法处处长，所以亲自对郭拴子进行了一次审讯。
两名持枪的看守人员把郭拴子带进了军法处，立在我桌子的对面。经过在军法处的一段关押，这家伙已经收敛了昔日“贺兰王”的凶焰，显得老实多了。但几十年打家劫舍的粗莽匪气和多次侥幸脱险的狐狸神情，依然留刻在他那张黑脸上。郭拴子常戴的那顶毡帽儿不见了，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扎扎的，活像团起的刺猬。两只眼睛红得要淌出血，似乎刚喝了酒精。虽然这时他戴着大号的手铐脚镣，但从整个外形中，仍然可以想象出他平日烧杀抢劫、残害人命的凶神恶煞模样。我抑制住内心一阵阵厌恶和憎恨，尽量平心静气地开始对郭拴子进行审讯。
“我们最初本着团结改造的政策，仍然留你当贺兰山保安队队长，为什么还要叛变呢？”
“在马鸿逵时期，我就这样干过，为的是要挟一下。我以为共产党也和马鸿逵一样，会再……”
“潘主席写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为什么置之不理？”
“我在汝箕沟多次袭击解放军的驮炭部队，抢了骆驼和骡马，还打死了不少人，我怕回来饶不了我。”
“你们所谓的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究竟要在宁夏达到什么目的？”
“联合各路土匪，扩充武装，推翻当地的人民政府……”
“你犯下这么多罪，知道该受到人民什么惩罚吗？”
“我罪该万死，但请求政府……呜呜……千万不要杀我呀……呜呜，请再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吧！呜呜……”郭拴子一面哀求着，一面咧开大嘴，用一种粗怪的嗓音，在我面前哭了起来，完全是一副可怜相。
1950年11月19日，宁夏省人民法院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郭拴子等进行审判。会场上群情激昂，气氛严肃，郭拴子、张绪绪、张恒玉（张秉章）、吴国昌（小锁子）、徐四（老和尚）等罪犯被五花大绑地押在台前，接受宁夏人民对他们的公审。
大会一开始，首先由省人民法院审判庭田大润庭长宣布开庭。然后是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孙殿才同志讲话，重申人民政府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全省军民继续努力肃清省境内残存的零星散匪和暗藏的美蒋特务。省检查署陈仓副署长在讲话中，说明人民检查署为维护全省人民利益，代表全省各族人民提出公诉。最后，当省人民法院刘汉鼎院长宣读判决书，将惯匪郭拴子、张绪绪、张恒玉、吴国昌、徐四等5名首犯判处死刑时，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沸腾，连连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首恶分子！”“彻底肃清美蒋匪特！”“枪毙大土匪郭拴子！”等口号。这时，以“贺兰王”、“宁夏军区司令官”自诩的郭拴子等匪首，早已像牛粪一样软瘫在地上，被战士们架到东城外，随着枪声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宁夏最大的匪首郭拴子被铲除了，人民过上了太平安定的生活。那些深受郭匪祸害的贺兰山区人民，永远忘不了解放军的恩情。
1950年11月，在我军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艰苦的创业精神，取得了剿匪、生产双胜利，并决心和宁夏人民一道，去夺取1951年经济建设的更大成绩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五军突然接到开赴国防前线，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命令。11月23日，告别了宁夏各族、各界人民和党、政、军机关的欢送代表，我军又从仁存渡渡过黄河，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一路上，看到熟悉的山水良田、城镇乡村，心里泛起一阵阵激情。这里不仅流洒过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而且流洒过指战员们辛勤耕耘的汗水。我心里暗暗说：“再见吧——我们战斗过的地方！再见吧——难忘的塞上江南！再见吧！——美丽的阿拉善！等我们打败了美帝侵略强盗，再回来建设美好的新中国。”
编者注：陈宜贵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任职，后于1949年9月28日任六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宁夏省军区军法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