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茜芬
我父亲达理札雅原是内蒙古阿拉善旗世袭的第九代第十位亲王，在我祖父塔旺布里甲拉逝世后，于1932年继承了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爵位。其间经过了国民党统治时代，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当时与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等人搞所谓的“西蒙自治政府”垮台，最后因与德王意见分歧（德王拒不向人民投降），乃分道扬镳，与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及旗内正协理罗巴图孟柯、副协理罗永寿、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一起率阿拉善旗官兵举行起义。
解放后，我父亲被任为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主席巴彦淖尔盟盟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5月被揪回巴彦淖尔盟批斗，不数月即因受折磨而死去。1968年11月18日这一天，是我父亲含悲去世的日子，到现在已经15个年头了。我父亲虽然出生在封建阶级家庭，并且承袭了王位，但在担任阿拉善旗札萨克的十几年中，为了保障民族的利益，经忧患。在日本侵华期间，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屈服，当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解放的时刻，他当机立断，毅然高举义旗，归向了人民。特别是解放后，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努力工作，认真地改造世界观，心甘情愿地做人民大众的一员。
现在，我写的是我父亲由“王”到“民”的回忆，并把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的所见所闻及一些情况写在下面，以作为我对父亲的悼念。
父亲的幼年时代和生活爱好
我们家虽然是蒙旗的王公、札萨克，但由于祖辈为清王朝征战有功，康熙皇帝尚鹅掌公主，以后又世代与清皇室结亲，因而在北京城三座桥建有一座豪华的府第。我祖父塔王在世的时候即经常住在北平，迷恋着那里舒适而尊贵的生活，很少回到旗下管理旗政。因此，我的父亲达理札雅也基本上是在北平生活长大的。
据老人们讲，我父亲在未出生之前，因为是第一胎，如果生下个男孩，就有个承袭王位的问题。按照我们的家规，就必须回旗生养，所以我父亲是出生在阿拉善旗的定远营王府。我父亲一生下来，就交由我曾祖父的四姨太抚养（人称四老太太）。四老太一直把我父亲抚养到10岁左右，我曾祖父去世以后，才把父亲送到北平我的祖母处。此后，我父亲一直到长大成人与溥仪的堂妹、载涛的女儿金允诚结婚，始终生活在北平，到了1932年承袭王位，才回到了阿拉善旗。
我家在北平的府第，其建筑规模和式样，都是仿照清王府的样子，庭堂院落，回廊画壁，极其辉煌华丽。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父亲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呼奴唤婢、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极其讲究豪华的贵族生活，自然形成满身骄气、任性，根本不以什么仕途经济为重。但是由于他是嫡生长男，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以颇受我祖父偏爱和家人们的尊崇。为此，我祖父特为他在家中聘请塾师教读四书五经，不让他到社会上设立的学校读书，以免沾染上新时代的思想，用意在维护蒙古王爷的封建统治。恰恰相反，我父亲对“子曰”、“诗云”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而对中外名人小说和史料、传记等，则广为涉猎，并且与人津津乐道。
此外，我父亲还有两项比较突出的爱好，一是爱马，一是吸纸烟。父亲爱马，经常畜养名贵种马20余匹，并聘请养马技人专门调养。记得马号头姓温，我们都叫他温头，这人还是我外公载涛特意挑选介绍的。这人调养马的经验很丰富，对马的饲养管理、刷洗皮毛、压马调教等都很精细，深得我父亲的器重，直到回了阿拉善旗还带着他。养这些马匹，除了要上好的草料喂养外，还得有专人天天刷洗，皮毛都是锃光瓦亮的，马的头鬃和马尾也编结红红绿绿的绒绳。当这些马在场地晾晒和牵引遛走时，人们看了无不啧啧称羡。我父亲对于马真是可以说爱护备至，除了每周规定的两次亲自走马外，平时一有闲暇便到马厩查看他的马，抚摸侍弄一番。记得我们家回定远营后，父亲一般都在王府的西花园骑马。那时我逐渐大了，父亲每次骑马和出外打猎，总爱带着我去。
我父亲另一个爱好是吸纸烟，他吸纸烟特别讲究，吸好烟不吸坏烟，经常吸的是三五牌、茄利克、大小炮台等，后来改吸中华牌香烟。他的吸烟有定量，每天吸多少烟用烟盒点数装好。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抢着给他装烟。他吸烟用的打火机，也非常讲究，千方百计搜求新颖的产品，经常调换更高级更好看的。在朋友交往的场合里，他往往拿出打火机和烟盒，与别人比高低，互相交换，觉得是个乐趣。父亲性喜干净，闲来无事，便给打火机灌油，擦得锃光瓦亮。对于吸烟用的烟嘴，更是经常擦洗得干干净净。他在这些琐事上，都是自己亲手整理，往往不使唤别人。
离京回旗，举行“承袭大典”
1932年，当我8岁那年，我二叔父因骑摩托车摔伤，震坏肺部，吐血而死，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紧接着，我二婶因悲痛二叔的死，感到自己很年轻，膝下又没有儿女，尤其是在我们那种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下，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就吞服鸦片自杀了。此时我祖父因忧伤过度，也卧病不起，不久相继去世。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安葬祖父和叔婶的灵柩，一方面是我父亲承袭王位问题。对此，旗下官员认为王位不可久悬，于是派人来北平催促我父亲迅速回旗，办理大事。这样，我父亲便决定全家离开北平，同时护送着三口棺木回归旗下。当时由北平到阿拉善旗，行程数千里，乘火车只能到达包头，由包头到阿拉善旗还须起旱路行走，经过河套，路过银川，才能到达定远营——阿拉善旗王府所在地。
我们全家及仆役等人一行数十人，乘火车到达包头后，旗下官员早已派车、马、骆驼等运输工具等候迎接。就这样，男人乘车，女人坐轿车，骆驼驮着行李和三口棺材，浩浩荡荡地向贺兰山下大草原进发。
那时我们年幼，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山山水水，觉得非常好玩。我父亲在大家尊奉下，骑骑马，坐坐车，有时在芨芨草丛中追逐野兔，打打野鸡，也显得分外高兴。
经过20多天的跋山涉水，终于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老家定远营（现在的巴彦浩特）。到旗后，我父亲与旗府官员商讨计议，选择好吉日良辰，首先举行了祖父老王爷的安葬仪式，叔、婶二位的灵柩也同时安葬。吊唁和出殡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在旗王府大庙——廷福寺举行。各大寺院的喇嘛念佛诵经，拜坛行礼，全旗远近牧民都来祭奠，一时盛况空前。此外，还在我叔婶墓地树立一块贞节烈女牌楼，以表彰我二婶的“殉节”。这个葬礼持续进行了十几天，才算完事。
继之，我父亲承袭王位大典，也开始准备进行。这个典礼更为隆重，一切沿袭清朝的典章制度。在举行典礼时，我父亲穿戴翎顶袍褂，我母也以福晋的尊位，梳上蒙古头饰，珠翠啷当，身着蒙古长袍，腰上束着彩色腰带，两人分左右高高坐在大殿中间，接受大家的朝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蒙藏委员会，也派遣大员前来祝贺，宁夏、北平等地均派有代表前来参加，真可谓车水马龙、冠盖云集，极一时之盛。
在我父亲继承王位，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因为我父亲要继承王位，我母亲也应理所当然地坐上“福晋”之位。可是，我祖母对此特别不高兴，提出异议。原因是我祖父在世时，长期居住北平城，我祖母并不是我祖父的第一位夫人。我祖母姓姜，系满族人，家庭出身贫苦，因嫁我祖父后连生三子一女，遂在家庭中自然地居于主要地位，但始终也没有名正言顺地称“福晋”。现在，我父亲继承王位后，我母亲要当“福晋”，因此她非常生气和不满。对于我母亲的当“福晋”，旗府官员一致表示赞同，这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出身皇族，金枝玉叶，有其高贵而不可攀比的条件，不管我祖母如何反对，也必须依照传统办事。这样，就使我父亲处于两难地位，既不能违拗母命，又不能违背众官员的意愿。我父亲事母至孝，平时对祖母一言一语也从无违拗，对此重大问题，更不敢擅专。经过再三研究，还是屈从祖母心意，最后决定把我祖母正式尊称为“太福晋”，这场矛盾才算解决了。
整饬旗政，与日本人斗争
在我们回旗下的第二年，我母亲要生我四妹妹，同时我祖母也要回北平去，准备给我的三叔父娶亲（现在台湾），这样，我父亲便陪同祖母和母亲，带着我们，一同回到了北平。这时华北局势已趋混乱不安，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祖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因此，我父亲在北平不敢多时逗留，给我三叔办完婚事，我母亲也生养完毕，于是又带着我们回到阿拉善旗。我祖母和我三叔没有回旗，依然留在北平。
我父亲这次回旗后，一心扑在旗政的整顿上，他很想把旗内的人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大加整顿一番。他与旗下官员日夕商讨施政计划。访问和接待牧民群众，广泛地征求大家的意见。旗政经过一番整顿，各方面大有起色。首先在教育方面，开办了两所小学，还有一所女子小学。当时在定远营，蒙、汉适龄儿童没有上学的机会，女孩子上学更是稀少。为了号召人们送孩子上学，我母亲亲自充当学校校长，我当然是第一批报名上学的。影响所及，学生很快达到五六十人，学校的设备也逐渐齐备起来，以后上学的学生就更多起来了。
父亲当政后，深感自己文化低，在处理工作方面有困难，除了事事请教我母亲帮助外，还不惜重金聘请蒙、汉文老师，每天在公余之暇，一般在下午的三四点钟或者利用晚上无事的时间，补习文化课和读书写字。我们当时看到父亲勤奋学习的情况，在母亲的教导下从来不敢打扰父亲的学习，我们也跟着养成了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好景不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七七”事变的前夕，我父亲带着我去北平为祖母祝寿，并想把她接回旗内，避开北平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气氛。无奈我祖母执意不肯离开北平，我和父亲只好留下祖母回归旗下。就在我们回旗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从此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地发动起来，我们和祖母、三叔也就失去了联系。阿拉善旗虽说远处战争的大后方，但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逐渐伸到绥远，继之西进到河套地区，开始逼近到宁夏和阿拉善旗的边沿地带。
有一天，定远营的城郊突然降落了一架日本飞机。机上载着4个日本人，下机后住在城外祥泰隆商号，据说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的，要求见我父亲。我父亲当时怕得很，没有去见他们。不料第二天这4个日本人登门拜访，硬是要求会见我父亲。我父亲无可奈何，身为一旗之主，只好在警卫森严之下接见了他们。日本人说明来意，主要是诱我父亲归顺他们。他们说只要我父亲投归日本，就可以大批物资、武器接济我们，并给我们送了好多儿童玩具和糖果。日本人的说服，遭到我父亲的拒绝。日本人继而对我父亲又施加威胁，疾颜厉色，双方话音越说越高，以至相互拍桌子叫喊起来。最后日本人的鬼蜮伎俩没有施展得开，就气恼汹汹地走了。日本人走后，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们玩弄日本人送来的玩具，不准吃他们送的糖果，一方面怕里面有毒，又怕有炸药。同时听我父亲和母亲说，已把这次日本人来阿拉善旗的经过详情，向国民党中央作了汇报。谁知以后却因此引出好多麻烦来！
全家被迫离开定远营软禁银川
日本人走后不久，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出于他久已企图吞并阿拉善旗的野心，便假借我父亲私通日本的罪名，开始向我们下了毒手，他歪曲和捏造事实，向蒋介石作假报告，并派出大量军队进驻阿拉善旗，在旗内遍设征抓壮丁的机构，在定远营设立银行，把阿拉善旗的经济命脉掌握起来，并把阿拉善旗出产的皮毛、盐、碱等资源统统攫为己有。同时，他还在定远营取代旗政权而建立保甲制度，从而开始抓兵、要马，残酷地剥削劳苦的广大蒙汉人民。我父亲面对马家军阀的穷凶极恶和残酷压榨，据理力争。马鸿逵以势压人，通过蒋介石而向阿拉善旗动用武力，并威胁逼迫阿拉善旗立即交出军权、政权。对此，旗内人民非常激愤，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并向我父亲要求和马鸿逵死拼一场，如果拼不过就向沙漠地带转移，一定要抗争到底。在这种严重形势之下，我父亲考虑的很多，主要是怕人民的流血牺牲，特别是怕背上个“投降日本”的包袱，那就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马鸿逵的叔伯哥哥马鸿宾以调解面目出现在定远营，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也派刘伯石来旗进行调解。马鸿宾他向我父亲百般安慰，对此事件的发生深表痛心，致使事件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深感不安，并再三解释纯系误会，又说他一步来迟，再三向我们全家表示歉意。天晓得，马鸿逵平时同我父亲表面上称兄道弟，拉扯旧关系，说他们的父亲马福祥和我祖父是“金兰之好”的换帖弟兄，我父亲又是他们老太太的干儿子，实际上总是把阿拉善旗看作他们口边的一块肥肉，必欲得之而甘心。
就在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当中，1938年春节后，马鸿逵又增派大批步、骑兵和飞机，向定远营开火攻击。在马鸿逵的大炮轰击下，我父亲不得不答应条件去银川。就在去银川的途中，我们全家也险遭不测。当时我父母和我们姐妹四人同坐一辆汽车，已经非常拥挤，可是马鸿宾也要同我们一起坐车去银川。事后我父亲说，他当时恐怕路上出危险，因此让我们同他挤在一起，意思是要死也死在一起。果然，当行至三关（去银川必经之路）时，只听得山上大声断喝，随即扑上来一大群军队将汽车团团围住。这时，马鸿宾推开车门大喊一声：“住手！”军队一看是马鸿宾就愣住了，才未敢下手。马鸿宾马上指挥开车，我们连中午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得知，这是马鸿逵派人在三关埋伏着，预备把我们全家全部杀害，多亏是马鸿宾在场保护，我们才免遭毒手。解放后我父亲在兰州见到马鸿宾还谈起此事。我父亲说：“那时如果不是您的照顾，我们全家早没命了。”马鸿宾说：“当时知道消息太晚，没同马鸿逵见面就连夜去定远营了，不然真危险！”他还谈及马鸿逵心毒手狠的一些作法，表示很不满意。由于此故，我们一家人对马鸿宾始终都当恩人一样的感激。
我父亲和我们全家被“请”到银川便软禁起来。我们住在一所大院里，门前有警察站岗，说是保护，实际是监视，在这期间，我们全家过着囹圄般的生活，行动是不自由的，无人敢与来往，如处在孤岛上一般。我父亲对于这样的处境，感到非常悲惨和痛苦，成天唉声叹气，动不动就暴躁发火，夜间也不能好好睡觉，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被马鸿逵残忍杀害。
马鸿逵有五位太太，我母亲为了缓解与马鸿逵的关系，便在这五个太太中间密切往来，强颜欢笑地陪着她们吃吃喝喝，打牌、吸烟，还要适合分寸地赠送礼物，以获取他们的同情与谅解。应该提到，就是在这段凄惨的岁月中，我的三妹妹得了病，因为不能好好地治疗，以致病死在这里。可以想到，这对父亲和全家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我父亲这时简直要达到疯狂的程度，他终于给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他在宁夏的遭遇。朱绍良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就把我父亲接到了兰州。我母亲和我们姐妹未能同行。好不容易，我母亲向马鸿逵的四太太说情，总算答应了我们可以走。于是母亲和我们三姐妹，便乘飞机离开银川到达兰州，重新和我父亲会合。
到兰州后，由国民党第八战区派总参议张春浦，总务处长拜襄华负责招待，生活上由他们供应。住的房子是兰州五泉山下裴建准的房子，前后门依然派有警察“保护”。
兰州七年
我父亲被“请”到兰州整整居住了近7年。在这个所谓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山城，我们全家虽然摆脱了那种生命时刻受着威胁的境地，但过得仍然是不舒心的。因为我们在兰州，依然是处在被歧视、被怀疑、被监视的地位，处事待人必须屈意承欢，以取得国民党官员的好感。同时父亲深知，阿拉善旗的父老乡亲，还深受着马家军阀的欺凌压迫，生活的困苦和精神上失却主宰还在折磨着他们。因此，父亲虽然身在兰州并出入豪华的官场之中，却时刻向往早日回归旗下。记得父亲当时忧伤地对我说：“咱们现在是不怕半夜鬼叫门了，但何年何月可以回旗呢？”还无可奈何地说：“监视就让他们监视吧，时间一久他们就会对我们了解的！”
在兰州期间，父亲除了对国民党官员作必要的应酬外，大部分时间是闭门读书，由于父亲为人诚厚，待人接物恭谨谦虚，日久天长便深得有关权要人物的谅解。特别是战区长官朱绍良对我父亲大加赏识和赞许，因此对我们的监视也就慢慢放松了。这也应该说得力于母亲的良苦用心和大力帮助。为了搞好与朱绍良这个当时西北战区最高长官的关系，我母亲充分发挥了作为父亲贤内助的作用，经常陪同朱绍良的夫人一块玩乐，以及奔走于这些豪门贵胄之间，投其所好，甚至节衣缩食用来应付各种礼仪的酬酢。朱绍良夫人当时有吸食鸦片烟的嗜好，我母亲为了俸陪人家，也于此时染上了这个嗜好。就是因为同朱绍良夫人这种兴味相投的往来，经常在一起吸烟、打牌和玩乐，也从而建立了交情。这样，父亲由阶下囚跻于座上宾，也确实得力于母亲这种帮助的。
我们在兰州居住的情况当然为旗下人民所关心。他们经常来人看望我们，后来还把我父亲的卫队人员，换班调来兰州，以维护我们的安全。我父亲最喜爱的走马，这时也都送到兰州。从此我父亲在兰州的枯燥生活中，又增添了一些情趣，侍弄马和骑马，又成了他日常工作的一项内容。此外，我们为使父亲心情舒畅，还经常怂恿他带我们去看戏、看电影，可是，每当旗下人来兰州向我父亲汇报情况时，我父亲便久久沉浸在愁苦之中，难得笑容。当时旗下人员专程来兰州向我父亲送报告时，为了避免宁夏当局的检查，都是直接通过沙漠经由甘肃一条山送到兰州的。我父亲每次接到报告，听到马鸿逵对阿拉善旗人民残酷虐待的情况，便气愤不已，继之便与母亲两相对泣。那时我同妹妹达芰芬正在上中学，看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只是晓得跟着难过和流泪，但毕竟理解不到其中的道理和肯綮所在。
我父亲在兰州应付国民党的局面，确是一场艰难、复杂的政治斗争。在兰州，朱绍良是国民党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谷正伦是甘肃省政府的主席。这两位军政头目，虽然同是蒋介石系统的嫡系骨干，但他们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与斗争，在权益之争方面各不相让。朱绍良和谷正伦的夫人，虽然都是贵州派，但一直貌合神离，反映在朱绍良和谷正伦的政治斗争中，也各有自己的一派力量。这样，我父亲在这中间，既不能单是顾此，又不能顾彼而失此。我们在兰州的生活一切都由战区方面供应办理，但有些具体问题，也脱离不开甘肃省政府的辖属范围。因此就必须两方兼顾，面面周到，大的事情方面是如此，生活小事也莫不考虑周到，方能应付自如，免生枝节。
举一个例子来说，当我结婚的时候，需要请最高长官作证婚人，但朱、谷两人不管请谁，都会产生意见，于是只好设法避免了这个矛盾。平日请客送礼和交际往来，也要双方兼顾，力求皆大欢喜，如我结婚时，在五泉山我们家中，专门宴请了朱、谷两家，各设一席，由父亲、母亲陪客谷主席家，我和爱人张钦武陪客朱长官家，如此设置，都有其一定的用意和分寸。我当时很不理解，后来我父亲才说：“我同朱长官关系近一点，同谷主席比较远一点，钦武同谷主席关系近一点，同朱长官的关系远一点。这样安排，他们都没有意见。”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国民党的官场中，就是一些繁文缛节的礼节仪式，也在勾心斗角之中，何况是有关政治、经济的权益之争呢！于此，我深深感到我父亲在兰州生活的近7年确实应付不易啊！
蒋介石对父亲的两次召见
在兰州期间，我父亲两次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当时，父亲和全家很重视和寄希望于这样的召见。第一次召见，大约在我父亲到达兰州后半年的时间。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发来电报通知召见我父亲。我父亲当时是非常高兴的，以为借此机会可以直接向蒋介石面呈冤屈，从而解决宁夏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欺凌与压迫问题，并允许我父亲回归阿拉善旗。与父亲同去重庆的还有阿拉善旗王府的副协理以及秘书等工作人员，准备了关于日本人去阿拉善旗的经过情况和马鸿逵派兵进攻阿拉善旗逼交政权、军队的种种非法行为的材料。可是没想到见面后，蒋介石只问了些旗内人民生活情况，问了我父亲和家中的一些情况，而对于宁夏马鸿逵肆意诬蔑我父亲勾结日本，投敌卖国和镇压蒙古族人民的事情只字不提。我父亲急欲就此问题向蒋汇报时，遭到蒋介石有意识的回避，竟站起身来送客。这样的召见后，承蒙“恩赐”了一桌酒席，招待住了几天，我父亲不得不怅然地返回兰州。第二次召见，大约是在1941年左右的时间，那是蒋介石到兰州视察的时候，对部属的一次例行接见。我父亲循例进谒，更没有谈到什么。这次蒋介石到兰州，与宋美龄同来，住在兰州四墩平九间楼，宋美龄还邀我母亲吃了一顿饭。
父亲留兰州期间曾两次回旗看望
1939年前后，阿拉善旗群众纷纷要求我父亲回旗看一看。经过朱绍良征得马鸿逵的同意，由第八战区总参议张春浦陪同我父亲回旗一次。父亲回旗经过银川时，对马鸿逵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对宁夏各方面应付一番，到定远营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又由张春浦陪同返回兰州。这个所谓陪同当然是监视。我父亲去定远营时坐的是汽车，而返回兰州时为避免宁夏马鸿逵的麻烦，就由定远营骑马经过大沙漠草地到一条山，由张钦武接应换乘汽车转返兰州。经过张春浦总参议这次陪同到阿拉善旗实际了解一番，国民党方面也有所证实，我父亲并没有搞投靠日本的事，而马鸿逵的歪曲事实，捏造是非，纯属诬陷，不过是蓄意借机强占阿拉善旗的地盘，扩张个人实力而已，从此，国民党当局对待我们就比较放松，而我们的生活也就自由多了，当时日本飞机对兰州轰炸很凶，我母亲此时又害了大病，为了避免轰炸和便于母亲休养治疗，我们由兰州五泉山又搬到十里店一个小院落，住了一年的时间，以后又回到了五泉山住地。
我们在兰州居住，虽然说受着国民党当局的供应和招待，同时旗里也接济一部分，但因人口众多，当时物价飞涨，所以生活上感到困难。父亲同母亲研究，打算回旗清点一下家底，好带来些补贴生活。经过第八战区的准许，因我母有病，就决定带着我回旗一趟。我在我们家里排行老大，父亲对我从小就特别疼爱娇惯，出门经常带着我，形影不离。这次带我回旗，我当然非常高兴。回旗时是由兰州坐汽车走的，这次第八战区也没有派人“陪同”。路经银川我父亲必须去见马鸿逵，由我去看马鸿逵的四太太刘慕侠和老太太。众人所知四太太极受马鸿逵的宠爱，言听计从，她的权势很大，甚至可以左右马鸿逵的一切。因此，必须去拜见问候，力表亲厚，以求得缓解马鸿逵对我父亲的迫害。我当时虽然年龄不大，并且涉世未久，但也从跟随父亲经历多次危难中懂得了这些道理。刘慕侠对我也是以“义母”的姿态接待的，颇表亲爱。她不愧是演戏的出身，装出一副“慈爱”的样子哄我，甜言蜜语，问长问短，还唠叨着：“你们现在有战区照顾了，我们也照顾不到了！”我回来把这些话语告诉父亲，我们感到这个话显然是讽刺，并且蕴含着多少牢骚。我当时就想，脱了缰的马儿，你们再也逮不住了。
父亲和我回到定远营后，很忙碌了一大阵子。旗内王府的大小官员，远在各地的牧民群众，争先恐后地来看望我们。父亲这时候真如竭泽之鱼得水，那真是高兴极了，他成天与大家在一起，互相倾诉离乱后的情况，诉说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迫害与压榨，谈论国家持久抗战必定胜利的前景。我父亲还鼓励牧民们要努力生产，团结一致，今后要密切联系，安心等待我们的归来。这样，父亲在旗里住了一个多月，同时将家里的财物整理一番，准备带回兰州，以补贴家用。我父亲回兰州时仍然避开宁夏，由旗内护送骑马直接通过沙漠回兰州，在起身之前，父亲给张钦武拍了电报，到一条山时住了两天，又由张钦武派汽车把我们送回兰州。
1983年12月写于呼和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