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涛
1949年在国民党“戡乱”军事失败，北平已和平解放，历史行将发生重大转折的严峻时刻，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突然不远迢迢数千里，由北平而南京、广州，辗转来到大西北，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四月开始筹备，七月宣告成立，九月即行流亡，昙花一现随之泯灭。
当年德王在军力财力上条件并不具备，何以竟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赤手空拳发动这样一件离奇的历史事件。现在看来似乎不可思议。或云德王头脑反动，明知其不可为而固为之，冀有侥幸，又云德王一生为蒙古民族的“自治”事业奋斗不懈，从不计个人之荣辱得失，“英雄”本色固当如是。然而德王一生几起几落，闻名中外“德高望重”，当年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自非愚昧无知。况追随德王前来“共襄盛举”的蒙古各阶层人士多达一百六七十人，其中颇不乏远见卓识的智能之士，岂不深思熟虑群策群力，而可付之儿戏？故今日研究这一事件，应从当年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加以探讨。从而排除各式各样“想当然”的论点，以求历史真实。
当年我在阿拉善旗担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旗协赞专员，兼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政工主任，关于德王等前来阿拉善旗活动，曾奉命“相机协助”，对于这一事件亲历目睹，爰将当时所见所闻追意记述，以供社会各界参考。
一、历史上的渊源
我与德王素昧平生，但对这样一位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蒙古民族“杰出的英雄人物”，印象却极为深刻。在抗日战争以前，德王就从事神圣的蒙古民族“自治”事业，在热、察、绥各盟旗具有“崇高的”政治声望和号召能力。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继而进兵华北，虎视眈眈准备侵吞全中国；同时共产党号召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国内民气高涨敌忾同仇，抗日战争行将爆发。国民党政府处于内忧外患自顾不暇的尴尬境地，深恐德王被日本利用，故对德王奔走呼号“蒙古自治”，不得不予以适当的让步，准许实行“地方自治”。抗日战争前夕的“百灵庙会议”，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内政部长黄绍竑为代表，与德王为首的察、绥（热河以东已沦为日本占领区）各盟旗王公贵族，以及傅作义的代表进行磋商。初时的拟议是成立“察绥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察哈尔省内和绥远省内蒙古各盟旗联台行使“自治权利”，脱离两省政府的羁绊，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但是在委员会之上须设“指导长官公署”，由傅作义代表中央政府任指导长官。这是因为察、绥各盟旗都在两省的辖区内，是傅作义控制的地盘，各盟旗脱离省政府的统治独立行使“自治权”（行政权），为傅所不甘。因而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迁就傅作义，设指导长官以变相维持傅的统治权。然而德王的“地方自治”就成为有名无实，当然坚决抵制。同时蒙古各盟旗于省辖区内实行“自治”，在财政、税收等方面与省方划分权限十分困难，傅作义自不可能允许德王利益均沾，因而互相争哄，德王与傅作义闹翻。结果采取折衷办法，拟议成立“绥远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察哈尔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两个机构。“缓境蒙政会”由伊克昭盟札萨克旗的沙王为委员长，傅作义担任指导长官；“察境蒙政会”由德王为委员长，阎锡山（山西省主席）担任指导长官。而果然如此，蒙古民族不能统一（指国民党控制区的蒙古民族），内政仍受省的节制，自非德王所能甘心。因之不久之后，德王愤而脱离国民党政府，转向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扶植下于张家口成立一个“蒙疆自治政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严密统治包头以东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蒙旗，与局促河套一隅的傅作义相抗衡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傅所领导的以沙王为委员长的“绥境蒙政会”只置一个伊盟和乌盟西部少数蒙旗，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按月投给自治经费，直属于行政院蒙藏委员会，然而仍须接受傅作义绥远省政府的严密统治）。
由是观之，德王从事“民族事业”曾经不屈不挠历尽艰险援从而赢得了蒙古民族的“普遍拥戴”。当时（抗日战争时期），“满洲国”政府、“蒙疆自治政府”、“华北自治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与重庆的国民政府（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同时并存。德王名噪一时，被诩为自成吉思汗而后唯一的“民族英雄”。因而德王自命自负蒙古民族“复兴”大任，当仁不让。
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蒙疆自治政府”随之溃灭。而德王虽然失去了靠山，却仍不甘心失败，又急急忙忙飞到重庆，重返国民党政府怀抱，由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负责接待。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如白云梯、李永新、吴云鹏等人纷纷前来慰问，蒋介石并亲自接见予以安抚。当时决定，“蒙疆自治政府”的军队——“蒙古联军”改编为国军（国民党政府国防军）新编第十七集团军，由李守信（德王亲密伙伴）任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边务处少将处长黎明为副司令兼参谋长，依然驻防热、察地区，以对抗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前来接收（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曾明令禁止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对日受降进入敌占区接收敌伪武装）。至于“蒙疆自治政府”因系“伪组织”，自然未便保留。但德王心中了然，在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谅解和支持后，苟能保住热、察全部或部分地区，就重新获得了政治资本，继续从事其他类型的“蒙古自治”当非难事，自可相机而动。所以当时的决定虽未涉及“蒙古自治”问题，德王的雄心却未稍减，积极奉命前往北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首先空运占领北平）坐镇部署号召原“蒙疆自治政府”的军队不得溃散，继续保守地盘，听候国民党政府予以改编。孰料事与愿违，德王、李守信等的“蒙古联军”号称10万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竟被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消灭殆尽，原“蒙疆自治政府”的地盘全部丧失。德王在失所望之余，只得隐居北平，不再出头露面。好在国民党政府仍以德王为奇货可居，每月发给生活费法币50万元，使其生活优裕，待机再加利用。
自此德王失去了军队和地盘，政治资本输得精光。不过他所从事的是“神圣的民族事业”，名闻中外。仍有很大的号召潜力，不但原“蒙疆自治政府”的旧部依然对之竭诚拥履，甚至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蒙古族高级官吏也对之钦敬崇拜。德王即利用他的此种威望开始与美国勾结。先是投美国之所好——“民主政治”，由蒙族青年札奇斯钦（汉名于宝衡，曾任国大代表，解放后去美国旧金山东方大学任东方语文系教授）出面，得美帝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居住中国多年，称为中国通）的支持，组织一个“蒙古青年联盟”（政党性质）。后来又陆续选派蒙古青年赴上海、广州等地美国特务机关接受训练。据说追随德王前来阿拉善旗参加“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蒙古自治政府”的官员中就有许多该盟盟员，也有美国派遣前来的潜伏特务，解放后四散活动。而原有中统、军统在阿拉善旗的特务组织，则因身份已经暴露而被抛弃。由此可见，德王虽然隐居北平三、四年（自1945年8月至1949年1月），表面上销声匿迹，实际上却大有作为。他并没有苟安于国民党政府的豢养，而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蒙古民族“自治”事业。故云德王头脑顽固有其历史上的渊源。
二、形势转化乘时而起
时势造英雄。日本投降后德王东山再起，自不能指望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如果当年国共谈判成功，国内和平实现，组成联合政府；或国民党“戡乱”军事胜利，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德王就将从此沉沦，永无再起之日。辛而当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吵吵闹闹，国共局部军事冲突此起彼落，以美国为仲裁者的军事调处宣告失败，直至谈判破裂，国民党政府宣布“戡乱建国总动员会”，内战全面爆发。在此国共斗争日益尖锐的三、四年间，德王也在处心积虑，一面拉拢美国争取外援，一面结交国民党人愿为“戡乱”效力。千方百计目的只有一个，即恢复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在德王看来，共产党虽属十分可怕，而国民党也格格不入，二者都不可取。脱离国共任何一党的统治，自组蒙古民族自己的“独立王国”，才是他唯一的理想。因而国民党与德王之间互相利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在此天下大乱，国共斗争前途未人的严峻时刻，正是英雄崛起的有利机会。德王的目光在于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于国共斗争的夹缝中谋求自己的事业。如以此为政治投机，则德王正是一个善于政治投机的政治老手。
机会终于到来。在辽沈战役结束，关外全部解放，北平的傅作义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戡乱”军事破产，国民党政府大感手忙脚乱之际，德王却认为此正摆脱国民党羁绊，乘时而起千载一时的良机，不可错失。因而立即飞往南京、广州等地大肆活动，在美国特务机关的赏识下，得到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李宗仁（副总统）、孙科（行政院长）、徐永昌（国防部长）等的陆续接见，随即提出在西北阿拉善旗定远营筹组“蒙古自治政府”的拟议。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失败之余，为了纠集反共力量，亦思利用德王的威望，联合绥远、宁夏各盟旗武装，或可助“戡乱”一臂之力。因而发给筹备经费银元1万元，武器数百件，命其前来西北积极活动。德王的图谋则是以“蒙古自治”为号召，以区域广大的阿拉善旗为基地，团结尚未解放的绥远、宁夏各盟旗、甚至联合新疆、青海蒙古各部。不但声势十分浩大，而且可以纠集蒙古地方武装1万人，进而请求国民党政府另行装备1万人，争取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与青、宁二马（马步芳、马鸿逵）三位一体通力合作。那时内战重点仍在南方，西北蒙、回民族自非共产党攻击的主要目标，在国共相争两败俱伤的时刻到来，自己的事业就大有可为。
于是德王一声令下，各地蒙古族人士纷纷向定远营集中，多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包括尚未解放的绥、宁各盟旗的现职盟长、札萨克、协理、保安司令等高级仕官；已经解放的热、察、东北各盟旗逃亡在外的王公贵族、上层喇嘛、知识青年；以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现职高级官吏、国大代表，立法和监察委员；前“蒙疆自治政府”的军政高级官员和由东北逃窜出来的蒙古骑兵新编第一旅的军官。可谓冠盖云集，声势十分壮大，当时所有蒙古反动精英群贤毕集。先是于1949年4月在达理札雅王府西院设筹备处开始筹备。其中的主要人物计有德王、达理札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阿拉善旗札萨克兼区防司令）、巴文峻（原任绥境蒙政会代委员长，于北平解放后绥远局势不稳逃亡在宁夏，追随德王来阿拉善旗）、何兆麟（原任国民党热察蒙旗党务特派员，北平解放前夕与德王一起逃亡南京）、白海风（曾任国民党军蒙古骑兵师长，后卸任居住兰州）、陶布新（原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兼任秘书）、于宝衡（当时任国大代表）、德古来（原“蒙疆自治政府”经济部长）、李守信（原“蒙疆自治政府”军长）、贾振珠（时任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包贵廷（骑兵新一旅参谋长）、吴鹤龄（“蒙疆自治政府”部长）、达穆林旺楚克（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林沁僧格（时为乌盟盟长）。根据上述名单半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吏，半为原“蒙疆自治政府”时代德王的亲信旧部，此时为了同一的目标——蒙古民族“独立自治”，同济一堂“共襄威举”。只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期，于同年（1949年）7月即急忙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凡应召前来的各方蒙族人士均为大会代表，分别代表自东北以至西北业已解放或尚未解放的内蒙古各盟旗。各旗名额虽不一致（因东北业已解放各盟旗来人很少），但都有代表参加。唯一的例外为新疆和青海蒙古没有代表（只好保留名额）。新疆是由于向无联系、电讯无法传达；青海则因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不准许派代表参加（不愿德王插手青海蒙古）。
大会会场设在定远营西花园阿拉善旗中学内。大会期间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派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书记长周百煌前来祝贺；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派政工处一个科长前来赠送绵羊和砖茶若干。周并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强调三民主义主张民族平等，“戡乱”国策必须贯彻到底。另有美国在华新闻署派来两名男女记者，进行新闻采访，此外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张文第、国民党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和我（蒙藏委员会驻旗协赞专员）都被邀以来宾身份参加大会列席参观。
值得注意的是，正在大会开会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当时行政院在广州）蒙藏委员会却发来电令，不赞成立即组织“蒙古自治政府”，要求德王等“继续筹备”。表面上的理由是，德王在军力、财力上都不具备条件，实际上则是“蒙古自治政府”的题目太大。国民党政府只望德王能纠集绥、宁各蒙旗地方武装，配合二马保卫大西北（当时甘、宁、青、新四省在二马的控制之下）实不愿出现第二个“蒙疆自治政府”，以免德王坐大难以驾驭。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德王是一个桀骜不驯反复无常的野心家，抗日战争时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称为“蒙奸”）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转而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即可说明德王朝秦暮楚善于利用矛盾。此时国民党政府由于“戡乱”军事失败，企图利用德王发挥作用，以增强西北一隅的防御力量，自然也须防范德王于实力膨胀后重新转向（摆脱国民党政府控制或被共产党拉走）。而德王也何尝不思利用国民党的颓势，以利自己的东山再起。因而德王在接到“继续筹备”的电令之后，并没有奉命遵办。相反却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毅然决然仍旧勇往直前走自己的道路。决定由巴文峻、何兆麟（大会执行主席和秘书长）两人出面，在大会上痛哭流涕，说明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复兴”，立即成立“自治政府”势在必行，而不蒙中央政府支持，事在两难，请求大会讨论作出决定。于是全体代表群情激昂，争先恐后慷慨发言，大骂国民党政府军事失利政治腐败，财政破产，国家四分五裂，不足以依靠信赖，蒙古民族应该发奋自强，不应拘泥于中央政府的命令，立即成立自己的政府，以求生存而副众望，所有发言公开攻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而独没有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国内报纸多有揭露），更没有触及美帝援助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派军来华侵犯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等问题。关于正在进行的悠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内战问题，则仅批评国民党政府在绝对优势的军力、财力、外援条件下，竟败于劣势的共产党十分可耻。迹象表明，在这次唯一的大会普遍发言中，对于国民党政府只是埋怨和批评，目的在于望其放松对“蒙古自治”的顽固态度，并非欲与国民党政府决裂。至于对美国则仍以“友邦”相看，希冀美帝直接予以援助，以使蒙古民族发挥力量，对“戡乱”军事大有裨益。经过这样一番表演之后，全体代表一致决议；大会照常进行，全部议程不作变更，“蒙古自治政府”就势必诞生了。
结果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宣言》《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蒙古议会组织法》等重要文献。继而举行选举，德王当选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由主席及副主席提名，大会通过巴文峻为秘书长，何兆麟为内务署长，德古来为财政署长，贾振珠为教育署长，白海风为建设署长，另军事委员会由达理札雅为委员长，白海风、李守信为副委员长，“蒙古议会”以林沁僧格为议长，议员60余人。参加大会的代表绝大多数都在“政府”或“议会”中担任各级职务。于是“轰轰烈烈”的“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由阿拉善旗政府于定远营城内拨出一所大院开始挂牌“办公”（实际无人按时办公，也无公可办，处科级职员数10人月给生活费每人银元5元，并因当时经费支纳，其中一部分人另由阿拉善旗政府或区防司令部任用，以取得薪金待遇维持生活。至于高级首脑因都另有生活来源，暂不给予任何待遇）。
三、天下大乱英雄有为
德王之所以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毅然决定仓促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看来似乎不自量力。但德王绝非盲目蛮干，问题的答案仍须剖析当时的客观条件。盖因此时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兵团丧失殆尽，蒋介石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拒绝了国共北平和谈决定的和平条款，积极布置江防，企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实际已由马步芳取代，德王自可摆脱国民党的统治自行其是。甚至“趁火打劫”，迫使国民党政府在危机四伏岌岌欲坠的艰难日子里，于无可奈何之中，对他作出让步（承认和支持）。德王的策略是，既不受国民党的绝对束缚（不绝对服从），也不与国民觉彻底决裂（仍愿为国民党效力）。使国民党对他弃之可惜，罢之不能，在一定条件下（对“戡乱”有利）不得不继续予以利用。德王之所以大张旗鼓匆忙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目的就在于“显示力量”，诱使国民党（以及美国）赏识他利用他。此外德王估计，共产党固已控制广大东北和华北地区，而国民党仍保有长江以南十余省富庶地盘，内战势必长期进行。西北四省为蒙、回民族地区，马家军勇敢善战号称30万，并有雄厚的财力为后盾（马步芳在青海搜刮20余年积有金山银山，于1949年5月接替张治中为西北军政长官后，因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失效，即自力以银元发放军饷），在国共之间纵横周旋，是一个强大的平衡力量。1948年至1949年初，宁夏兵团两解榆林之围，一解包头之围，宁、青两路兵团同解西安之围，稳定了西北局势，即已显示马家军的威力“所向无敌”那么国共相争，马家独立（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南、北、西鼎足而三的大局不难实现。况西南方面川、康、滇、黔各省军阀也在观望态度不明，风云变幻数在未知。乘此天下大乱的有利形势，正是德王“英雄有为”的大好时机，“蒙古自治政府”不及时成立更待何时！因而德王在淮海战役国民党惨败，蒋介石下野，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内战处于生死决斗的严峻阶段，并没有如国民党各级政府那样的恐慌危机之感。相反却认为是自己大有作为的有利条件，可谓东山再起千载一时。第一个“蒙疆自治政府”时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民党政府兵败山倒，生死存亡朝不虑夕的抗日时期形成的；那么而今是共产党崛起，国民党由气势汹汹而奄奄一息的内战时期，第二个“蒙疆自治政府”的黄金时代也必将到来。于是机不可失，德王在仓促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之后，即积极从事下列各项重大活动。
第一，扩充壮大军事力量。首先要求国民党政府拨发1万人的军事装备，建立蒙古骑兵军，以白海风为军长。德王的看法是，国民党政府已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当务之急在于扭转军事颓势，形成与共产党隔江南北对峙的局面，然后才能徐图后计。因而放手利用德王所能号召的蒙古力量，与西北方面钳制共产党自属情理中事。当时美援军事物资在四川重庆、成都等地尚有大量储存，要求拨给1万人的军事装备转运阿拉善旗极为方便。同时，“蒙古自治政府”军事委员正副委员长达理札雅和白海风，都是国民党政府向所信赖的知名人物。加以由达、白出面发动正在南京、广州等地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的蒙古族高层人士，如白云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李永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处长，CC系骨干）等大力呼吁，则国民党于淮海战役、惨败之余，精锐尽失，正在纠集其他非嫡系反共力量支掌大局，答应德王的要求显然十分可能。于是德王等一面函电并发，向国民党政府迫切陈情，一面派出代表前赴广州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防部当面办理交涉。
此外尚未解放的绥远乌、伊两盟和宁夏的阿、额两旗，原有各自的地方保安部队，纠集在一起共约1万人。德王预计以他的“崇高威望”，以民族“自治”的神圣旗号，这些武装由“蒙古自治政府”统一指挥，与由东北逃窜出来业已抵达宁夏陶乐县一带，对德王忠诚不二的新一旅，同时作为基本力量，诚为自然而然，不久即可付诸实现。那时德王的“蒙古自治政府”在半年至一年之内，即可拥有几万人的蒙古骑兵部队，驰骋于西北广大蒙旗沙漠地带，与马家军团结合作互为依存，保住西北一边天，在国共斗争的硝烟中纵横捭阖，自不啻于第二个“蒙疆自治政府”时代，前途未可限量。
第二，必须与马家勾结在一起是德王事业成败的关键所系。同时陕西是西北的前卫，亦须精诚团结互相呼应。所以德王自1949年初由北平南下活动告一段落，于同年3月前来阿拉善旗之前，第一站首先飞赴西安，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及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会晤，取得胡、祝的赞助（胡、祝在西安曾大宴德王）；第二站即飞抵兰州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长官张治中，时在南京已经离任），副长官陶峙岳晤面，得到马、陶的欢迎和支持；第三站到达银川，又取得西北军正副长官，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谅解和援助，同意德王在宁夏境内的阿拉善旗定远营组织政府，准许忠诚于德王的蒙古骑兵新一旅由陕坝一带移驻宁夏陶乐县，并为新一旅补助一部分弹药，协助宁夏加强防务；最后德王前来定远营得到达理札雅的款待和欢迎，开始展开活动，筹备组织“蒙古自治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在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之前，有一个特殊人物高雅杰（河北人，汉族，时年约50岁）乘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实系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三航空队）六座小飞机初航定远营，由兰州经银川前来，来宾身份参加大会列席参观。但是他在会前会后的活动却极不寻常。原来这个高雅杰早年在北平经营一个规模颇大的军衣庄，曾经奔走于二马的先辈北洋军阀马福祥的门下，结识马步芳、马鸿逵已有多年，并有较好的交情。他的军衣庄大伙计李云祥，若干年前即为马鸿逵召来宁夏任省银行行长；同时他与达理札雅早年于北平亦有兰谱之交，此次来定远营晋见“太福晋”（达理札雅之母）仍行跪拜礼，口称“母亲”；至于高雅杰与德王则是在“蒙疆自治政府”时代即有拉拢。所以高雅杰虽系“商人”身份（没有担任任何军政职务，解放后于1950年听达理札雅说他仍在香港开设玉器店）却可以从事政治活动（是否奉有美国或国民党的使命则无所闻）。他同情德王和达理札雅合作的事业，极力支持西北蒙回团结合作。因而他积极奔走于兰州、银川、定远营之间，与马步芳、马鸿逵当面进行游说，为德王与两马合作大力撮合。1949年7月份，在“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私寓宴请高雅杰、李守信两人（曾邀我作陪），席间高、李在谈话中除极力颂扬德王英明有为，马家军勇敢善战，军力、财力强大雄厚外，并对蒙回团结合作保卫大西北表示欣慰（暗示高的奔走已经奏效），中央（国民党政府）“大可放心”，敦促罗大煟鼎力，建议国防部从速拨给武器装备，以利德王立即编练新军（新编骑兵军1万人），配合二马稳定大西北，为中央分担后顾之忧。
第三，1949年初，德王未来阿拉善旗之前，美国“善后救济总署”曾有4人（其中1个美国人，两个中国人，另有1个在中国传教多年曾任内蒙古某教区主教，能操流利汉语、蒙古语的丹麦人）携带“救济物资”一大卡车（均为破烂衣物，据说是在美国募捐得来的）前来定远营，交由旗政府为赠阿拉善旗平民，以示美国政府关怀战后中国平民的疾苦。旗政府在“感谢”之余盛宴招待。随后在城墙上环行一周观赏风景，并去阿拉善旗中学参观。晚间在王府客厅随意闲谈中，该丹麦人曾透露，这个“救济总署”的运输机正在由银川空运大米去太原接济阎锡山，每次每机1万公斤（当时太原被围成为孤城，依靠空运救济粮食）。并对达理札雅表示，该“救济总暑”可为阿拉善旗建一洗毛厂（因阿拉善旗羊、驼毛远道运输包头、天津等地销售外商，混杂泥沙价格不能提高）和一个小型发电厂（因达理札雅希望定远营能以电灯照明），作为赠送并不收费。条件是此后美国拟与阿拉善旗通商做生意；且以阿拉善旗的交通条件落后（当时仅定远营与银川之间有大路——骡马路可通汽车，其余地方均以骆驼为交通工具），要在阿拉善旗开辟空运，询问当年（1938年）日本飞机前来定远营西郊降落的情况，请求于第二日参观该降落地点。此后不久，德王在阿拉善旗召开“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前后，该“救济总署”忽然以六座小飞机由兰州、银川试航定远营，往返多次。由阿拉善旗稽查局在定远营西郊戈壁滩上原降落地点作出标记，保证降落安全，飞机起降居然十分成功。德王、高雅杰等人前来阿拉善旗即是乘坐此种小飞机而来，达理札雅率巴文峻、白海风、何兆麟以及旗政府，司令部大批官员前往欢迎（巴、白、何等先于德王乘汽车前来阿拉善旗）。当时因“太福晋”（达理札雅之母）向未坐过飞机，即曾试坐此种小飞机在定远营西郊上空飞行一周，结果十分圆满。据每次前来的飞机驾驶员（不知何国人但说英语）和中国翻译透露，该“救济总署”还是想与阿拉善旗通商做生意，计划要在定远营西郊戈壁滩上建筑机场和仓库。但另据翻译在背后说，该署要在阿拉善旗修筑军用机场，目标则针对莫斯科。因为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久，战后美苏矛盾日益尖锐，第三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的暄嚣恐怖人心。据说美国计划以莫斯科为中心，以美国最新式轰炸机的航程为半径，划一包围半圆，定远营在圆上，因而定远营是美国拟议中的重要空军基地。此说虽迹近荒唐，但该“救济总署”突然以小型飞机由兰州、银川试航定远营，确也耐人寻味。而高雅杰得以乘坐美国小飞机往来于兰州、银川、定远营之间，为德王与二马蒙回合作进行撮合，则更表明美国对德王的事业十分支持。此外在大会期间，美国驻华“新闻署”派来两名男女记者，进行新闻采访（大会进行六七天，每天上下午都准时参加），向全世界发布新闻报道大选声势，也是对德王的莫大鼓舞。其次，德王所选送受训的美国新派潜伏间谍，以及忠诚于德王，以于宝衡为首的“蒙古青年联盟”盟员，混杂于“大会代表”之中进行秘密活动（虽不知具体内容），更属人所共知的事实。凡此都可表明，德王希冀美国直接予以援助。德王之所以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毅然匆忙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有恃无恐，美帝的鼓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自“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自认事业前景光芒万丈。但在国民党政府或美帝的支援到来之前，掌住门户尚有财政上的困难。因为国民党政府前所拨给的筹备经费银元1万元已经告罄，而当前“政府”职员的薪金开支和应酬交通等费却不能中辍。经过内部酝酿，德王只好决定暂由尚未解放的绥远乌、伊两盟各旗及宁夏的阿、额两旗，各出资银元2000元，作为“开办费”，此后再另行研究，在上述辖区内征马征税行使行政权，以逐渐走上正轨合理负担。俟国民党政府按月拨给全部或部分行政经费（抗日战争时期绥远蒙古地方自治经费即是由国民党政府按月拨发），或美国予以财政援助，则各旗负担可以减轻或免除。
综上所述，在1949年国共内战胜败已可分晓，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历史行将发生重大转折的严峻时刻，德王却赤手空拳前来阿拉善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并非盲目蛮干，也不是愚昧无知。在德王以及追随德王的一大批反动派看来：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德王确实十分有利，最后之所以终于失败乃是“天意”，为始料所不能及，亦为人谋之不可挽回，绝非德王等事先知其不可为而为。
四、急转直下事与愿违
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7月以后，正当“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德王等积极展开活动大有作为的美好时光，内战形势却剧烈变化急转直下。共产党百万大军陈兵江北，正在飞渡天堑直逼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乱作一团，政府机关四散逃跑（疏散于广州、重庆、桂林三地）；“江防”有名无实，江南半壁势不可保。更为难堪的是，西北的军事形势也发生突变。甘、宁、青、新四省前卫的西安宣告解放，号称“西北王”的国民党嫡系精锐胡宗南部溃退南郑（陕南），准备向四川逃跑，西北的大门（西安）已被突破。解放军一野大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继续向西挺进，旬日解放平凉，兰州危殆银川告急。因而阿拉善旗的处境完全改观，战争的硝烟弥漫上空，定远营人心惶惶。直到这时，前来参加“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甫告成立的“蒙古自治政府”的官员们，始有危机之感，大起恐慌，纷纷四散逃亡（一部分逃去南方继续效忠国民党，一部分逃往香港转赴国外，另一部分回到绥远乌、伊两盟等待时局变化）。留在阿拉善旗的高级人物只有德王、李守信、包贵廷，陶布新、巴文峻，白海风、何兆麟等七八人，或因不甘失败尚待观望，或因拖家累眷逃跑不便，希冀马家军有所作为，顶住解放军苟安一时，徐图大局好转。另有中下级职员数十人，则因经济条件无力逃跑，或在南方没有职业无处可去，只好也留在定远营随波逐流，追随德王听天由命。
由于时势的急剧突变，“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伊始就遭受如此重大打击，殊非德王及其追随者们所可预料。随之德王等的所有图谋全盘落空，事与愿违一败涂地，更是德王等前所不能想像的意外结局，兹就其大端论述如下：
第一，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看穿德王实际不能发挥作用，“蒙古自治政府”徒有其名，没有利用价值。因而对德王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虽然德王等函电迭发喋喋不休，要求承认他的“蒙古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终也没有予以批准。同时当前国民党政府的根本目标，在于顶住解放大军渡江，稳定与共产党隔江对峙的大局。此为国民党政府存亡攸关的最高战略，而德王对此并无相助一臂之力；西北方面能够牵制共产党解放军的力量属于二马，德王所能控制的部队不过一个新一旅2000人，微不足道；绥远和宁夏各盟旗的保安部队实力微弱，只能维持各自的地方治安，集中由德王指挥对解放军作战势不可能，德王扬言配合二马徒为空谈。因而国民党政府宁予二马以大力支持，却不愿扶植德王继续从事“蒙古自治”。那么承认德王的“蒙古自治政府”并无意义（没有实际力量抗拒共产党），德王终于被国民党政府抛弃。而如此一来，“蒙古自治政府”属于“非法”，当然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装备编练新军，它的信誉和号召能力就大大削弱，这对德王来说是个极为严重的打击。
第二，美国之所以鼓励和支持德王，是由于德王在历史上的声望，相信德王在蒙古民族中的号召能力，望其能为国民党的“戡乱”大业有所裨益。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德王已经失势徒有虚名。加以时局急转直下，德王纵能纠集一部分蒙旗力量，为时也已不及。故此美帝对德王大失所望，始终未予任何财政或军事援助。最后甚至政治上（宣传上）的支持也都取消，致使德王的“蒙古自治政府”连站住脚步也不可能。这是德王所始料不及的第二个严重挫折。
第三，除依靠国民党和美帝的支持外，德王的另一条出路是凭借自己的声威和“蒙古自治”的神圣旗号，团结尚未解放的乌、伊两盟和阿、额两旗自力更生。但德王自来阿拉善旗之初，即为掌握阿拉善旗军政实权的协理罗巴图孟轲所抵制。罗的做法是：虽不能公开驱逐德王出境（站在民族团结立场应该赞助“自治”，不便公开反对），但必须保持阿拉善旗的独立自主，以免被德王挟制或财政上不堪负担。因而在罗协理的带领下，阿拉善旗人士虽然参加“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但拒绝参加“蒙古自治政府”（达理札雅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率一二人参加）并坚持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不受“蒙古自治政府”的辖属和指挥，财政上不承担“蒙古自治政府”的后勤支援。以致德王在阿拉善旗自始至终都是以“客卿”的地位孤军奋斗，并没有得到“东道主”阿拉善旗的通盘合作（仅供给房屋和适可而止的招待）。至于额济纳旗、绥远、乌、伊两盟各旗虽都派有若干代表前来参加“大会”，表示拥护“蒙古自治”，但在内战形势急剧恶化，“蒙古自治政府”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美国援助也已落空的情况下，即都心灰意冷，纷纷返回本旗各自为政，并不接受“蒙古自治政府”的号令，甚至德王要求每旗捐献银元2000元作为开办经费，也在“东道主”阿拉善旗的带领下分文都不缴纳。这么意外的变化，使德王自力更生的道路也被堵塞。
第四，不过此时德王虽然只剩一个骑兵新一旅为唯一的政治资本，而如能争取到阿拉善旗同情和患难共济的勉强合作，或仍可有一线生机。然而达理札雅和德王的立场、看法、利益都有分歧。达既没有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也没有与共产党抗衡到底的坚强决心，不愿再受德王的拖累。加之达的自家财产，祖宗庐墓都在阿拉善旗，苟能得以保全则任何和平条件都可接受，向共产党投诚的设想逐渐形成。以致最后只好与德王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任由德王率部向阿拉善旗北部沙漠中出走继续挣扎。达则留守定远营，伺机争取共产党解放军的谅解准备投诚。这是德王遭遇的最后一次意外打击。但是德王虽也自知大势已去，却不愿向共产党解放军缴械投诚。人云德王头脑顽固，根据即在于此。
五、穷途末路逃亡外蒙古
德王于银川解放前夕，1949年9月20日由定远营率领“蒙古自治政府”中下级职员数十人撤走阿拉善旗北部，与由磴口渡河西进的所部新一旅会合于沙尔扎庙一带，依然以“蒙古自治政府”为旗号，并将新一旅改编为4个师（实力仍为2000人）大张声势，企图与坐镇定远营的达理札雅遥相呼应互为依存，徐图进退之计。孰料达理札雅突然出其不意宣布和平起义（9月23日）。德王的最后一线希望又告破产，遂在沙漠中到处流窜，以掠夺牧民抢宰牲畜维持生存。仍图西进新疆，再立脚不住就逃亡国外。此时阿拉善旗已经解放，解放军一野第十九兵团司令部驻在银川。以德王及其所部都为少数民族，不忍以大部队进剿。兵团首长通过阿拉善旗政府与德王联络，曾经多次争取德王停止流窜，率部集中一地予以改编，准照少数民族政策予以宽大优待，保证其个人出路（包括先行取消战犯罪名）。但是德王虽然派出代表陶布新前来银川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谈判，却仍想以“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讨价还价。甚至无理要求不放下装器先拨给粮食，然后撇开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直接去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显然还要妄自尊大，坚持“独立王国”的梦想，当场即被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将军严词拒绝。当陶布新回报后，德王态度仍不改变，依然我行我素执迷不悟。直到1950年初，因外有东（宁夏）西（甘肃）两路解放大军严密包围，内有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军事驱逐（阿拉善旗解放后即对德王新一旅部队进行驱逐，屡次发生接触）。最后德王终于走上穷途末路无法维持。只得下令所属新一旅集中阿拉善旗西北部拐子湖缴械投诚。所有该旅官兵及“蒙古自治政府”的文职人员，由阿拉善旗政府协助宁夏军区，分别予以遣散回籍，就地落户、或由阿拉善旗人民政府继续留用。但是德王本人及其高级伙伴李守信、包贵廷等则仍不争取自新，反而背叛祖国逃亡去了外蒙，终于被历史淘汰。
回顾德王一生为蒙古民族的“自治”事业奔走，可谓有始有终矢志不渝，论者或以德王之终于彻底失败，应归咎于形势突变“时不我予”，非人谋之不善。然而德王及其追随者们却意识不到，时代已经变迁，社会已大进步，他们所从事的“蒙古自治”，志在恢复王公贵族的统治，依然是一个封建王国，为民族大众所不接受，其终被淘汰乃历史的必然。古往今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军阀政客，命运大抵如是，德王岂能例外。故德王的“凌云壮志”实无可取，他的“奋斗精神”也不足为训。历史已经作出无情的裁判，为德王扼腕痛惜或为德王拍案叫屈的“好心”的人们可以休矣。
1985年4月25日写于巴彦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