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拉虎 达瓦桑布
38年前，土尔扈特的英雄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苏剑啸同志，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们撰写了这篇文章，回顾剑啸同志的英雄事迹，以表示我们的怀念之情。
一、身世
苏剑啸，原名宝谦，字亘庵，号剑啸，又名苏都斯琴。原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蒙古族。1905年1月29日出生于新疆伊犁，后随其父加入额济纳旗旧土尔扈特旗籍。
苏剑啸先祖在清代立有武功，曾任杭州将军，带家眷居住内地多年。其祖父隆山调任肃州城守营后，全家人又迁居于北平。隆山有5个儿子。长子永瑞；次子永格，号寿平，三子永桂，号习清；四子永堃，号静方，又名门都巴雅尔，曾在额济纳旗旧政府任职；五子永唯，号永东。
永格为北京同文馆学生，通晓汉、满、蒙、日文，从事翻译工作多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率其全家离京，奔赴新疆伊犁将军黎海如处。因隆山与黎海如是至交，永格在伊犁将军府，为其掌管钱粮。
清末民初，陆洪涛任甘肃督军时，永格又率全家到兰州，他在督军府任蒙文翻译。在这个阶段永格全家加入了额济纳旗籍。
据额济纳旗史料记载，1892年～1921年间，第九世贝勒乌力吉巴达尔乎乃盾入空门，不理旗政，休妻出家，当了喇嘛。这时，他的两位叔父阿克（桑吉）和达什之间，因政权夺利斗争引起内讧。苏永格授旨在额济纳旗旧土尔扈特旗调查调解王室内部矛盾时，与达什逐成至交，并结为盟兄弟，他向甘肃督军推荐达什为郡王札萨克，不久，达什谋杀了他的哥哥阿克，自己袭了位。
苏剑啸，是永格的长子，兄弟姊妹共8人。他毕业于中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二弟宝丰，号延年，又名苏吉格图，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林学系，解放前任额济纳旗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解放后，在中央林业部工作，现已退休在北京；三弟宝泰，即斐然，系黄埔军校第九期和陆军大学毕业生，解放前在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任参谋长，解放后（1950年）在额济纳旗拐子湖畔，劝降德、李残部时牺牲，后来酒泉公署追认为革命烈士；四弟宝善是航空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现在台湾。四个妹妹是慧哥、云文、秋文和月雅。
苏剑啸的母亲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常住北京，其外祖父在朝阳门一带做小生意，街房邻舍称其为“曹卜常”。其大舅以贩卖水果维生，二舅鄂奇光曾在蒙藏委员会蒙事处任科长。
苏剑啸前妻为河北省保定府陈壁乡之长女，婚后生一子，名苏俊生。陈氏因患肺病去世后，其子跟随其叔父苏宝善到台湾，由祖母与婶母抚养长大。苏剑啸后经亲友介绍，续怀安县董静波（湘兰）为妻，1943年生一子，名俊安，现在北京一家保密厂工作。
二、成长
苏剑啸幼年因生天花，影响发育，身材矮小，高不足五尺，两面有麻子。由于自幼勤奋好学，酷爱文学，眼睛遂成高度近视。苏剑啸生活朴素，生性刚直。在家不会讨好父母欢欣，在外却喜欢抑强扶弱和打抱不平，同学间都敬其正直。身材矮小的苏剑啸，体育才能非凡，踢球、打拳、弄枪、舞刀样样精通。他又有音乐天赋，会吹一手好箫，周围群众都特别喜欢他。他在学校克勤克俭，为人忠实，作事有毅力有恒心，师生中享有很高信誉。
苏剑啸在兰州读完小学，考入兰州一中。中学毕业后，在北京考入中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专攻西洋文学，在大学结识了很多中外名流，其中一位英国老教授，苏剑啸帮他翻译了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二十四孝”，并为其女儿教学中文，自己请教英文，各有所取，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他的英文翻译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苏剑啸在北京中国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几经周折，辗转托人，才谋得了一个北京二十三中事务员的职务，月薪只有18元。此时苏剑啸的父亲偏瘫，卧病在床，妻室肺病严重，弟妹都在上学，全家12口人，无法维持生活，使他苦恼至极。经过反复思忖，他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不是较高，何不以一技之长去闯一闯。他急中生智，欣然命笔，用英文给北京中国大学董事写了一封自荐信，幸运获得中大附中英文教师的工职，后任班主任，月薪70余元，方得维持全家的生活。
20世纪30年代初，苏剑啸在京执教之时，也正是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发起之时，剑啸的二弟宝丰已任额济旗驻“蒙政会”代表，并在实业处获得了个科长头衔。当时苏剑啸的甘肃同学周仁山同志也在北京攻读朝阳大学边政专业，俩人交往甚厚，特别是苏剑啸前妻去世之后，他俩更是朝夕相处，共同谈讨边境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又向西部各盟旗伸出侵略的魔爪，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便首当其冲，以致人心动荡，惶恐不安。蒋介石说什么“降外必先安内”“决不抵抗”，丧权失地，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丧心病狂。东北的沦陷，华北的告急和全国的危机，对于素有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秉性刚正的苏啸剑同志震动极大。他在周仁山同志的影响下，受益不浅，觉得“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并抱着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热忱，毅然作出放弃比较优越的城市生活，来到额济纳旗，开展敌后工作的抉择。
苏剑啸同志是在四处奔波，动荡不安，艰难曲折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也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陶冶了见义勇为，宁死不屈的革命情操的。
三、归乡
20世纪30年代初，剑啸经他二弟宝丰介绍，不远千里，跋山涉水，首次来到自己的额济纳土尔扈特家乡。当时，额济纳旗的最高行政机关设在居延海畔的赛日川吉（又称老东庙）。回旗之后，在频繁活动于图布新巴雅尔王府政界人士之中时，特别是由于其父亲在额济纳旗的重要影响，他结识了图王之弟塔旺嘉布公爷，遂成至交。当时的额济纳旗地广人稀，经济生活匮乏，牧民贫穷，文化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剑啸提出了增加地方收入，改善群众生活，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文化素养的建议，引起全旗人民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支持。
1934年，他在额济纳旗东西要道口，乌兰川吉等处，设立了草头税征收局，自己任局长，增加了额济纳旗地方财政收入。因为当时从内地去新疆要过漠北的戈壁滩，往返数千里，要历尽千辛万苦，额济纳旗居延绿洲是必经之路。所以过往商旅都要在这水草之地牧放驼马，补充给养，休息多日，草头税就是地方上向这些商旅收一些水草钱，这对商旅无损而对地方上却大有裨益。通过税收，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活跃了商品流通，减轻了群众负担，大得民心。
当时的额济纳旗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牧民要写一封信，或读一封信，就得奉上哈达往返数十里，请人代劳才行。苏剑啸将此情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从税款中拔出资金积极协助塔公爷，在当时的旧政府所在地赛日川吉创办了额济纳旗第一所小学校，塔旺嘉布任这所小学的第一任校长，自己任教务长，并兼任课老师（解放初，全旗识字的人仅有42名，其中绝大多数系该校的学生）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民族人才，普及文化知识，改变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额济纳旗也是医疗卫生事业非常落后的地方。当时只有几名喇嘛医生行医，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就医治病的需要。苏剑啸同志深知群众疾苦，亲自从北京请来了一位在中西医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郝大夫，为额济纳旗创办了卫生所，发展了边境牧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1935年夏，正当苏剑啸同志为振兴民族事业，脚踏实地工作的时候，甘肃马步康以非法征税的罪名，蛮横无理地将苏剑啸逮捕押到兰州，关押了半年之久。苏剑啸在狱中与国民党的马步康之流一直据理力争，毫不妥协，表现了他为正义事业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此时又经额济纳旗公爷塔旺嘉布及其夫人陶森查干的斡旋营救，在当年冬，终于获得释放。
四、斩魔爪
苏剑啸被释放后，暂居于兰州，当时因国民党特务扬言要杀害苏剑啸，由于在兰州学友们的掩护和周仁山同志的帮助，才得以安全转移。
在苏剑啸同志被押的前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掌伸到额济纳旗。1935年初，就有乃日布、桑杰加布两名日本特务，经定远营，拐子湖和古日乃湖，闯入额济纳旗。他们持有“蒙政会”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介绍信（这个介绍信是苏剑啸二弟宝丰授意执笔的，1986年，我们采访了宝丰，他对自己违心所为的这件事，感到很后悔。据说，这件事在“文革”中给他打了不少麻烦），直接与图王、塔公等首领和要员联系。到后来，日本人员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人。他们的供给物资和武器、弹药都是用骆驼、汽车和飞机运到的。不久，他们霸占赛日川吉喇嘛庙的“拉布楞”作了仓库，把喇嘛和小班丁统统赶出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受到了影响和限制。
进入额济纳旗的日本侵略者有两名司令官，一是松宾方八朗（译音），一是亚马木图。他们拉拢、勾结、腐蚀王公上层，以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用酒肉计麻痹人们的思想，以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他们来额济纳旗的罪恶目的在于以赛日川吉（老东庙）为空军基地，进而袭击和轰炸榆林、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和哈密，并切断中苏联系。在额济纳旗狼心山修水库，用于开垦屯田，以解决日本侵略军的给养。
1936年，苏剑啸同志听到这个重要消息之后，亲自陪同周仁山同志从新疆回到了额济纳旗，一面调查了解日本侵略者的兵力、装备、活动和最终目的，一面针对日本侵略者的侵华叫嚣和罪恶行经，在各界层中进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得到了一些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不久，周仁山同志离旗回兰州。
由于周仁山、苏剑啸二位同志的正确引导和正义斗争，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即是在民族上层内部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由起初的一边倒分化成三个不同派系。一是以塔公为首的反对派；一是以牛顿为首的中立派；一是以图王为首的亲善派。
1936年冬，苏剑啸对日本侵略者在额济纳旗的兵力、活动、给养和装备等进行了详细侦察，彻底摸清。他与阿木梅林（后来任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周密计划、精心布置，派遣最可信赖的外来喇嘛雷德唐兀特（藏族）潜伏于寺庙班丁之中，在一个漆黑的风云之夜，雷德唐兀特趁机行事，燃起一把火，把日本侵略者的弹药库给点着了。日本侵略者精心调运和苦心经营的武器弹药在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和硝烟弥漫的火海之中，烧成灰烬。打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此后，苏剑啸等起事者又将雷德唐兀特巧妙地隐蔽额济纳旗乡下。他们的本意想通过这场大火，将日本侵略者逼出额济纳旗。可是，日本侵略者不但不走，而且变本加厉地运送武器，增加兵员。
1937年夏，苏宝丰也已撤回额济纳旗。一天，苏剑啸义正严辞地对他说：“你办了件错事，你就不应该亲自修书，把日本侵略者介绍到额济纳旗来，为了给你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派你到宁夏去汇报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你马上作好准备与陶森章京同时出发”。
陶森章京与苏宝丰，奔赴银川向宁夏当局详细汇报了日本侵略者在额济纳旗的全面情况，并要求立即对日寇采取强硬措施。宁夏当局马上向蒙藏委员会反映了额济纳旗的危机，对方在复电中说，将派1名将官来执行任务。当时，国民党政府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办事处人员与苏家兄弟已有成见，互不合作，为了提防让“办事处”人员参与此事，苏宝丰也乘机图报复，泄私愤，他向宁夏当局说：“对办事处，额济纳旗人都不大放心，执行这次特殊任务，敬请贵处慎重定夺”。从此，苏宝丰十分清楚自己已经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不得不离开额济纳旗，另找出路了。据他本人说，这是根据临行前，图王对他的吩咐所作出的决定。
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宁夏当局（据说是接受董必武和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委派其民政厅长李翰园率兵100名，到额济纳旗执行任务。由于阿木梅林等人的鼎力相助，一举捕获在额济纳旗的全部日本侵略者，并顺利地押送到兰州接受处理。
五、奔赴延安
从蒙古人民革命的成功和日本鬼子的入侵，这两起触目惊心的事件，国民党吸取了教训，领悟了额济纳旗在国防的重要战略地位。1937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额济纳旗最高武装组织防守司令部于东河畔的乌兰苏海。正式成立图布新巴雅尔王爷任第一任司令，阿木梅林任副司令，苏剑啸为参谋长，牛顿是旗政府要员，共计上报备案的在编人员12名。
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和军事专员办事处几乎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孪生子，不过专员办事处筹备的时间要早一些、长一些。它是专门控制边境地区和监视司令部行动的特务机关。国民党不惜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组建了这一庞大的特务队伍，分驻在额济纳旗的若干处。
1938年春，图王在青海塔尔寺病逝。塔旺嘉布袭位。苏剑啸改任政府秘书兼梅林职务，其弟苏斐然就任防守司令部参谋长，张宏林任军事教官，其他官员照旧。此时，军事专员办事处李专员（李才桂）提出防守司令部和专员办事处合署办公的建议，这是李才桂所耍的权术，他的野心很大，手伸得很长，企图通过潜移默化之计和愚弄蒙骗之能，把额济纳旗的军政大权全面控制在手。李才桂这一手段遭到苏剑啸同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李才桂的阴谋诡计被彻底粉碎了。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的重大问题上，塔旺嘉布识破了他们的阴险伎俩，坚决站在苏剑啸的一边，而斐然却站到对立的立场上，使其兄处于困境。李才桂之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大肆散布“苏剑啸是日本特务”，是“汉奸”等谣言，派出特务，要对苏剑啸同志下毒手。在这紧要关头，塔旺嘉布司令给苏剑啸换穿了一套民族装束，乔装打扮成牧民，派牛顿、加木苏仁两人把他秘密护送到酒泉。最后，剑啸同志安全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李才桂之流不甘心于失败，亲自出马到兰州追捕。当时，苏宝丰恰巧在兰州，谣传四处，风声很急，为了给他哥哥说情，他专设家宴招待了一次李才桂夫妻。但事与愿违，姓李的根本不买他的账，扬言“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家宴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只好扫兴收场。就在这个时候，苏剑啸经周仁山同志在兰州设立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兰州市新生活书店的掩护，就从李才桂之流的眼皮底下离开兰州，安全到达了延安。事后，李才桂得知苏剑啸在兰州夺路而走的消息，后悔得直捶首跺足。
六、转战晋察冀
1938年，苏剑啸到延安后，入陕北安武青年训练班学习，是年秋天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给塔王亲手写信，把周仁山同志介绍到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任秘书。周仁山同志一直工作到1940年。后被专员办事处发现是共产党员，并准备下手迫害之际，又经塔旺嘉布掩护（派牧民额尔敦陶克陶等护送），才得以安全转移出旗。
1939年，剑啸同志在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毕业后，一直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凭他那机智勇敢、刚毅不拔的性格和往日在北平读书、执教及同学、师生等关系，经常往返于北平，张家口之间，为党的事业奔走。
1942年夏，他携爱人董静波同志到张家口，当时张家口是蒙政会的首府。他以谋求生路为名投奔他侄儿（门都巴雅尔之孙苏日巴达拉哈）家，往来于蒙奸、汉奸之中，为党搜集整理档案资料。
苏剑啸同志有个嗜好，就是喜欢用大烟斗吸叶子烟。不论开会还是工作，他左手总是满把着那个紫色、曲柄、木质、头上已经裂开两三道纹的大烟斗，一袋接一袋地吸个不停。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这个烟斗就算不错了。可是，抗战胜利了，在张家口的市场上各式各样的烟斗很多，价格也并不昂贵，他一直还是使用他那只已经破旧不堪的大烟斗。不但吸烟时使用，就是不吸烟时他也经常抓在手里，有时还注目端详它一番，似乎对这个旧烟斗有些特殊感情！
一个晚上，在他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看他又抽起烟，就劝他换一只新烟斗，这下可触动了他，他显得有些生气地说：“怎么，你们瞧不起我这只烟斗么？这是革命的功臣噢！”接着他对自己周围的同志们讲述了这只烟斗的功绩。
他说：“抗战时期，我搞敌后工作，经常要到敌占区活动。坐火车检查是异常严格的，而且不知道多少次。有重要材料你怎么带进带出呢？这就靠我这个大烟斗噢！”他吸了口烟，又接着说：“有重要材料和图表，把它写到一块很薄的纸上，团成一个小蛋，外面再用锡纸包上几层，然后和烟叶一起装进烟斗。一发现敌人来检查，就把烟点上，检查过后再按灭。检查的再严格总不能把烟斗中的烟也磕出来检查吧！”
在那艰苦环境中，苏剑啸同志的烟斗是对敌斗争中的一个极为巧妙的武器。他的烟斗与众不同处，在于它的烟膛特别大，几乎比一般的烟斗要大一倍以上，这就是它能起到秘密文件库的奥妙所在吧！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苏剑啸同志曾以晋察冀军区蒙区工作组的名义到达张北县城，接收了察哈尔盟的全部档案文书，后到张家口随同乌兰夫等前往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对一些被布音达赖等人所蒙蔽的，参与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少数上层人士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击败了布音达赖等人，争取团结大多数开明上层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解散了那个“临时政府”，回到张家口，参与了内蒙古自治革命运动联合会的组建工作，并当选为内蒙古自治革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
是年11月底，苏剑啸同志和内蒙古自治革命运动联合会另一个执行委员陈炳宇同志2人，离张家口赴察哈尔盟开辟新区，经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在极端艰险恶劣的环境下，争取团结了大多数上层开明人士，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到1946年4月初，便建立了察哈尔盟民主政府和内蒙古自治革命运动联合会察哈尔盟分会，并在全盟8个旗中建立了支会和民主政权，苏剑啸同志出任察哈尔盟分会主任。
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察哈尔盟领导机关从哈叭嘎镇撤出以后，剑啸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组成的武工队在草原上与敌人周旋。一面用手中的武器同敌人战斗，保卫草原，一面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避免了察哈尔盟广大牧区和人民遭受反动派的蹂躏。
1947年，苏剑啸同志又担任了察哈尔盟民主政府的盟长。
七、血战在雪原
1948年11月底，一望无际的锡林郭勒草原已是白雪皑皑的隆冬季节了。这时，察哈尔盟工委书记肖诚同志，察哈尔盟盟长苏剑啸同志，在贝子庙（现在的锡林浩特）刚参加完贯彻内蒙古党委关于纠正牧区“左”的错误会议。为了及时回盟（查干乌拉庙——临时所在地位于白旗漠中）传达会议精神，纠正错误，歼灭残匪，开展工作，他俩就同锡察干部团组教科长朱玉珊同志，机要干部牛润清同志，干部团干部乌玉林同志等一行27人，于12月6日出发了。为了保证安全，中共锡察巴与工委决定抽调部队两个班带有1挺机枪、两队共50余人同路并进，即使遇到小股敌匪，也没大问题。但是，他们回盟执行任务心切，没等护送部队到达就急忙出发了。护送部队6日傍晚才从贝子庙出发后赶。又谁知他们和护送部队都走错了路，没有走到一起。
路漫长，雪纷飞。他们冒着呼啸的风雪，扬鞭催马，在雪原深处踏出了一条清晰可辨的路来。对苏剑啸等同志的行动，敌人似乎早有预感，在他们的归途中，到处布满了探子。就是部队由贝子庙出发的前两天，在夏尔塔拉一带就有3名国民党匪徒侦探活动，据说是胡图凌嘎的部下，抢走了牧民道尔吉的1匹好马，还有肉奶食品。苏剑啸等同志经过两天的长途行军，7日夜晚住于沙布日台，8日晨欲赶到奎苏庙（属察盟十六师的后方医院在此庙上，距查干乌拉不到百里）。夜间剑啸同志和肖诚同志轮流带班放哨，一个值前半夜，一个值后半夜。这一夜平安的过去了。
1948年11月8日晨，吃完早点之后，几名战士在井上饮马时，突然从远处驰来三骑国民党匪徒，朝他们猛然开了火。战士们迅速地隐蔽在马身下英勇反击，结果匪徒两人负了伤后仓惶逃遁。几名战士回到住地，马上向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苏剑啸等领导当即决定，全体人员一齐出动，跟踪追击。于是我们的队伍，策马挥刀，循着敌人留下的马蹄印迹，驰骋于广漠的雪原上。马队像旋风在雪地里卷起一溜冰屑雪花，一会儿越过坎，一会跨过沟，终于隐隐约约见到了远处移动的黑点，是逃窜的匪徒的背影。当追到一个沙梁的时候，发现3个匪徒一下变成10多个，追到第二个沙梁的时候，10多个匪徒又变成了30多个，他们再向前迫近的时候，敌人开了火，枪弹呼啸着掠顶而过。敌人开始反扑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上了敌人的当。苏剑啸和肖诚同志立即命令全员下马，除了在低洼处守马桩子的战士以外，其余人都上沙梁反击。顿时，密集的子弹、手榴弹射向敌群，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眼看就要溃退了。可是，正当他们集中火力从正面狠狠反击的时候，苏剑啸同志和肖诚同志发现敌人从左右背后三面偷偷地包围而来，形成了包围圈，把他们困在中间。一时猝不及防，形势十分严峻，敌人的枪弹向雨点般向他们射来，嗤嗤掠过头顶，擦过地面，在他们身边不断击起泥沙和冰雪。敌人不断增援到200多人，把他们死死困在一个沙梁上，无法派人联络增援。不想在这腹背受敌，左右被困的紧急关头，突围的唯一的希望马桩子也被敌人的掷弹筒给打散了。散乱的战马，施着缰绳在旷野上奔跑、嘶鸣。苏剑啸同志在激烈的战斗中，听到了自己的坐骑——一匹跟随他南征北战的红枣骝马的亲切呼唤，但他已顾不得这些，继续投入紧张的指挥和战斗。后来，他们被迫分成四个组，分别有苏剑啸、肖诚、牛润清、朱玉珊同志带领。苏剑啸同志的左臂挂了彩，但他坚定地说：“没有关系，我还有一只手能打敌人”。他拒绝了同志们的照顾。牛润清同志端着仅有的1挺机枪，忽东忽西变换着位置射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与敌人拼杀。
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尽管他们打死打伤不少敌人，但是由于寡不敌众，力量悬殊，警卫员田秀英同志，面部中弹牺牲。朱玉珊同志腰部受了重伤，仍咬紧牙关与敌人死拼，接着腿部又中了一弹，直到牺牲还念叨着“蒙古人民的解放！”他爱人乌玉林同志，没有痛哭，没有悲伤，接过丈夫的手中枪，猛烈地向敌人射击，狠狠打击了敌人。这时，她虽然腿部早已受伤，但仍忍着剧烈疼痛，继续战斗，一直战斗到洒尽最后一滴血。眼看形势更加紧迫，突围又无希望，只有决一死战了。苏剑啸和肖诚等活着的同志抱定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的决心，一边从容应战，一边烧毁身边携带的机要密码和党的绝密文件。这时，朱润清同志把机枪交给了警卫班，自己换用步枪继续战斗，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
这场遭遇战，从早晨交火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他们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显然敌人的进攻也越来越猛烈了。在这最后时刻，苏剑啸、肖诚、德力格尔同志，掩护部分战友突围，而他们自己有的身负重伤，已经处于绝境了。但他们共同发出庄严的誓言：“不做匪徒的俘虏！冲不出去，就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他们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当敌人像穷凶极恶的野兽般扑上来的时候，苏剑啸等三位同志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为党为国，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解放，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年，剑啸同志只有43岁。
八、英雄情常在
在残酷的战斗中，除了察哈尔盟团委书记73位同志乘马突围成功，另外8名战士死里逃生外，其余18名同志都壮烈牺牲在沙布日台的雪原上。
1948年12月9日凌晨4时，突围成功的同志敲开了锡察巴乌工委的大门，向领导报告了苏剑啸、肖诚等同志遇难的经过。听到噩耗，奎壁、吉雅秦、杨平、石光华等同志顿时默然无语，落下了悲痛的眼泪。他们当即决定，派出两辆车、一个团的援兵向沙布日台火速进发。当我们的人马赶到现场时，敌人早已逃的无影无踪。原来，这股匪徒，是由解放东北时，从沈阳逃窜出来的国民党残匪和胡图凌嘎部合伙而成的。共200多人，专在锡察盟一带捣乱。那3个骑马的家伙就是敌人专门派出来的探子。
雪，仍下个不停，整个草原换上了银装。此刻，两辆汽车飞到了沙布日台，飞到了血染的雪原，沙场，飞到了壮烈献身的烈士们身边，向苏剑啸、肖诚等安详躺在内蒙古草原上的18名烈士默默致哀。
18名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然而志同道合的英雄战士们，昔日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朝夕相处，肝胆相照，亲如兄弟，如今他们战斗在一起，热血洒在一起，长眠在一起。
雪是白的，血是红的，烈士们的鲜血如殷红的朝霞映照着草原，映照着山河，是多么～眼，多么绚丽啊！
沙布日台事件后，中共锡察巴乌工委将苏剑啸等18名烈士的遗体运回贝子庙，举行追悼会沉痛地追悼并安葬了烈士的遗体。在追悼会上，中共锡察巴乌工委对苏剑啸同志的一生这样评价道：
“苏剑啸同志作风简朴，任劳任怨，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在察盟工作期间，培养了大批蒙古族青年干部，领导察盟人民对美蒋、蒙奸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解放而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子苏剑啸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后记
这篇传记，笔者没有对内容的虚构和艺术渲染。苏剑啸是土尔扈特人，虽在旧土尔扈特蒙古族当中生活的时间有限，但在短暂的几年中，为额济纳旗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我们自接触文史工作起，就注意收集了苏剑啸的资料，曾两次赴北京，采访宝丰老人家，了解其兄的身世，受益不浅。
这些史料虽不是总结他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但是，经过30余年革命实践的检验，能够证实他的可信性，所以我们应邀将苏剑啸同志在额济纳旗和晋察冀的革命活动情况加以整理，就算剑啸同志的小传吧。
1987年12月写于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