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钟山
我于1938年7月，从国民党中央军校汉中分校调出，由蒙藏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双方派我任驻额济纳旗的少将军事专员，到了1939年夏天，我即辞职不干。现将我任职的前前后后追溯记述。
额济纳旗设置军事专员的背景
国民党中央在没有向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同时派驻军事专员以前，就由蒙藏委员会在内蒙古各蒙旗，普遍派驻了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辅导专员。为什么把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的辅导专员撤销，而升级扩大为军事专员公署？1936年3月，日本的坂垣征四郎在就任“关东军”参谋长之前，曾说过“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的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族的外蒙古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陆上联系。”（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这话说了不久，就在当月由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把联络电台先后设于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日本的唆使下，在嘉卜寺先后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和“蒙古军政府”。并于1936年冬出动军队，由察北向绥东进犯。日本侵略的矛头不仅指向绥远，而且要进一步占领西北。当时西北情况相当复杂，国民党中央的力量非常薄弱，除了胡宗南的军队于1934年1月援助马鸿逵抗拒孙殿英时，进入陇东到达兰州驻有部分军队外，陕甘为杨虎城和张学良的部队驻守，青海和甘肃的河西走廊为马步芳盘踞；盛世才战败马仲英在新疆独立；马鸿逵在宁夏闭关自守；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成了空隙地带。特别是中国共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到达陕北，于1936年春东渡黄河抗日受阻，急需打通陕甘宁边区到外蒙古的国际路线。国民党中央就是在此内外紧迫的形势下，为了多种政治目的，在1936年九十月间，向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派驻军事专员的。
额济纳旗的旗政
我去额济纳旗之前，该旗的图王除掌札萨克印务外，并兼该旗的保安司令、国民党中央任命的防守司令，以及宁夏省政府委员；抗战前还任过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蒙政会”的委员。图王庸庸碌碌，由于旗穷户少，故无远大志向。全旗的内政外交，完全依靠一家姓苏的满族人代为处理。这家满族人已有好几辈子住在额济纳旗，变成了额济纳旗人。他们通晓满蒙汉3种语言、文字，并和额济纳旗的贵族联姻，结为甥舅与姑侄的裙带关系，其子弟遂成为王爷的左辅右弼。当时苏家有亲弟兄3个，是图王跟前最红的人，图王对他们言听计从。老大苏剑啸，汉学程度很高，先当王府的笔帖式，以后担任了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老二苏宝峰毕业于北平农业大学，曾到南京给吴鹤龄领导的“蒙古各盟旗代表联合办事处”当过代表，并去百灵庙任过“蒙政会”的科长；老三苏斐然进过中央军校第九期，在李才桂任军事专员时，被吸收为军事股股长。苏家弟兄的两个叔父，一个担任旗里的管旗章京，一个叫苏子勤的给李才桂当了副官。额济纳旗所属的军政机关中，很少汉族的文人。
图王在苏家的辅佐下，号令可以贯彻于全旗，所以能团结起来，应付周围各方面的势力。由于地瘠民穷，王府和司令部只有几十个人的卫队，为了能够维持生存，对谁也不敢抗拒。因为王公牧主和大喇嘛，常去青海塔尔寺磕头，在甘州城（张掖）的山西商号中存放财物，所以和青海的马步芳比较接近。马步芳的骑兵以前盘踞着甘肃河西走廊，以后和胡宗南的中央军，仍夹杂驻防于凉州（武威）、甘州（张掖）、酒泉、肃州和嘉峪关外，所以额济纳旗宁慢待远亲，也不敢得罪近邻。图王病故后，由其弟塔旺嘉布继任王位。
当时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没有什么砖瓦木石建筑，我任军事专员时，札萨克多罗郡王塔旺嘉布尚住着蒙古毡包。旗府机关及军事专员公署，不得不占用西庙的喇嘛院办公。我的前任李才桂到了额济纳旗，在乌兰川吉盖起一排砖房。抗战前阿拉善旗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和电台，就架设在那里。我去了额济纳旗，那里已驻下了新疆主席盛世才所派的携带电台的联络参谋李保华。
首任军事专员李才桂
李才桂是湖南省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曾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担任科长。后来李才桂被派到新疆哈密联络攻打盛世才的马仲英。他还于1934年“蒙政会”成立以后，率领“内蒙旅行团”来绥远进行特务活动，除在归绥停留外，还去过百灵庙。国民党中央认为他通晓西北和蒙古情况，便任命他当了驻额济纳旗的首任军事专员。经过李才桂的吹嘘和浮报，军事专员公署的开办费发的很多，除了在乌兰川吉盖起办公室外，还配备载重大汽车4辆。专员公署编制有军事、调查和总务三股，另外还有参谋、秘书、副官和卫士若干人。李才桂委派额济纳旗的苏斐然为军事股长，调查股长不详，总务股长由新绥汽车公司的二里子河站长河北人郁奠丰兼任，秘书我忘了名字，参谋是南京中央军校七期毕业的广东人杨海（字赞文），杨海的弟弟和苏子勤担任副官。李才桂在额济纳旗把专员公署的架子搭起，他就带着秘书和卫士，经常到兰州、宁夏、包头、归绥和北平游逛，也去南京述职。他在额济纳旗的图王和马步芳驻甘肃河西走廊的师旅团长面前，完全以“钦差大臣”自居，蛮横的态度很令蒙回上层人士不满。国民党中央拨款构筑国防工事时，他领了十多万元根本都没有动工。这在额济纳旗只要胡说建成的工事，于一夜之间已被沙埋，就很容易把贪污罪行掩盖。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李才桂经绥远到额济纳旗上任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曾向白海风率领的蒙旗独立旅借了一个营，约200余人，由纪寿山率领，用绥新汽车公司的汽车从归绥经百灵庙运到额济纳旗，充当了军事专员公署的卫队。不料这部分队伍良莠不齐，在1938年的春天，给李在额济纳旗闯下了大乱子。由于李才桂住到兰州花天酒地的鬼混，专署的人则在旗下每天大吃二喝，而纪寿山部下的士兵们连吸兰州水烟的钱都没有，有一部分人忍受不了这种艰苦和苛待，便萌发了叛逃的念头。
1938年2月间，纪寿山的叛兵将他们所痛恨的“南蛮子”杨副官打死，抢了西庙的大喇嘛，洗劫了图王岳父家的蒙古包，然后又捉上马匹，跑进马鬃山。图王因为变起仓促，以为是汉人要屠杀蒙人，便领上他弟弟塔旺嘉布喇嘛，和苏家的几个叔侄，带着印信家眷朝南跑到了青海塔尔寺避难。并打发苏剑啸等到兰州、银川和武汉，向朱绍良、马鸿逵、蒋介石告状。一时谣言四起，有钱的贵族牧主，也都往塔尔寺逃亡，额济纳旗遂成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国民党中央据报以后，从汉中军分校物色到我，叫我前去收拾那里的残破局面。我就是在此种势态下，被任命为军事专员前往额济纳旗的。
我任军事专员的经过
我是绥远省归绥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来又考入军校高级班深造，1932年毕业后，派到军政部工作。
何应钦知道我是绥远人，了解边情，1933年派我到陕北定边调查一个陕北警备骑兵旅，想收编该旅为中央军的骑兵。我了解到该部队纯属土匪性质很不可靠，向何应钦作了汇报，未予收编。从此何应钦对我有了较深刻的印象。另外，当我调为中央军校高级教官以后，时值土默特旗的云继先、朱实夫脱离“蒙政会”，把起义官兵编为蒙旗保安总队。黄埔军校六期骑科专业的韩德考想前来绥远，让我跟云、朱说情，给他一个团长职务。我把当时该部队的情况据实以告，劝其勿往，待后来云继先遇难后，他佩服我有先见之明。韩德考的哥哥韩德勤和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三家的交往很深，韩德考在闲谈中，对我有所吹捧，使吴忠信听到了我的名字。额济纳旗的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感到问题严重，指示何应钦和吴忠信，找一个老成持重明白边地情况的人，前去处理善后。韩德考便把我推荐给吴忠信，征得何应钦同意，于是何、吴便将我推荐上去，给我下达了额济纳旗军事专员的任职令。
我自从在中央军校执教以后，潜心读书，研究战略战术，参考中外的军事著作，积累资料，想到陆军大学或参谋本部任职。1938年4月下旬，突然接到何应钦和吴忠信的电召，我便离开汉中分校，从宝鸡坐火车前往武汉。这时何应钦去衡阳主持军事会议，吴忠信在蒙藏委员会接见了我。他一提派我去额济纳旗，我即当面拒绝，说是李才桂已把事情弄糟了，我没有能力挽回局面。他说等何部长回来再谈，我便返回汉中。到了6月间，何和吴又来电报，我只好二次前去武汉，正赶上6月29日的敌机轰炸，几乎在蛇山被炸死。我见何应钦时，即以“边疆工作，不宜常换人，李才桂驾轻就熟，干的很好，必须假以时日，以观成效”等语来推辞。何说：“我电兰州朱长官，是否非换他不可，等朱的复电回来，咱们再决定。”不几日何又召见我，说：“非换不可”。我说：“那地方人地生疏，我没有把握做好，请另选贤能”。何应钦说：“在国难严重之际，应为国尽力。吴委员长说你熟习蒙情，你就不宜推辞。我不要求你作出什么成绩，能和协蒙人，安定边疆就行。事情就算决定了，等候见委员长吧。”谒见蒋介石不过是例行程式，因宣布将级以上的官员，在中央军系统中，经过蒋介石的亲自召见才能最后决定，并非面授什么机宜。
在晋见蒋介石的前一天，我记得是6月30日，在陈诚武汉卫戍司令部任稽查处长的高荣，突然开上小汽车前来接我，说是戴笠要请我去吃饭。高是绥远萨拉齐县水涧沟门村人，是我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是戴想跟你见一面，并说你跟戴认识后，将来干什么都好办。吃饭时，席间只有高荣和戴的另一干事作陪，姓名不记得了。戴说他要派一个叫杨焕文的副专员，携带一部电台，协助我前去工作，叫我予以关照，并说明天见蒋时，不要再推辞，还表示要领上我前去，态度相当殷勤。第二天早晨，高荣来了电话，说戴笠有要紧事不能陪我前去，叫我到武昌湖北省政府内直接去谒见蒋介石。见了蒋我仍以人地生疏、工作没有把握推辞，蒋说那你仍回学校去吧。再没谈其他的话。当天我即离开武汉，乘火车到宝鸡下车回了汉中。回汉中不到三天，又接到武汉的来电，说委我为额济纳旗少将军事专员的任职令已下，叫我速来办手续到差。我由于官升一级不能再行抗命，只好三到武汉，见了何应钦和吴忠信。他们决定每月发给我2000元包干费。让我自由去支配，电报由交通部设在额济纳旗的电台拍发。他们说武汉开始撤退，中央政府要迁往重庆，叫我赶快出发，有事就近向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请示解决。我回汉中结束了学校的事，到西安见行营主任蒋鼎文时，才见到戴笠给我派的副专员杨焕文，我们同车到达兰州。
杨焕文原来是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的一个亲信，是山西晋北人，在蒙藏委员会挂了个科长的名义领薪。因为李才桂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时，被人们认为是一肥缺，赵很想提拔杨去任此职，但没有被吴忠信和何应钦通过，只好通过戴笠的门路，搞了个上校副军事专员。
我出任军事专员的消息传出后，首先被库秉衡听到。他是归绥人，中央军校第十期骑科毕业，曾在门炳岳的骑七师担任排长。这时他在武汉干训团受训，便开了小差，追到西安缠磨我寸步不离。我见他文笔尚佳，便在西安让他官升三级，任命为专员公署的少校秘书。第二年秋天他辞职不干，去了兰州，跟上张彝鼎到了傅作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我到了兰州以后，还有几个失意的同学，找我给安排工作，想跟我前去额济纳旗。一个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的山西孝义人吴增隆，因为参加过汪精卫的改组派，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吃不开，我任命他为中校参谋。一个是归绥添密梁人张联谦（字公直），黄埔第四期同学，在兰州西北干训团任教官。我任命他为少校总务股股长。一个是在黄埔六期毕业的浙江人胡玉龙，先在门炳岳骑七师朱巨林团当连长，从后套下来跑到兰州无着落。我任命他为少校调查股股长。一个是中央军校第九期毕业的包头人李正之，也在西北干训团工作。我见他青年有为，任命为少校军事股股长。还有大同商务会会长的儿子傅子良和商务会的文牍李文藻，以及大同的两个小青年，逃难到兰州没有办法。经过李正之介绍，恳求我赏给饭吃。因为到了外边，晋察绥三省人都是“老乡”，我便把他们全部收容起来，让傅子良任专署驻兰州通讯处长，李文藻任中尉书记官，那两个小青年，充当了我的卫士。我那年34岁，“求名于朝”心情非常迫切，当完学生紧接着教书，根本不懂的搂钱，困难时期有饭同吃，那时2000元包干费很值钱。足够这些人关饷。到了额济纳旗后，发现苏斐然曾给前任李才桂担任军事股股长，我的军事股长已任命为李正之，便给了苏斐然一个少校参谋职务，仍让苏子勤担任上尉副官。
我去兰州时，因朱绍良和贺耀祖闹别扭到武汉去辞职，由胡宗南坐镇兰州，我第一次见到了胡宗南，他叫我等朱绍良回来再解决额济纳旗的事。朱绍良大约于8月中旬回到兰州，把额济纳旗的陶顺章京和参领达木登，以及苏宝峰等召集起来和我开会。我叫他们先去塔尔寺，无论如何把图王叫回，等了几天，苏宝峰等只带来图王的弟弟塔旺嘉布。原来图王受了惊恐，在塔尔寺病故。便叫塔旺嘉布护印，一同离开兰州回额济纳旗。我们路经甘州时，还碰见纪寿山带着白海风的那一营人，从额济纳旗往陕北神木开拔。我到额济纳旗后，跟蒙族上层力求团结，稳固秩序，使离心变成向心。图王之弟塔旺嘉布喇嘛虽系僧人，但已经娶了老婆，并且生下几个儿子，而图王绝嗣，我便召集全旗仕官和苏家弟兄开会，决定让塔旺嘉布还俗，继承王位。向蒙藏委员会电报众人的意见，并经批准，塔旺嘉布（以下简称塔王）于12月间在居延海附近宣誓就职，我代表中央去监誓。并请兰州的第八战区长官部和宁夏省政派员前来庆祝，在蒙古包中摆了好几天全羊席，人们都感到欢快欣喜。把王爷确定以后，地方就安静下来。塔王在职期间，苏宝峰打里照外非常活跃，塔王对他比图王还要显得百依百顺。杨焕文看见很不顺眼，有一天黑夜跑进我的住室，说是苏在德王的蒙政会当过科长，应该按汉奸把他除掉，并且杀鸡给猴看，显一显咱们的威风。我说苏家和额济纳旗王室，有好几辈子交情，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命运完全一致。他们为了平安无事，对各方面不得不敷衍应付，但是绝不会跟周围的某种势力交往，给自己招灾惹祸。你们如果疑神疑鬼，进而轻举妄动，硬要制造问题，我绝不允许。库秉衡也怂恿我杀苏宝峰。我怕他们真个做了出来，便去和苏宝峰攀谈。我说你是甘肃省的人才，不能永远埋没在沙窝里边，你如果想去兰州活动，我可以给你介绍工作，这样你能找到远大前途，也误不了给额济纳旗办事。苏宝峰聪明老练，已经窥觉出杨、库对他的仇视，遂经我向朱绍良推荐担任了甘肃教育厅的视学员，暂时离开了额济纳旗。
李才桂任额济纳旗军事专员时，把从归绥来的回民孙文和与大同回民仝义德的驼队扣留。我到了额济纳旗，被扣留在那里的驼主，听说我是绥远人，便跑来向我哭诉，说是因为草滩不好，300骆驼已倒毙100多峰。我当即允许他们离开额济纳旗，自由到甘州或肃州以物换物。当他们从肃州满载皮毛运回绥远，经过沿路宣传，不到两个多月，甘州和肃州的驼运，便和凉州的驼运也一样活跃起来。商人不仅能沟通经济血脉，而且可以充当官方的耳目。因而我采取了保护政策，争取他们给收集各方面的情报。额济纳旗和甘州、肃州毗连，那里驻防着青海马步芳的军队，必须和马家的关系处好，才能便利在额济纳旗工作。塔王就职不久，我亲自去甘州和肃州与驻军联络，以“西北人”和他们的师旅团长表示接近，并说明我给他们守着前沿的瞭望所，他们是我的后方大本营，应该团结合作，他们对我非常表示赞同。我把内外上下关系弄妥当后，便于1939年1月到兰州和家人过春节。临行之前，让总务股长张联谦，从甘州买了500多匣糕点，叫军事股长李正之和调查股长胡玉龙，分开两路由当地的山西商人担任蒙语翻译，进入沙漠中沿门逐户给牧民“拜大年”，了解大沙漠中的真实情况，以摸清额济纳旗的内幕和底细。
当时驻防兰州的胡宗南第一军一九一师师长杨德亮，飞扬跋扈，不太服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指挥。在我未来额济纳旗以前，他即把所属郭释愚团的一个营开至额济纳旗。当我到兰州过节期间，突然把郭释愚的全团人，从兰州开拨到额济纳旗给额济纳旗制造出紧张局势。他们驻扎在东西两座召庙里边，把喇嘛挤得没有地方居住，并且遭受士兵的辱骂。专员公署的1名上尉副官（系杨焕文的内弟），看不惯前去制止，郭释愚恼羞成怒，亲自带兵把杨副官追进专员公署的院子里进行毒打，上校副专员杨焕文和中校参谋吴增隆，也都无法制止。他们向郭释愚团长把此事提出，亦不按军纪军法处理。驻军的团长竟敢领兵跑到中央派驻的军事机关中殴打副官，简直没有了国家的体统。
吴增隆和受伤的杨副官，跑到兰州找我，我非常气愤，感到我这个少将专员真当的窝囊。便把事情的经过，以及士兵偷杀牧民牛羊的事，都报告了军政部和蒙藏委员会，请求对郭释愚团长严肃处理。胡宗南把杨德亮师长叫到西安训斥了一顿。他从西安回来，不但没有向我赔礼道歉，反而在好几千人举行的“纪念周”会上，说了我不少的坏话。
我当时不仅外有杨德亮为难作梗，内部的副专员杨焕文，为了想担任正专员，亦在背后对我进行倾轧。我在额济纳旗放走李才桂扣留的归绥回民骆驼，杨焕文认为我接受了贿赂，便假借驼户和仝义德与孙文和的名义，向肃州的甘肃高等法院分院，偷偷把我告了一状。当仝义德二次由绥远到了肃州，法院向仝进行调查，仝义德说根本没有此事。仝对我非常感激，打听到我在兰州，特地跑来看我，请我到饭馆吃饭，让我提防杨焕文暗算。
由于我在额济纳旗处境不佳，恐遭暗算，便向军委会和蒙藏委员会连续提出3次辞呈，并离开额济纳旗在兰州等待了半年。我记得是年冬天，潘秀仁和张遐民由绥远路过兰州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时，我尚停留在兰州。他们叫我回绥远参与指挥民众抗日自卫军，我婉言谢绝，没有答应他们的邀请。我辞职照准以后，被朱绍良聘为第八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这期间，戴笠先后派兰州警察局长马志超（黄埔一期毕业，陕西人）3次拉我，企图叫我参加“军统”组织。我要做光明正大的戎马书生，不肯干鬼鬼祟祟的勾当。由于蒋介石没有赏识我，中间隔着好几个层次，当时要想在国民党的中央军系统里边混下去，必须抱住一条粗腿，朱绍良没有实力，只好在戴笠和胡宗南二者之间选择。因为那时胡宗南已成了“西北王”，特别是他的“四大金刚”里边，除刘戡和严明外，参谋长王应尊是山西应县人，军长许宝是察哈尔柴沟堡人，证明胡宗南对北方人才很重用。我遂经罗历戎（先任兰州西北干训班主任，后任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主任）介绍，1939年夏到西安投奔了胡宗南。我曾去银川和陕坝招收了一次学生，即留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执教。经过前后对比，证明我在额济纳旗未辱使命。1943年春天，伊克昭盟发生了札（札萨克旗）、乌（乌审旗）两旗事变，国民党中央叫我代表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往回争取沙王（沙克都尔札布）。后来我连任沙王和图王（图布升吉尔格勒）的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参谋长，机缘即肇于此。
我离额济纳旗以后
我卸任离额济纳旗以后，杨焕文由副军事专员调升为正军事专员。其他追随我的人，也都另找生活出路。杨焕文全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故旧。1940年杨领上塔王，去重庆见蒋介石时，让苏宝峰给当翻译。苏宝峰当着杨焕文的面，代表塔王对蒋介石说，杨在额济纳旗很不相宜，要求另委别人去当军事专员。蒋介石依从了苏宝峰的意见。杨被撤职以后，第四任派驻额济纳旗的军事专员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山西人祁文年。继祁文年后任军事专员的是军令部长徐永昌的旧部郑某。解放前的额济纳旗军事专员是陆大毕业的一个南方人。我之后又有这么四任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