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钟贤
天主教于1875年传到磴口地区时，该地区还属于阿拉善和硕特旗辖地。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设兵站，近而策划设县。当时这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多系晋、陕、冀、鲁、豫等省的贫苦农民，春来秋归在这里租地垦荒种地。地貌是一片荒漠原野，遍地丛生的河柳、红柳、芨芨、白刺和稀疏可见的水桐树（胡杨树）。茂密的白刺沙蒿覆盖了沙丘，不少地名至今仍以此种特征得名。如古勒半宿亥（三棵红柳）、冬青梁子、东柳子、北柳子、南柳子、南、北沙湾、茨湾、二十里柳子。或以商号、人名命名者，如祥太东、大盛永、红盛义、永兴镇、天兴泉、三盛公、富太奎、王恒太圪勃、燕家圪旦、丁家圪旦、杨喇嘛圪旦（东地）等等。这里蒙汉杂居，互通婚姻，友好相处，放牧垦殖。
当天主教堂的神职人员“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于1875年1月20日来到这里后，目睹这一辽阔无垠之地，既有黄河水灌溉，又有土质肥沃的平原，耳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政权鞭长莫及，欧洲各列强正在争夺沿海地区和中原内地，还没来得及觊觎这块塞外宝地。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块传教布道的理想圣地，便征得罗马教宗及比利时王朝的批准和内蒙古绥远教区——西湾子主教府的同意，由比利时、荷兰两国陆续向这里派遣男女神职人员，开辟“边疆公教事业”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一到此地后，遍踏了磴口地区的全境，熟悉了风土人情，掌握了政权形势，分析了各方面的因素，便确定了这一地区的布点蓝图。传教士们很清楚，要想在这里久踞，必须要把教堂的据点摆布适中。并且选择地区既有聚集重点，又有附属网点，所以把蒙古地区1个总教区划为3个代牧区，又设有主教宗座府，下有领堂（主堂）弥撒点，每一府、堂、点设有会长、管账先生，掌管会务、财会、土地、渠道以及民团武装、教育、卫生，居民管理等事务。而这一切又集权于本堂神父一人，下属人员只能唯命是从，无权擅作主张。在磴口地区很长一段时期掌管各级堂务的主权，悉为外籍神父，国籍神父只是属于被支配地位。
宁夏教区及磴口地区的传教布道点先属于西南蒙古教区，后来改为宁夏教区。它原先包括绥远二十四顷地以西（后以包头以西为界）西至宁夏全境，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全境，陕北安边、靖边、定边，全属于宁夏教区所管辖，主教宗座府就设在磴口的三盛公。这是这一地区权力最高，机构健全的首府，主教即住在这里，指挥着全教区之行政、教务、外事等事务。
各教堂地点多设在交通要道和人口较聚居的村落镇地，内蒙古西段的河套地区，选择了三盛公、补隆淖、渡口、东堂、黄羊木头、乌兰淖、陕坝、三道桥、王良滩、大发公、圣家营子、玉隆永等地。在宁夏省银川北选择了平罗县的五堆子、红崖子、下营子。这些地区文化不发达，人民处于愚昧状态。清末民国以来，灾荒频仍，盗匪崛起，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财产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天主教传入之后，略事施舍救济，加以组织便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天主教在这个地区鼎盛一时，以致这个地区的人民只知有天主教、梵蒂冈、罗马教廷，而不知当朝执政者为何人。显然这里已成为天主教王国。兹就磴口各教堂分布和建立情况叙述如下。
一、三盛公教堂
初建于1880年，它坐落在黄河北岸，辖区西临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北至黄土档，地处河套平原西端，为绥宁走廊水旱两路必经之地。旱路由原绥远、包头、前旗、五原、临河、杭后途经三盛公黄河北岸，西经粮台、二十里柳子、上江、傅家湾子、磴口（现在阿拉善左旗巴音牧仁苏木原磴口县府所在地）官地、稗子地、乌兰木头、乌达（原三道坎）、二子店、石嘴山，直达宁夏的银川市；水路由包头逆流而上，贯穿整个河套，与伊克昭盟隔河相望，穿宁夏全境，而进入甘肃。在三盛公河岸的巴拉贡门子设有渡船，若取道伊克昭盟西赴，可从此乘渡过河，途经喇嘛庙萝贝召、百眼窑、棋盘井、拉僧庙，渡河到达石嘴山，取道旱路可达银川。因此三盛公为当时磴口各商号、甘草场、蒙汉贸易、人口聚居的重镇。主教府设在这里居中心地带，可以囊括后套、伊克昭盟、陕北三边、宁夏银川以北地区，是传教布道的理想之地。从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地理环境来看也居于中心区，所以“圣母圣心会”的比利时籍传教士德玉明、桂德贞等到此不久，便选择了这里为“长治久安”之地，安营扎寨，设点传教。经几度春秋，几度寒暑的苦心经营，教务发展大有成效，遂决定修一规模宏大的教堂，以拓展这一地区的教务。
1888年，德玉明主教设想另行建一座宽敞雄伟的高大经堂，地址选择在离旧堂二里许的一个大土丘上。德积劳成疾病故，由荷兰人韩默理继任，委派谙熟于建筑技术的兰广济神甫设计了图纸，于1890年先行备料，一切木石用料都取自宁夏兰州水上运来，就地招聘土木技工，廉价雇用逃荒饥民破土动工，历经3年多时间，完成了此一在磴口地区极其宏伟高大的建筑物。
圣堂面积占地1亩多（675平方米），成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根基深挖近两米，底部用经久耐用的大块炭作基础，炭上铺着有规格的条石，石条上砌着横平竖直的精制砖。堂高3丈（10米）堂顶用铁瓦覆盖，窗上镶嵌着五色花纹的玻璃，室内布置得整齐美观，有各种神态严肃庄雅的画像，设有祭台一座，小祭台4个。祭台下面圈有3间大的墓穴一处（外国教士尸体寄于此处），堂院大门口上建一钟楼，高3丈许，上悬两口铜钟，敲起晨钟远在10里之外亦能听到声响。大堂内能容纳善男信女3000余人颂经祈祷。在极盛时期这一教区的虔诚的教徒从四面八方云集在三盛公城里，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特别在逢四大瞻礼或庆祝大典时，于凌晨开始顶礼膜拜，跪在堂内院内的信徒唱经声朗朗动听，奏乐声悠扬嘹绕，充满堂内，让人叹为观止，留连忘返，可谓这一地区盛况空前之聚会。
大堂东侧建有男校一所，设有教员室、教室、学生宿舍。距大堂300米处的东北角建有小修道院一处，布置有小圣堂一座，正中间为院长办公室，修道生的寝室，一边有自修室，并有课堂两座和图书室，另一边亦建有修生的寝室。校院宽敞远离其他房舍，独占一院以示离开俗间，超然尘世；大堂西侧建一女校，另辟一院，其间有修女室，女学生寝室，自修室几间，课堂几间，还有如早在1888年以来收容的男女弃婴开辟的育婴院；大堂北侧正中间处建有主教小堂，主教办公室、卧室、神甫住房、会计室、藏书室、灶房、餐厅等。
三盛公教堂既为主教府所在地亦为这一地区的主堂（领堂），它的半径管辖圈内，西有金沙庙、南粮台、兴盛扬、富太奎、西南有双合成、旧地（1886年建）、圣母堂（1887年建）、东有南套子，东北有天兴泉。其中南粮台建于1886年，经堂面积200平方米，当年贝清明在此任本堂。天兴泉建于1886年，经堂面积250平方米，胡司铎曾任此本堂。1927年之后，迭因兵荒马乱，土匪蜂起，上述一些地区改为日常送弥撒点，逢大型瞻礼、庆典，教徒都来三盛公颂经祈祷献仪。
围堡建立围堡巩固教务。1896年磴口地区以三盛公教堂为开端大兴修筑围堡工程之举，一为防范出没无常匪徒之骚扰；二为管理教务之便利。所以，大肆招募工人进行建筑。三盛公围堡建成后周长达3华里之许，留有东西两门，墙高两丈，宽五尺，墙顶端有六尺高的隐身墙，四角建有守卫炮台，民团武装值勤人员可以在城顶部巡逻放哨。堡内以东西门通衢为界，北部区悉为教堂所占，北墙内植有桃、李、杏、枣等果树。菜园内栽培着葡萄，自行酿造葡萄酒，并雇有园丁种植食用蔬菜，南部一半为教徒居住区，约百十户之多。
历任主教
闵玉清、方司铎、石扬修、贝清明、罗明坚、狄司铎、吕文化、文海迪、樊静安、韩斯廉（均为外籍神父）
谢久敬、常西满、孙雪帆、徐声波、王世彬（均为中国神父）
1982年至目前先后有石玉安、郭正基为主教。
二、渡口教堂
渡口堂为磴口仅次于三盛公教堂的第二大堂。渡口总面积17万多亩，在三盛公之东。东南邻黄河北岸，与伊克昭盟之杭锦旗隔河相望。西靠大滩渠与磴口县原第三乡交界，南毗邻东地之杨留柱圪旦（东柳子），在旧社会属磴口县第四乡。全境土地平坦肥沃，居民集中，人民生活富庶，除了个别回民户，山西保德县人外，其余悉为天主教徒。最初有教徒800余人，最多时达2500余人。渡口这一名称是由一摆渡蒙古人——毛脑海而得来的。
渡口堂于1902年建立（亦说1903年建立），当时的渡口堂全境还是一片茫茫原野，遍布红柳、河柳、白茨、芨芨等灌木杂草和沙丘。人行及车辆来往还得绕着棘草空隙沙丘两侧行进。建堂伊始由梅禄曼神甫（比利时人）主持，从开始教务较早的三盛公信徒中发动了一批强壮劳力，自带口粮早出晚归，斩棘削荆，铲高垫低，开辟了一条由渡口通向三盛公的便道。并由老教区——现凉城县岱海滩移来的教徒中动员了十八户定居在渡口垦殖。这批人的后裔，如胡三喜、段二、武四、高从礼、高从智、刘四圪旦、韩克罗、胡宽子、张宣、武元仁、张爱、胡正义、张进为、张福寿、张三海、张义子、邢寡妇、邢虎般、潘寡妇等。其后人健在的，目前还住在渡口。
渡口堂于1957年翻修缩小，即现在的经堂，长35.6米，宽12.4米，计441平方米。经堂坐落在城北端，堂门口有两株高约34.5米，粗围约2.85米的钻天杨。经堂后侧建有神父修女住宅，分隔在两侧。厨房、饭厅、储藏室，育婴室应有尽有。一所完全小学建在堂院东南端，女校在西南侧，书房一所，附设有诊疗所一处。1929年本堂神甫吕文化修起东西宽1360米，南北长1700米，周长约三里许的小围堡，将天主堂、神父住宅、男女学校，两个花、菜园以及部分教民住宅包围在内，初占地约100市亩，后邓德超第二次任本堂，扩建城垣，于1930年动工，1931年竣工，又修起较大的城堡，将小围堡和村内居民全部包括进去。建堡费用曾按居民占地多寡摊付一部分外，不足部分由天主堂支付。城堡东西宽280步，南北长386步隐身墙高6尺，城垣墙基铺底8尺，高1.2丈。扩建后的大围堡周长约2公里，四角建有碉堡炮台。1926年左右由马神甫（比利时人）组织起民团武装四五十人，可在上面巡逻放哨守卫。留有东、南两处城门，西、北各留有小门，城门紧闭，出入行人得经侦询。城垣北外侧辟有大树园一处，用地50亩，种植的杨、柳、榆树，杂草茂密没膝，雉鸡野兔奔窜其间，为神甫们持枪狩猎游兴之好去处。垣内辟有5亩大的菜园两个，种植的葡萄每年酿造葡萄美酒供祭祀和神职人员享受。另辟出较大的菜园一处种有各种蔬菜，所以这一教堂（领堂）到1946年人数之多，地域之大，收入之丰，权力之高为磴口其他教堂之冠。城内有南北街一道，南门直对经堂，东西街一道，南北街两侧有小型商店数处，食品干货店两处，大烟馆两处（庞富、王全福），绒毛商有天义盛一家，这些商号多与伊盟克昭境内，陕北神木商贩和驻扎军队中之军商打交道（教民在教堂之禁令下不得吸食种植大烟）。并有私人开设的碾磨坊数处，大榨油房三处（天义圣、武元仁、高从智），范三眼、徐存才、赵仓等人开设漏粉坊三处，药铺一座。
为了灌溉方便，1903年马神甫入主教堂之时开挖了一道新干渠即渡口渠，由南向北贯穿全境。此处政治、经济、水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一揽于教堂之手。国民党政权虽在此设有乡公所一处，辖保两个，甲20个，而乡保人员悉为忠实的教徒所担任，所行事务需与神父或会长、先生协商办理，才得以顺利进行。
渡口堂历任神甫有比利时人梅禄曼，荷兰人邓德超，还有吕文化、马神父、邓德超（二次）贝清明、郝鹏翰、文海德。还有国籍神父常西满、石玉安。
渡口教堂历任会长有魏金柱、张太、段拉万、燕二树、徐四牛、李九合父子二人，吕来栓、张永清、李枝秀、樊五、朱福贵。
1928年前渡口区域内只在杨留柱圪旦、骆驼脖有八株柳树，之后在天主堂的倡导下，开始营造林园。继之有武元仁、任二虎、段文廷、周三喜、李喜智、张永清等富户营造有林园，目前这里林木丛丛，每到夏天，渠堤道旁林木成荫，一片好风光。
三、东堂
为传教士先驱者德玉明、桂德贞等三司铎1875年来西套时落脚之处。原建有经堂一处，面积250平方米，并建有男女校舍。1933年在原断壁残垣的基础上，复修小城一座环城大约三里许。东堂西侧有营官牛犋，北侧有红盛义，南端有丁家圪旦、温家圪旦，东南五华里处有韩家圪旦，东有郭家圪旦，为原国民党时期之第三乡二保区域。这里曾住有神甫修女。
四、补隆淖天主堂
是磴口境内第三座大教堂。1904年由比利时籍神甫郎国安修建，经堂面积350平方米。它位于磴口出境处前往杭后、临河边境之乌拉河西侧，为磴口第五乡所在地。它的区域为西至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之沈家河右侧，南端至坝楞乡之红盛义；东部靠总干渠，北至艾家湾子两苗树，总面积5500余亩。境内居民多为信天主教者，少部分人信奉佛教。土地权分掌在天主堂和地主袁、吴两家之手。沈家河插西部边缘而流入今协城乡境，经堂坐落在绥宁公路西侧。1929年由戴德超神甫修建起围堡1座，周长二里许，经堂、学校，男女神职人员住所，诊疗所均包括在围堡内，居民围住在围堡的南、北、西三侧，马路（公路）西侧居住着回民若干户。补隆淖教堂次于三盛公、渡口两堂的规模，但它是连接临河、杭后各教堂之纽带。解放前阿拉善旗磴口虽与临河、杭后跨省在政治上分省管辖，各不相关，但宗教事务的联系与管理并没有因此而受阻。补隆淖半径之内管辖的召滩堂就座落在临河境内，这里也建立过简易经堂，迭因河槽改道，杨家河、乌拉河平口引水之变迁，教徒居民不多，而改为补隆淖教堂之送弥撒点。补隆淖教堂自建立起来后，就常住有神甫、修女、教书的先生，就地选用了会长、管账先生。历任本堂有外籍神甫郎国安、于广义、梁明善、戴德辉、高明道。中国神甫有郝若旺、孙雪帆、李枝荣、武慕安、冯进礼、李文枢。教徒发展到1000多人，而召滩一处另有教徒400余人。这个堂的特点是中外神甫人数各半，大概是这处教堂经济来源不大，教务又不繁忙所致吧。1972年拆毁。历任会长刘王正、掌柜赵二愣、先生何起俊。
以上四个教堂——三盛公、渡口、东堂、补隆淖的布局基本上囊括了磴口县四个乡——二、三、四、五乡全境，及阿拉善旗之磴口地区4个巴格——磴口、道劳素亥、哈拉霍尼图后改为巴彦套海、沙金套海的一半之地归属了天主教堂。特别在庚子教案割地赔款之后，这里成了天主教王国，各教堂的掌权司铎也悉为外籍神甫，住在主教府所在地三盛公的外籍男女神职人员，权限高于国籍神职人员，不平等条约给国家蒙受了灾难，给中国天主教也带来了屈辱。如从甘肃调来的外籍女神职人员要教徒称呼“姑奶奶”，住在上院，而本国修母就被呼之为“修女”，住下院。外籍男女神职人员趾高气扬，而国籍男女神职人员俯首听命，自尊感、民族感受到了损害，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屈辱，这是特点之一。天主教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经利玛窦传入中国，到1946年，一切教制不能走上正轨，常是代理性的。例如教区名称，从一开始就称“蒙古教区代牧区”，意即代替罗马教皇在内蒙教区执行任务的区域。以后虽称为“绥远教区主教”，但按教会公文写法，仍然是代牧，而不是地方性的自立自主的主教，与欧美独立国家的天主教区主教名称不同此其二也。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订有传教士们在各地传教自由和受到保护的条文，因此，传教士们身带武器遍踏中国各地，比之中国人在国内行动迁址还要自由得多，遇有外事交涉不是以法国为首的各国使馆出面支撑，就是胁迫清廷总理衙门饬令各地依从外籍传教士们的“要求”。这些有辱国格不平等行文在阿拉善旗档案中存有大量的资料，外籍传教士们为传圣教而采取的这些手法，给宗教蒙上了政治色彩的阴影。居心所在昭然若揭，此其三也。不经当地政府批准，擅自移民开渠垦殖，建教堂、筑围堡，拥有民团武装，虽说抵御匪患，但亦属特权之表现。对磴口地区，马鸿逵入主宁夏政权后又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和控制，这就使当时的阿拉善旗执政的札萨克达理札雅等上层官员们忧心忡忡，不得不加重对这一地区的防范，这样就形成了磴口地区的特殊环境——马鸿逵、天主堂、阿拉善旗互相角逐的三股政治势力的局面。磴口的人民自然也就俯首在这三种政权下生活，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结束了这一地区的特殊政治局面。
五、教堂民团武装之建立
清末民初以来，盗匪蜂起，散兵游勇横行乡里，殃及人民，生命财产难以自保，这种祸患在口外地区尤盛。自马化龙造反，义和团农民起义，哥老会以来，边外这块政权鞭长莫及的地区，就成了土匪随意出没的地带，不少传教士和教徒死于匪难者日有所增，为了防范不得不建立围堡、武装。那么各地区的围堡相继建立起来了，就得组织武装，因此各地天主堂就从当地教徒中选拔青壮年日夜轮流放哨。平时每堂口约十几人，有事召集，无事回家生产，是一种不穿军服的自卫队，任务是侦察来往陌生人，不知底细者，不准进入堡内，这是武人的由来和运用。
有了武人，就得有武器，二者不可缺一，才能保平安。天主堂的武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筹集而来。庚子年以前外籍传教士来华时都自带有自卫枪支和猎枪。庚子年以后，经过教案处理，从官府领回一部分自卫枪械（180支），如“二人台”、“火枪”、“老毛瑟”等分给了三盛公30支，一部分是从散兵游勇中购置而来，多为教徒所拥有。1915年马福祥任宁夏镇守司令，马与邓德超交往深厚，马去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时路过渡口，邓率领教徒远出欢迎，接待在堂内，盛情之下邓向马索要了20支枪和部分弹药。其他教堂多向散兵游勇手中购置而得。天主堂有了围堡，有了武人，有了武器，就有了自卫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教徒，安定了社会秩序，一度使磴口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安心生产，生活得以好转。加之当时的阿拉善旗的保安队能随时追剿匪患，维持社会秩序，使这一地区一度呈现和平景象，生产生活水平有所上升。
写于1988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