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杨
一、西夏王国的消失
西夏是11世纪初崛起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新兴王朝，它为羌族的分支党项族所建。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西夏的活动区域一度东临黄河、西抵玉门关、南迄萧关，曾与宋、辽成三足鼎立之势，雄踞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的大部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的大部，以及陕北的部分地区。
由于境内党项、汉、回纥、吐蕃、蒙古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西夏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均得到相当发展。畜牧业以盛产骆驼著名，羊马亦多，手工业主要有织毯、兵器、印刷、陶瓷等等。西夏最强盛时，其帝李元昊曾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造西夏文。到了1039年，西夏文字自成体系，史称蕃书或蕃文，通常与汉字并列使用。西夏文记录的是党项族语言，属表意体文字，使用传播的范围曾遍及中国西北地区，历时长达近200年，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创仿汉文字使用期最长的一种。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蒙古各部，势力强盛，多次发兵征讨金国和西夏。西夏在最后的23年中，先后遭受蒙古军5次进攻，其中，两次发生在安全执政时期。1219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远征中亚。1224年，西夏李遵顼让位给次子李德旺。李德旺想乘成吉思汗西征未归的机会，联合漠北蒙古部落共同从后方袭击蒙古汗国。留驻华北的蒙古军得知西夏这一阴谋，立即调兵攻破陕北银川。西夏军战死数万，人口、牛羊被掠走数10万，守城主将塔海被俘杀。李德旺又只得表示愿遣人质请降，蒙古军暂时退兵。
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胜利返回漠北。次年春，成吉思汗以西夏拒绝出兵帮助西征，并且不纳质子为由，向西夏讨伐。这回是东西两路夹击。西路蒙古军由西域东进，兼用攻坚和诱降两种手段，连克西夏右翼沙、肃、甘诸州。成吉思汗亲率东路10万军从漠北南下，三月攻克黑水、兀剌孩等城，乘胜直驰贺兰山。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俘。七月，蒙古两路军队会合攻克凉州，西夏守将斡扎箦力屈投降。继西夏帝位仅4年的李德旺惊悸而死（46岁）。李德旺侄子南平王继位，他是西夏的末代皇帝。
1226年八月，蒙古军越过沙陀（今中卫县西），抢占黄河九渡，攻克应里，这时城中“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骑兵驰过冰封的黄河，猛攻灵州。西夏遣嵬名令公率10万大军到灵州，支援主将德任，西夏军全力抵抗。这次战斗之激烈，为蒙古军战史上所罕见。灵州终于陷落，德任被杀。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灵州后，四出搜杀西夏军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无一二，白骨蔽野”。蒙古军乘胜包围了中兴府。
1227年初，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围城外，自率主力南下攻克金国的积石、临洮、西宁等地（今甘肃和青海两省境内）。六月，成吉思汗回六盘山避暑，遣千户察罕赴中兴府招降。这时中兴府已被围困半年，曾率军坚守孤城的西夏右丞相高良惠已积劳病死。城中粮尽援绝，当月间又发生强烈地震，瘟疫流行。末主李睍只得遣使请降，并求宽限一个月，以便迁移民户和准备贡物亲自朝见成吉思汗。七月，李睍亲领大臣孛仲谔和嵬名令公等，带着贡物黄金佛，金银器、童男童女以及驼马等，南下六盘山投降。这时（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刚病逝于清水县（今属甘肃省）西江（牛头河）流域曲河之哈喇图行宫，蒙古军谎言他有病，令李睍等在帐外行礼。3个月后，随蒙古军北上，蒙古将领依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他杀死。这个实际在位仅一年的末代皇帝成为西夏王国的殉葬人。西夏经历190年（1038年～1227年），10个皇帝，至此灭亡。蒙古大军进占中兴府，顽抗蒙古军的西夏军民大遭杀掠，少数遗民流离失所，逐渐融合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中，西夏文字亦遂告消亡。
元朝建立后，朝廷设馆监修宋、辽、金等国国史，但唯独对立国近200年，拥有自己语言文字及系统典章制度的西夏国置于不顾，就是先后攻打5次，均有反坑不想归顺之缘故。由此，使得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西夏文献尽遭亡佚，湮灭殆尽。
由于在宋、辽、金等三国历史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西夏王朝，因而，后人得以窥见西夏在立国以来所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文化。甘州（现甘肃省张掖）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佛像身长34.5米，这就是西夏雕塑艺术的杰作之一。既然这样，分别记载在《宋史》《辽史》《金史》中的西夏文献毕竟过于支离破碎，使西夏王朝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始终是一段难以弥补的空白。元、明之际，有关党项人的活动踪迹，便已经完全绝于史籍。
清朝嘉庆年间，甘肃籍考古学家张澍在凉州（武威）清应寺发现一座古碑，碑文题铭为“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系汉文与西夏文合壁，自此，这种无人识读的古代仿汉文字，才首次在中国重新露面。
二、俄国探险者之黑水古城的发现
科滋洛夫是沙俄帝国受沙皇尼古拉二世器重的探险家，他曾5次到过中国，先后在西藏、新疆、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活动。有关西夏黑城情况，因史载阙略，过去一直鲜未有人予以关注。1907年春，当他准备第4次来中国前，忽然接到通知，沙皇将要在冬宫接受他的觐见。科兹洛夫喜出望外，拜见了沙皇。沙皇对科兹洛夫在中国的活动勉慰有加，不仅从国库拨出3万卢布给他的探险队作活动经费，而且还赐给他一批步枪、左轮手枪及大批弹药。
科兹洛夫越过中国边境，直奔额济纳旗。他首先拜见了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王爷，以步枪、手枪和留声机作拜见礼，讨得了达什王爷的欢心，然后编造出为当地牧民寻找水源的诺言，获取了在这一带四处活动不受阻碍的特权。其实，科兹洛夫此番前来，是专为寻找黑水城打掩护的。几年前，有个名叫波塔宁的俄国人在这里找到一座被称作黑水城的古城堡，自他之后，虽然先后有几拨俄国人试图到黑水城“探宝”，皆因受当地牧民坚决抵制空手而归。此次，科兹洛夫以重礼买心，甜言蜜语编造谎言，使达什王爷相信了他的谎话，得到自由活动的特权，而且还派出向导给其带路。当科兹洛夫见到一座座大沙包环护下的黑水城墙时，兴奋得差点跳了起来。
1908年6月12日，是考古史上一个值得记载的日子。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那座10米高的佛塔中，发现大批保存完好的西夏文献。由此，使中世纪时期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消亡了古代王国——西夏，首次在国外揭开神秘的面纱。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大批西夏文献，其中包括《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音同》《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西夏法典）在内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数千种，其编号高达8090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回纥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书籍和文稿。其他历史文物，更是不计其数。例如那些绘在丝绸、麻布和纸上的佛教绘画、青铜镀金佛像和泥塑佛像（其中就有绝世孤品双头佛）等等，他如获至宝，当即席卷而归，珍藏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和东方研究所内。消息传开后，英、美、日等国垂涎不已，但沙俄帝国视其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从而使西夏文献在国际上声望陡增。
三、国人对西夏学的研究
我国国内研究西夏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为清代，这个时期是搜集整理汉文文献时期。第二步为清末民初，这个时期是注重西夏文字文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是研究西夏史时期，这是第三步。
我国学者对西夏历史的注意始自清代中叶。据我所知，在这个时期主要著作如下。
周春（1729年～1815年）的《西夏书》；洪亮吉（1746年～1809年）的《西夏国志》；秦恩复（1760年～1843年）、王昙（1762年～1817年）、徐松（1781年～1848年）3个人的《西夏书》；无名氏的《西夏志略》；陈昆《西夏事略》；吴广成《西夏书事》（42卷）；张鉴（1768年～1850年）的《西夏纪事本末》；张澍（1776～1847）的《夏书》（被毁）、《凉州府志略考》附《西夏纪年》；王仁俊（1866～1914）的《西夏艺文志》1卷、《西夏文缀》2卷、附《西夏文逸目考》1卷，这三种书收入他的《辽文萃》中，光绪三十年铅印线装本。
这些著作有的没有完成，有的虽然已经成书而未付梓印行，或已失佚，幸免存世者只有那么几本。以上这些基本上是以搜集排比西夏史料为主的西夏史料著作，对后世的研究有一定影响。
这里顺便介绍一位识读西夏文字的清代学者鹤龄。鹤龄字九皋，其生平不详，据古钱币学家翁树培记述，鹤龄官刑部时曾对翁说：他旧日在清字（即满文）经馆供职之际，闻绥远城山顶古庙塔圮，得经一函，瓷青纸、金字，共8册。他据经名对译出经名与卷数名，即西夏文《佛说妙法莲华经》。后来西方人法国学者毛里斯（M。G。Morisse）以所得泥金字西夏文《妙法莲华经》首次解读西夏文字取得成果，当得益于此。
清末民初的这个时期，是介绍和研究西夏文字、文献方面较为突出，这方面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几人。1913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寓居日本，在一位俄国汉学家那里，发现一部从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与西夏文对照的双解语词集《蕃汉合时掌中珠》。他后又发现一部俄文、藏文、西夏文对照编印的文字书《音同》，喜出望外，设法誊抄翻印，由此，引起不少人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个范围不大，但颇有成效的“西夏学”热潮。
罗氏父子之后，继起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是王静如。西夏史著述最重要的有清朝进士、清史馆窜修纂修、四川开县人戴锡章。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字学者是甘肃省临夏人邓隆（1884年～1938年）等。他们的著述有：
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1914年）、《西夏国书类编》（1915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1914年）。戴锡章《西夏纪》（1917年撰成）28卷，1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线装本、还编撰《西夏丛刊》10余卷及《西夏地理考》，这两本未见传本，另有《西夏纪凡例》单独一册抄本。邓隆《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应塔碑后》。罗振玉、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西夏文汉文对照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1927年）、1935年抄写刊印西夏文字驰《音同》。罗福苌、罗福颐分撰《宋史夏国传集注》（罗福苌始撰，稿未过半而早逝，后罗福颐续撰完成）14卷；罗福颐撰《西夏文存》1卷（1935年）、《外编》1卷（1935年）。王静如《西夏研究》共3辑。卢前《西夏文化轮廓》，朱希祖《西夏史籍考》，韩儒林《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贾敬颜《关于西夏国名二三事》，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等等。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汉学家陆续发表专著与论文，向外界披露黑水城西夏文献的部分藏书内容。作为中国古代裂土分疆的一个封建王朝，西夏史的研究中心竟出现在国外，这一事实足以使国内不少学界人士痛心疾首。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开始注意了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但是作为历史上已消亡的民族与国家政权如党项族与西夏国历史的研究工作，还未列入议事日程。这种情况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有所改变，到了1979年以后，西夏学无论是研究方面还是文物考古发掘方面，均有了蓬勃发展。解放以来发表的比较重要的著述有：韩儒林《西夏史》（1952年），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1955年），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1959年），王忠《论西夏的兴起》（1962年），章巽《夏国诸州考》（1963年），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1964年），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番部与堡寨》（1967年）等。
20世纪50年代初，四川大学吴天墀于1955年完成《西夏史稿》初稿，直到1980年才出版，从完稿到出版整整搁置了23年（期间对此稿进行了两次修改）。西安的曹颖僧撰《西夏文史荟存》三部（未出版）。香港学者林旅芝用4年时间完成40万字的专著《西夏史》，于1975年出版。1977年出版了史筠等人的《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简史》。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分6册出版（1979年），这部通史中首次把西夏放在专章的地位。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1979年）。罗福颐、李范文《西夏官印汇考》（1982年），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1983年），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年），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1册（1983年）。李范文汇集的《西夏研究论集》（1983年）、《同音研究》（1986年）。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198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1985年），罗矛昆《西夏史话》（1986年）徐庄、李萌《西夏故事》，史金波《西夏文化》（1988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1987年），白滨《元昊传》（1988年）、《党项史研究》（1989年），史金波《西夏佛教》等等。
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批批西夏文物被重新发现。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和安西榆林万佛峡石窟中保存有西夏壁画，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等对于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7月，文物工作者在甘肃皋兰县宏佛塔内，发现10余尊西夏彩绘泥塑头像、10幅彩色绢画以及大量西夏文雕刻版印刷的木质残版，更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消息，被国家文物局列入这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紧密协作下，承担起《俄藏黑水城文献》多册出版计划。至此，在宁夏方塔废墟发现的西夏文献，将与黑水城文献双壁合一，充分展示西夏文明的奥秘。
四、西夏古方塔，又一次重大发现
1990年11月28日，中国大西北“丝绸之路”上传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西夏古方塔，不幸毁于盗掘文物的不法分子之手！塔身已被炸塌，断壁残砖，满目狼藉，令人惨不忍睹……这件突发性案件，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自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一定要迅速组织破案，尽快将这一伙心狠手辣、罪恶滔天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这座方塔位于贺兰山腹地贺兰县金山乡境内的拜寺沟，高约30多米，为11层密檐式实心结构，它历时近900年，保存完好，如今竞毁于一旦，这怎不叫人万分痛心。
1991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年近花甲的研究员牛达生主动挂帅出征，带领一支小分队来到方塔所在地，对已经封闭保全的废墟进行清理性发掘。废墟中抢救出的中心塔柱，依然坚硬如初，它全长4米，上面书写着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的题字。这些文字字体清秀，笔画规整，核桃般大小的百余个文字，记载着西夏王室当年修建此塔的敕命诰书。在塔基下清理出来的文物，除了麻绳、丝绵、钱币、铁钎、印花与绣花丝织品之外，还有一个双面三角形彩绸连缀而成的舍利子包，其四周散布的模制泥塔婆和小佛像等，佛及饰物，竟达5000多个。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这里发现的汉文和西夏文书写的文献资料，多达20余万字。经考古界确认，这是继本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掘黑水城古城堡以来，古西夏文献发现最多的一次。
牛达生研究员从方塔废墟中发现的9册总计10万余字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该册，不仅文字清晰、装帧完善，而且还是世界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木活字印刷品。这一发现。将我国木活字印刷术的使用时间，提前了100年！
五、西夏三号陵中的重要发现
1998年7月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局的组织和西夏陵区管理处配合下，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杜玉冰副所长主持，从8月5日开始，对西夏陵区三号陵西碑亭（东碑亭已于1987年发掘清理）遗址进行历时35天的发掘，已发掘出三尊人像石碉碑和近400块西夏文碑石残片。
西夏陵被誉为“东方金字塔”，位于银川市西25公里处，分布有9座西夏帝王陵和208座陪葬墓，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1988年1月13日，西夏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号陵位于西夏陵区二区的东部，整个陵园由角台、鹊台、碑亭、外城、月城、内城、献殿、陵台等组成。碑亭位于鹊台与宫城之间，碑园中轴线西侧，东西两座对称排列。三号陵因其高大雄伟更是备受瞩目，是旅游者必到之地。位于三号陵陵区之内的西碑亭，由于年代久远，从外表上看仅存砖土堆积的高台，并无特别之处。考古发掘人员在清理中发现，碑亭基座平面呈正方形，底座边长20米，上部面宽16.5米。夯土台高2.2米，夯土台四面原用砖包砌成阶梯，亭台南面建有登台道。亭台之上多种建筑遗迹清晰可辨，亭台铺设的砖许多完好无损，排列有序的20.5个柱洞历历在目。亭室内外所铺砖也有区别，室内为圆形多用梯形砖，而室外基本都铺方形砖。亭外还铺有廊道。
此次发掘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堆积物以砖块为大宗，约占覆盖物总量的90%以上，出土的瓦类不及1%；有柱洞无柱础石，有灰坑而无木结构烧毁遗留物。最引注目的是三尊人像石雕碑础座的出土。考古发掘者在清理中发现，碑厅碑础座原有四尊。一尊已毁为一堆碎石，一尊上部略有损伤，两尊完好无损。这三尊有两尊雕像完全相同。从这点我们可以断定，已毁的一尊雕像应与现有的单尊相同。这三尊石雕人像碑础与以往在陵区出土的碑造型大体相近，但形体略大，面像也有不同，面部上有彩绘的墨迹，均可定为一级文物。这三尊碑座与中原汉族地区多用龟石驮碑有所不同，西夏陵出土的碑座却雕成人像，但这些人像，像人非人、像兽非兽，人像或双手拄地或双手托天，突出的双角，肥硕的乳房，都有象征意义。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碑座里蕴涵着西夏党项族的精神寄托和审美情趣。从拄地托天中可以看出，有顶天立地之意，硕大的乳房，表现生命的力量。整个造像表现党项族的勇猛、顽强、坚毅，象征自立、自强，忍辱负重的精神和所崇尚、尊奉的图腾。
这次发掘中如此之多的西夏文碑石残片的出土尤其令人惊喜，这在以往从来未有过的。残片上面字数不等，少有一字，多有十几字，还有两块最大的残碑上面不仅有龙和花草的浮雕，而且西夏文碑文背为描金字，更是首次发现。这两块残碑正是碑首。因此，拼对完全可以推测计算出原碑的宽度等尺寸。过去考古学者们根据西夏陵区陵墓的排列顺序推测，三号陵可能是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之陵，但一直未找到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这次出土残碑的拼对、翻译，很可能会找到确定陵主人的证据，揭开许多历史之谜。
目前，海内外学界面对西夏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专学。中外学者将通对西夏出土文献的考证、解读，充分了解和探索西夏王国的历史文化，以补救当时战乱所造成的严重创伤，从而为世界文化史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