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皖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赈灾义演。浙江省也组织了赈灾演出。俞鉴所在的浙江军区京剧团全体参演，邀请盖叫天、谭富英、小盖叫天（盖叫天三子张剑鸣）、杜近芳、杨盛春、郭元祥等名角，以及上海的一些“名票”联袂演出。
这次演出是军区京剧团与地方剧团的首次合演，团里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完成助演、配演，整台剧目文戏多，武戏少。演出之前研究参演剧目时，团领导挺犯难，说这次请来的都是名角儿，咱们拿什么戏开锣才合适呢？全本《武松》和《关公之死》都太长，其他剧目也不适合，最好是时间短、内容精的传统武戏。这时有人建议说：“就拿俞鉴的《乾坤圈》吧，短小精悍，又有武打技巧，用这出戏开锣，既能给几位名角儿留一个好印象，也显得我们部队的京剧团不是没有像样的主演。”当时，团里最拿得出手的武戏就是俞鉴主演的《乾坤圈》。
就这样，杨盛春的《战马超》（即《两将军》）《武文华》，盖叫天的《卧虎村》，小盖叫天的《金钱豹》，加上俞鉴的《乾坤圈》，这五出戏组成了这台节目的武戏阵容。
谁也没有料到，最受欢迎的竟是年仅二十二岁的小女兵俞鉴主演的《乾坤圈》。论当时的名气，她根本无法与前几位“大师级”的艺术家相提并论，但由于她是年轻女性，又是解放军里的女武生，这使平日看惯“须眉”武生的观众和戏迷感到耳目一新；加之她技艺超群，表演和武打都十分精彩，不仅观众叫好不绝，也得到了前辈演员的高度评价。
俞鉴当时并不知道，她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郭元祥、杨盛春等著名演员就在大幕里的台口两侧观看，边看边夸：“这女孩子真棒！想不到军队的剧团里也有这样好的武戏！”还说当时达到这种水平的京剧女武生，连北京也不多见。
在长达半个月的赈灾义演中，俞鉴先后主演了《乾坤圈》《战马超》《卧虎村》《李家店比武》《洗浮山》等剧目。演出盛况空前，她这个扮相英武、武艺高强的青年女武生，也给盖叫天这位艺坛名宿留下了印象。
不久，团里派俞鉴和武生演员王天柱到盖叫天先生家中，请盖老为两名年轻演员指导表演艺术。
盖叫天本名张英杰，原籍河北，八岁入天津“隆庆和”科班学戏，十岁登台，既工武生，也工老旦、老生，幼功深厚，技艺精湛。十二岁到上海后改学文戏，首次在沪登台；其后随班赴汉口，演出于“天一”茶园和“满春”茶园，以《定军山》一剧最受观众欢迎。十五岁应上海春仙茶园之聘抵沪，从此改演武生戏，常演剧目有《伐子都》《金雁桥》《界牌关》《花蝴蝶》《长坂坡》《武文华》《蜈蚣岭》等。1904年十六岁时由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举荐，清廷拟召其入宫内供奉，盖叫天拒不奉召。二十岁回上海，相继在“老丹桂”和“丹桂第一台”演戏，此间适逢梅兰芳初次来沪演出，盖叫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
辛亥革命前夕，盖叫天坚定地反对清廷统治，支持革命艺人演出反清戏剧。1912年二十四岁时首次赴北京演出，两年后加入上海天蟾舞台，演出达五年之久。此间创排多出剧目，先后与冯子和、赵君玉、小杨月楼等名角同台演出，并与第二次来沪的杨小楼在天蟾舞台合演《莲花湖》和《义旗令》。二十八岁时二赴北京演出，此后至上海解放前，先后演出于上海申江亦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近十家著名舞台和戏院，排演《乾坤圈》《七擒孟获》《楚汉相争》《西游记》《狮子楼》《武松》《三岔口》等多出剧目。
盖叫天曾因不愿受资本家的挟制而遭排斥，也曾遭流氓逼迫而停演。尤其是1923～1933这十年间，除赴南昌、汉口、宁波、开封等地作短期演出外，长年困居，得不到整期签约演出的机会，以致生活窘困，靠典当、借贷度日。但他不以为苦，长年坚持练功不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盖叫天获得了新生，他积极参加义演和社会活动，曾在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参加上海市戏曲界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演出，还拍摄了纪录片《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先后获文化部荣誉奖，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浙江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主席。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为他举行了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盖老在会上作了题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中国共产党》的发言（后收入《粉墨春秋》一书），感人肺腑。是年盖老已六十九岁，仍赴江西、湖北等地，深入部队、厂矿为工农兵演出，并在杭州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冒雨撑伞，步行至盖老家探望。1971年，八十三岁的盖老在杭州因受“四人帮”迫害而含恨辞世。
盖老一生勤学苦练，善于思考，青年时期在武戏技艺上便有很多独创，中年以后更是深入钻研武生戏的人物形象塑造，着力在“武戏文唱”中下工夫，创立了武生流派“盖派”艺术，演艺水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最拿手的两出戏是《三岔口》和《十字坡》，人称“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周恩来总理称赞盖老“勤学苦练，几十年如一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陈毅同志也曾为盖老题词：“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这样赞美盖老的表演：“快起来如燕掠波，舒缓之处像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走玉盘，戛然静止就像奇峰迎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盖老1934年在上海大舞台与陈鹤峰合演《狮子楼》时不慎摔断右腿，断骨穿靴而出，后为庸医所误将腿骨接错。他以超人意志以伤腿猛击床栏复断，另请医生重接，两年后腿伤痊愈复出。这段故事在艺坛传为佳话，作为后辈武生的俞鉴自然十分景仰。
盖老长住杭州，故居位于西湖风景区赵公堤旁的金沙港畔，雅号“燕南寄庐”——从这名字可以感受到盖老的绵绵思乡之情。盖老的家，建筑风格南北交融，既有南派的白墙黛瓦，又有北派的四合院和围廊（“文革”期间，盖老的住宅被占为民居，现存建筑仅为正厅“百忍堂”和左右厢房），是一处清幽雅致的所在。
来到盖老的住所，俞鉴和王天柱自报家门，说是解放军京剧团的演员，盖老客气地将他俩迎进家中。时年六十有二的盖老给俞鉴的印象非常精神，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进到室内，宽敞的客厅散发出淡淡的檀香味儿，八仙桌、太师椅、茶几等都是红木，摆法别具一格，很有品位。墙上挂的也是红木匾额，几个有年代的大瓷瓶十分气派。
落座后，俞鉴自我介绍说是王其昌的徒弟。盖老说知道，他听说过。一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她在上海已小有名气；还有一层，王其昌是盖老的侄女婿。论辈分，俞鉴得叫他“盖爷爷”。
盖老对俞鉴说：“我看了你的戏，功底不错。”第一次与盖老“零距离”接触，两个年轻人充满崇敬之情，恭敬地期待盖老的教诲。
盖老沉吟片刻，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他说，他亮相的造型来自寺庙中四大金刚、五百罗汉的神情；平时练高、矮相时，则先用家里的古董花瓶摆好位置，边看边琢磨。
望着燃香的袅袅烟雾，盖老眼神迷离，说他“跑圆场”是看着香雾绕的“弯儿”琢磨出来的；还有，马趟子怎么走才漂亮，亮相怎样才能摆得好看……这些都是他经常琢磨的。又说他最爱逛寺庙。
不知不觉间，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上午十点多钟，盖老起身说，该给他儿子练功了。自小在师傅家练就“眼力见儿”的俞鉴自然明白，这就是下“逐客令”了。她早已听说盖老家有间屋子是专门给他三儿子“小盖叫天”（张剑鸣）练功用的，但具体练法严格保密，外人看不到。
那段时间，两个年轻人接连去了两三次盖老家，尽管每次盖老的话都说得不多，但她仍然觉得颇有收获。比如盖老向他们示范过几个武松的动作，摆过几个英武神气的亮相，都是全本《武松》里《打虎》和《狮子楼》里杀西门庆的“相”，盖老还用花瓶给他俩摆出几个高、矮相。
回来后仔细琢磨，俞鉴越琢磨越觉得盖老的话有道理。他讲戏情和戏理，主要是怎样向生活学习，只是不涉及具体的技巧而已，更多的东西要靠自己去“悟”。
具体到自己常演的《乾坤圈》，俞鉴当然知道此剧是由盖老所创。1919年，盖老的母亲去世后归葬杭州，在杭州住的半年时间里，盖老曾为创造《乾坤圈》中的哪吒这一形象而苦练乾坤圈舞。这出戏是俞鉴的开蒙戏之一，从十四岁首演起，到如今不知演绎了多少遍。现在她有机会在盖老家中亲聆盖老的教诲，又怎能不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向盖老学习更多的东西呢？冥冥之中，她觉得自己与盖老仿佛是有缘分的。
俞鉴决心学习盖老从生活中寻找表演依据的好经验。她想，既然盖老能从庙里的金刚、罗汉身上找“相”，我演的哪吒是小孩，为什么不能从学生身上去找“相”呢？学生也是孩子，他们在放学路上互相逗闹，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大的欺负小的，小的不服，以哭反抗……这就是现成的“模特”呀。还可以从儿童玩耍时的动作中去找“相”。当时杭州城站火车站站台的宣传画里有小学生跳绳、扔皮球的画面，俞鉴特地去看过很多次，仔细揣摩他们的神态和动作。后来，她将《乾坤圈》中哪吒被石矶仙打败后手哆里哆嗦的程式动作，改为抱头逃窜，运用到演出实践中，得到了同行的首肯和观众的接受。摆圆场时，她也仿照盖老的“香烟绕弯儿法”来做，亮相则按照孩子的特征去做，凡是被同志们认可的动作，从此便固定下来。
用心琢磨的结果，使她的表演更加真实可信。从此，俞鉴每演一场戏都有改进，团里的墙报表扬她的戏有进步，说她演得“像个孩子的样儿了”。
这是俞鉴初次尝试对《乾坤圈》进行小的改动。最大的改革是在后来，她花费了整整三十年时光打磨《乾元山》。
1950年代后期，盖老积毕生心血，口述了自传体记录《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何慢、龚义江记录、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本书与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周信芳先生的《周信芳舞台艺术》齐名，生动地记述了盖老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堪称经典，也是任何影像资料所不能替代的。
俞鉴家中至今珍藏着盖老这本首版于1958年、再版于1980年、定价仅为一元六角的书。翻开这本如今已破旧不堪的书，字里行间布满或红、或蓝的横线和圈点——这是俞鉴在反复学习、琢磨盖老的演艺经验时，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所作的标记。她希望自己能将盖老的体会“化”为自己的体会，将盖老的经验“化”作自己的经验，常学常悟，常演常新。
俞鉴从盖老处获益匪浅。她一生都是盖老的崇拜者和“盖派”艺术的追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