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鲁谟斯在整个中世纪末期虽未获得完全独立，但它却享有高度的自治。其首领是从13世纪至16世纪统治波斯的王室成员。正式的隶属关系主要以纳税的方式来体现，但它向帖木儿王朝及其他大国的进贡表明，忽鲁谟斯和强大的内地政权间存在着经济合作。因此，臣属与合作是相互联合的需要。显然大部分波斯地方史编纂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他们都以普通的话题来讨论忽鲁谟斯，而未给予特别或过多的重视。
鄂法兰（Fran.Jean Aubin）是第一位完全承认忽鲁谟斯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在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社会发挥独特作用的现代学者，他也是第一位关注忽鲁谟斯与其宗主国之间特殊关系的人。我们在以后的段落中将会频频引用他的论述。
可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忽鲁谟斯地方史在当代保留下来。在公元1350年（回历751年）之后，由忽鲁谟斯国王土兰沙（Turanshah）编撰的一部《王书》（Shāhnāmeh），可能在公元1622年（回历1023年）的战争中被英国人和萨法维人毁坏，但佩德鲁·泰克希拉（Pedro Teixeira）将该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了葡萄牙文，这一葡萄牙文著作则成为后来许多研究的起点。因此，在本书中波斯文的忽鲁谟斯史料将被更多地使用，我们将提到的有如下重要文本：
1）在13世纪（回历7世纪）统治克尔曼（Kirman）的《凯拉赫塔人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Qarakhita’i），忽鲁谟斯曾长期向其称臣纳贡。这部历史由纳速拉丁·克尔曼尼（Nasir ad-Din Kirmani）所撰。得注意的是，忽鲁谟斯从10到13世纪初（回历4～7世纪）曾是克尔曼和锡斯坦（Sistan）两省的主要港口。2）蒙古人从未占领过忽鲁谟斯，但有关蒙古人出现在伊朗的一部重要著作《瓦萨夫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Wassaf），对研究忽鲁谟斯历史非常重要。它叙述了从伊儿汗王朝（Ilkhānides）到公元1323年（回历723年）的历史事件。
3）帖木儿王朝（Timurides）从公元14世纪（回历8世纪）末占领伊朗时期出现过多部编年史，但像蒙古人一样，他们也从未统治过忽鲁谟斯。有三部著名的帖木儿朝史书提及忽鲁谟斯：两部由沙米（Shami）和雅兹迪（Yazdi）分别撰写的《凯旋书》（Zafarnāme）及阿卜杜勒·拉扎克·撒马尔甘迪（Abd ar-Razzaq Samarqandi）的《和海洋总汇》（Motale’ol sa’adin va majma’al Bahrin）。在这三部史书中，沙米的史书比其他史书更古老；这部著作的写作完成于1404年（回历807年）。但更吸引人的是萨尔甘迪的书。作者于公元1442年（回历846年）在去印度途中经过忽鲁谟斯，因此留下了许多有关忽鲁谟斯的记录。
4）除了撒马尔甘迪的史书及地方史学家尼姆迪希氏（Nimdihi）于1499年至1501年之间撰写的编年史之外，其他所有编年史只集中谈论政治发展，而没有提供社会和经济全方位的详细情况。此外，这些史料中也没有任何文字提到郑和的船队。只有两份波斯文文献谈到忽鲁谟斯王子同中国明朝的关系。第一份是穆因·德丁·纳坦兹（Mu’in ad-Din Natanzi）《穆因历史选编》（Muntakhab at-Tavarikh-i Mu’in），是穆因·德丁·纳坦兹于1414年10月7日献给帖木儿国王沙赫拉赫（Shahrakh）的著作。斯王子巴赫曼沙（Bahman Shah，他正确的名字应是古特布·丁·塔赫姆坦Qutb ad-Din Tahamtan，约从1400年至1417年间摄政）一些书信。
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第二份文献是由贾法尔·本·穆罕默德·本·哈桑（Ja far ben Mohammad ben Hasan）撰写的《编年史》，也简称为《贾法尔史》（Tarikh-i Ja far）或《卡比尔史》（Tarikh-i Kabir）。该书记载的事件截止到1446年。
但有一章是关于忽鲁谟斯王子的，其中简要提到中国船只在赛弗丁·马哈尔（Seif ol-Din Mahar）政权时（约1417～1436年）驶抵忽鲁谟斯。与此有关的部分译文，可参阅辛兹（Walter Hinz）的文章，此文是根据俄国东方学家巴尔托德（Wilhelm Barthold）的手稿撰写的。
在此我们将转而简要地谈谈阿拉伯文的各种不同的资料。早期的阿拉伯文献经常谈到的是旧忽鲁谟斯，即靠近米纳布（Minab）的一个大陆城市。该港口直到加隆岛（Jarun）取而代之前，一直都是忽鲁谟斯的首都。
有关旧忽鲁谟斯的情况，可以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hbih）的史书《道里邦国志》（公元9世纪）中找到。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巴士拉（Basra）到中国的道路，并强调了旧忽鲁谟斯是克尔曼的贸易中心。此处，他还提到了旧忽鲁谟斯的坎儿井和椰枣树，以及如同绝大部分编年史书中提到的难以忍受的酷热。有关古代忽鲁谟斯的更多的信息，我们还可以从伊斯塔哈里（Istakhari）、穆格达希（Muqadassi）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获得，比如商人的房舍和仓库，分布在城市周围的乡村，频繁举行的集市，市中心有一座主清真寺等诸如此类的信息。
所有这些阿拉伯文记述的年代都非常古老。这些资料虽然十分有趣，但却不能把它们作为调查元明时代相关著作的起点。元明时期的文献应当同后来的文献，诸如萨马尔甘迪的文献，以及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奥多里科（Odorico of Pordenone）、阿法纳桑吉·尼基亭（Afanasanj Nikitin）及其他人的著作相比较。这些后来的文献中的许多细节要素都可在中国当代和近现代史书中发现。最后还有葡萄牙文的编年史，这些葡萄牙文编年史虽然写于16或17世纪，但包含了许多早期发生的事件，其中包括15世纪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波斯编年史既未提到中国人到达忽鲁谟斯之事，也未谈及从忽鲁谟斯前往中国或其他方向的许多航行。但在非中文文献谈及亚丁（Aden）的例子中，倒是提到许多也门拉苏里王朝（The Rasulid Monarchs）与明朝初期关系的详细情况。这事可能纯属偶然，或者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亚丁对于中国的价值大于忽鲁谟斯，或者波斯作家认为中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不大。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要描绘出14世纪至15世纪初的中国与忽鲁谟斯的交往，以及忽鲁谟斯在当时波斯湾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的蓝图，我们仍需要从以下三类文献——中国文献、各种欧洲文献及波斯文著作中零星存在的文献的综合分析中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