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试到了，宪法课的考试方法是写论文。吴老师出了3道题目，由同学任选一题来写，字数不少于3000.在我们同学中多数人没写过论文，普遍感到困难较大。吴老师在课堂上说：“万事开头难。正因为你们没写过、不会写才叫你们学着写。你们是大二的学生，我不会对你们要求过高。这次论文，只要论点明确，有一定论据，阐述清楚，就基本合格。要想得高分，那就得下工夫，在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上要有创意。”
以前，我只是在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上看过一些论文，政治学习时读过一些革命领袖的文章，自己从未写过论文。怎么办？只能硬着头皮写了。选哪个题目好呢？想来想去，最后选定的题目是《试论宪法与共同纲领的关系》。因为这个题目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报纸、杂志上也有类似的文章可供参考。真正提笔要写时却又感到无从下手，只好去向吴老师请教。当晚，请教如何写论文的同学很多，他就集体给大家讲述写论文的基本方法，一直讲到下晚自习。
我按照吴老师讲的基本写作方法，草拟了一个提纲，又不知道这个提纲是否合格，拿着提纲去请教吴老师，他看了以后，说：“基本框架还可以，你就按自己的思路写下去吧。”我很高兴，努力把论文写好，而交上去以后，只得了4分，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一打听，全年级只有少数几个学习尖子得了5分，心理也就平衡了。在后来的一次约会中，我问他：“你好吝啬，为什么论文只给我4分？”他非常认真地说：“你的文章缺乏创意，平心而论，给4分已经是宽的了。第一次写论文，能写得条理清晰算不错了。要追求真才实学，不要当分数的奴隶。”
入冬以后的第一次辅导课结束了，我和吴老师一起步出教室，他突然问我：“后天是星期天，你有时间吗？”我说：“除了看书，没别的事情。”他微笑着说：“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11点，我在老地方等你。”我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星期天，我围上吴老师送我的长围巾按时赴约。我们边走边谈，一起来到校园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他很节俭，只买了一荤一素两个菜、两碗米饭，外加一个猪肝汤。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他对我的第一次宴请，也是我进大学一年多来第一次进餐馆吃饭。饭菜虽然简单，但我吃得很香。
饭后，吴老师邀我到他的住所去。他住在学校东南方向的红三楼里。这是一座教工宿舍，共三层。他住在第二层，房间靠近楼梯口。房内靠墙的两侧是两张单人床，床头各摆一个小书架和一张小书桌，面积15平方米左右。他说：“我和董成美老师住在一起，他也是教中国国家法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喜欢学生提问题，因为它可以促使我去思考。”说话间，董老师回来了。我说：“我该回去了。”他把我送到楼下的楼门口，我问他：“你就一个人生活？”他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我深情地望了他一眼，径直往西走去。
这次约会，从言谈中我知道吴老师是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有个姐姐与他相依为命。他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生，靠父亲的朋友资助和学校奖学金上的大学。
此后，我去过几次吴老师的住所，向他请教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他每次都非常耐心地给我答疑解惑，而后把我送到楼门口，看着我走远了，才转身回宿舍。
当年，人民大学法律系有5个教研室：法学理论教研室、国家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和法制史教研室。国家法教研室下设4个教研组：中国国家法教研组、苏联国家法教研组、人民民主国家法教研组和资产阶级国家法教研组。吴老师是中国国家法教研组的组长。
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成立于1950年年初。刚成立时是由何思敬教授当主任。1951年，当吴老师调入国家法教研室任教时，教研室主任已由杨化南老师担任。杨主任关爱年轻教师，年轻教师也很尊敬他。此时吴老师与杨主任关系不错。不久，杨主任升任系主任，国家法教研室来了一位新主任。这位主任打过游击，对敌斗争勇敢、坚定，但文化程度不高。不少教师对他的评价是不学无术，唯我独尊。有一次，新任主任跟年轻教师说：“我是来改造你们的。你们没有什么优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少爷。你们是为个人而奋斗，为名利而生存的。我来这里就是要让你们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系里教师的讲稿和会上的发言都必须经过他的审阅。
吴老师毕业于北大，长期受北大民主校风的熏陶，看不惯这位主任的一些做法，曾经与几位年轻的教师私下里议论过他，再加上吴老师恃才自傲，这位主任对他大为不满。
当我们两人的交往被这位主任知道以后，他就着手干预我们的关系。
一天，我们班里的一位党员（系总支委员），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关爱，也可能是受那位主任的指使，找我谈话说：“你这个年龄是可以考虑个人问题了。听人说，你经常到吴老师那里去？”
我说：“去过几次。”
她问：“你了解他吗？”
我说：“了解一些。他是单身汉，贫苦出身（当年讲出身，贫苦出身的人倍受青睐）。”
她郑重地对我说：“他曾经结过婚，后来又离了，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她加重语气说：“他哪里是贫苦出身，他父亲是怎样的人，你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
她又关切地说：“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跟他交往，这很危险呀。”
她的这一番谈话，让我思考和苦闷了好几天。睡不沉，吃不香，干什么都没有劲头。是呀，我怎么这样糊涂，不了解他的过去就跟他交往，这可能是很危险的。组织上找我谈话的意思很明显，是让我离开他。我很敬佩他，而且已经爱上了他，一两天不见，心里就空荡荡地，现在叫我离开他，谈何容易。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往事告诉我呢？是有意隐瞒吗？转念一想，这不能怪他，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婚恋情况，更没有问他父亲是什么人，作为一名师长，他怎么可能主动向自己的学生谈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呢？他是国家干部，人民教师，他爱我，不可能骗我，既然组织上已经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我就应该主动找他谈谈，弄清真相。
接下来的约会中，我主动问他：“听说你结过婚，后来又离了，有这事吗？”
他坦诚地说：“有。”
我说：“能不能详细说说？”
他毫不掩饰地说：“1952年，我和一位姓潘的同学结婚了，她是福州人，读高中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又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高中毕业前夕，我们订婚了。后来我们一块到上海考大学，我考入北大，她考入厦大。她不喜欢厦大所学的专业，第二年又重新考入北大化学系。我1951年毕业，她1952年毕业，毕业后她也分配到人大当老师，我们就结婚了。但是不到一年，她提出要和我离婚。我只好同意。”
我问：“你们相爱时间很长，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是不是对她不够好？”
他说：“我们两个人事业心都特别强，各忙各的，可能是专业差别太大，没有共同话题。”他的话语带着失落和无奈。
那一刻，屋里寂静而沉闷。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谈了一些题外话，待他心情稍好一些，我再问他：“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直率地说：“我父亲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在厦门一个炮台当营副，是个低级军官，49岁就病死了，他死时，我才7岁。父亲死了，没有经济来源，我们成了城市贫民。”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约会，是我们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压抑的一次。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这是婚姻法明文规定的。潘老师要求离婚，吴老师又能怎么样？只好和平分手。离婚是迫不得已的，他本人没有过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我看来，从他处理这件事来看他的人品还是蛮好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离婚和再婚的人很多，尤其是进城的老干部，在我的同学和战友中就有不少人嫁给二婚或三婚的。吴老师已经离婚了，他完全有权利再恋爱、再结婚重新组建家庭。我不会为此嫌弃他。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这不假，但他父亲是个低级军官，而且早已去世。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评定家庭出身的话，他应该是城市贫民。这一点他没有骗我。
长谈以后，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同情他婚姻的不幸，我们的交往依然如故。
过了几天，班里团支部有人找我谈话，说：“吴老师课讲得好，有才华，这不假，但听说这个人不靠拢组织，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这一点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你是团员，和人交往，要注意影响。”看来团组织也不同意我和他交往。这不明摆着吗？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团员应是先进分子，一个先进分子怎么能跟一个“不求进步的人”或者说“落后分子”在一起呢！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我不相信，他本人也是团员，他真的那么差劲，早就被除名了。我应该从思想上帮助他，在行动上影响他。我必须鼓励他靠拢组织，奋发上进。
再一次约会，我向吴老师讲了团员应该积极靠拢组织，应该起先锋模范作用等的道理。他觉得这两次约会我有点反常，就问我：“是不是有人找你谈话，说了我什么啦？”
“是的，党组织、团组织都找我谈话了。”我答道。
他说：“我们这边的团支部也找我谈过话了。他们说你有海外关系，要我慎重考虑。又说你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等等。我不怕你有海外关系，更不相信你有心脏病。”
是啊，我至今没有向他说过我的家庭情况，应该向他坦陈。我对他讲起了童年的往事：“我四岁时，父亲因家贫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去了印尼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巨港。第二年，母亲带我漂洋过海到巨港找父亲。我父亲在巨港一个商行里当个小职员，收入低，母亲为贴补家用，常年给人做衣服，我也因此学会了缝纫。”
“在巨港，有华人办的学校吗？”他插话问。
“有。我当年就在中华小学读书。刚升上四年级，日本鬼子就来了，我们逃难到边远山区。为了生存，一年后又回到巨港。日本鬼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父亲在发货单上画了几个道道，日本鬼子硬说这是暗号，把我父亲抓去拷打了三天三夜，还被灌了辣椒水。后来在老乡的担保下才保住一条性命。日本鬼子还到处抓‘花姑娘’当慰安妇，我母亲怕我落入魔爪，让我女扮男装。”
“你扮得像吗？”他有点担心地问。
“不管像不像，反正我扮了3年，没有露出破绽。”
“后来呢？”他关切地问。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不久，印尼要求独立，荷兰殖民主义者不接受，双方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1946年年底，荷兰殖民主义者从飞机上投下多枚燃烧弹，巨港陷入火海之中，熊熊烈火烧了三天三夜，大半个城市都被烧毁了。我们从火海中逃出来，无家可归，后来在同乡会的帮助下，举家回国。那年我13岁。”我陷入凄苦之中，说不下去了。
“回国以后怎么样？”他静等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
“老家贫穷，难养活一家人。第二年，我父母把我和一个小弟弟留下，又先后去香港谋生。父亲还是给商行当职员。土改划成分，我祖父被划为中农，我父亲被划为职员。1947年春回国后，我在家乡念了几个月小学，就跳了一级去镇上一所中学上初中。因为学习好，第二年被选为班长。我们班的班主任（当年称级任）叫倪镇初，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1949年春天离开学校去搞迎接解放的地下活动。我在他的影响下，龙岩一解放，就当兵去了。在部队当的是文艺兵，立过两次三等功。在部队里有一位首长追过我，因为我有海外关系吹了。还有几个小伙子也追过我，但他们都是单相思。”
停了片刻，我郑重地问他：“你真的不怕海外关系？”
“不怕，真的不怕。”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信不信由你。”我接着说。
“我相信，完全相信，要不，你怎么能当体操运动员？”他的语气非常肯定。
这次谈话，彼此敞开心扉，两颗心靠得更近了。至此，我们已由相识、暗恋进入相知、相爱，只是彼此还没有挑明关系，或者说他还没有正式向我求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