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她因他来到了边疆，而后他又因她来到了宁夏。边疆是雄浑壮丽的，宁夏川更是风光无限。但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这里留下了他们的美好与辛酸。
列车风驰电掣地奔驰着，进入内蒙古的大沙漠地带开始减速了。由于地基松软，列车进入宁夏地界，似乎是在爬行，开得更慢了。据说这段铁轨刚接通，还在试运行期间。
30多个小时过去了，列车上终于播出：“前方是终点站——银川，请旅客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一下车，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光秃秃的黄土地。我们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问列车员：“这是银川吗？”
列车员很肯定地回答：“是。”
我问：“站台在哪里？”
列车员说：“下车的地方就是站台。”这明明是一块荒地，怎么是站台？我们知道西北荒凉，但没有想到荒凉到连个水泥站台都没有。抬眼望去，不远处有3个小帐篷。帐篷旁边停靠着几辆绿色的军用卡车。几个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忙碌着。
我们爬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坐在各自的背包上。车子一开，尘土飞扬，不一会儿，一条长长的黄龙紧跟车后。我们浑身上下全变成土黄色的了。大家互相看看，彼此都快不认识了。好在我们早就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倒也乐在其中。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抖落了身上的尘土，背着背包，提着旅行袋来到支边人员接待站。接待人员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叫我自己去自治区工业机械局报到。
穿过大街走小街，在利民街的一侧，一座有着两扇大红门的比较像样的平房出现在我眼前，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要找的单位了吧。疾步走向前，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呈现在我眼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机械局。对了，就是这个单位。
迈进大门，有个天井，天井的两侧是一个一个的小房间，房门的上面伸出一个个小牌子，上写某某科（室）。我找到人事科，报到以后，科长说：“你先住下。明天到这里来上班。”我愣了一下，心想：我是学法律的，怎么到人事科上班？是我听错了？又一想：不要想太多，明天上班就是啦。
一位女同志把我领到她们的宿舍。这个宿舍就在机械局的后面，走几分钟就到了。宿舍的木门、木窗很古老，地面是夯实的黄土地，有点潮湿，面积有20多平方米。这个宿舍室内除了4张床之外，只有1个小桌子。桌子上有2个暖瓶，几个杯子。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更没有卫生间。据说，这在当地已属上好的房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我已很知足。晚饭后，同宿舍的女同志交谈了一会儿，原来我们4个人都来自北京，其中有两位是学机械制造的，一位是搞行政的大姐。
机械局刚组建不久，科室多，人员少。人事科只有3个人：科长、副科长外加一个小兵——我。我在科里干打杂和跑腿的活儿。一次外出办事，科长特别吩咐：“这里是回族地区，回民占三分之一，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他们的宗教场所。回民禁食猪肉。你说话办事一定要尊重回族的信仰和生活习惯。要注意民族政策。”我牢记在心。
为迎接自治区的成立，各单位都很忙，机械局也一样。需要清除周边垃圾，打扫室内卫生，还要张灯结彩，悬挂庆祝横幅。我是哪里需要哪里去，服从分配听指挥。
白天忙忙碌碌，时间过得很快。最难度过的时光是周六下午和周日（当年每周工作六天）。机械局规定：周六下午不办公，过组织生活。局里大多数同志是党团员，我们宿舍4位女同志，2位是团员，1位是党员，只有我1个人是群众（即非党、团员）。一到周六下午，他们都有归属。1949年，我当兵的第二个月就加入了青年团（那时还不叫共青团），此后一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我一直过组织生活，把团组织看成自己的家。在组织生活会上，大家都是同志，平等对待，无话不说。现在，生活中的家没有了，政治依靠的家也不要我了。看着他们一个个开会去了，我独自留在宿舍，心如针扎，欲哭无泪。
有人说，不是党、团员，不用过组织生活，当个党外人士，自由自在，这不很好吗？有什么可难过的？
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20世纪50年代。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人人都仰慕共产党人，崇敬共产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即共产党员），这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崇尚革命，追求进步的标志。若是党员，各地区、各单位的党组织就会把你看成自家人，就可以得到信任或重用。否则，你就是一个局外人，即使你很有才干，也很难得到信任或重用。这与现在的政治环境大不相同。
周日最盼的是加班，因为只有忙碌，才可以忘掉一切烦恼与痛苦，才不会感到冷清与孤寂。但加班的机会不多，那怎么度过周日呢？
最愉快的是给家麟写信，在信里，可以倾诉思念之情，可以倾诉一周的酸甜苦辣。但我在信中，多是报喜不报忧，一则怕他担心，二则怕农场监管右派的领导拆看私信。在政治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在反右斗争深刻的教训中，对“左派”先生不得不防。万一他们无限上纲，给我飞来一顶右派帽子或反革命帽子，那可吃不消。家麟每周给我来一封信，在信中，他更是报喜不报忧。
同宿舍的一位大姐和我一样，孤身一人在集体食堂吃饭，下班以后无事可做。这位大姐让我和她一起去上夜校。她去听文化课，我有时听文化课，有时听文学讲座，这是一个去处。
银川市有一个人民电影院，常放电影。电影院的门口有一个宣传栏，需要观众供稿。一个月能被选登两篇稿件，就可以享受当月免费看电影的优惠。于是我想，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既可练笔，又可免费看电影，何乐而不为！于是，我常给电影院宣传栏投稿，也常被选登，免费看电影成了我的又一去处。
有时也去逛街、游园。当年的银川没有什么可逛的，全市只有一条大街，从东到西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街上没有下水道，下雨天，污水横流，有的地方还堆放着垃圾。两旁多是低矮的小商店。最气派的要算邮电大楼，它位于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大玻璃窗，水泥墙面，三层楼，可算是鹤立鸡群。其次，就是有着二层楼的百货大楼。全市有一个中山公园。最吸引游客的是一汪湖水。湖面平静，波澜不惊；水清透碧，游鱼可见；两岸垂柳，婆娑起舞；湖中泛舟，心旷神怡。夏末初秋，荷花盛开，缕缕清香，沁人心脾。园中有一个小动物园，但动物不多。
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可以算是对当年银川市区的一个概括。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们参加了盛大的成立庆典。庆典前后，通过阅读宣传材料，通过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交谈，我了解到，宁夏目前虽然落后，却是个好地方，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更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确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吃的是大米、白面，南方籍的支边人员在大米的供应方面还有特殊的优待。黄河大鲤鱼是金黄色的，个大味美。
深秋的银川，满街落叶，随风飞舞。它告诉人们冬天就要到了，赶快准备过冬。这时，家家户户开始了新的忙碌，腌大白菜，储藏萝卜、土豆，要知道，整整一个冬天，吃菜全靠它们了；买煤，准备好取暖的炉子，在炉子上架好烟筒；给大门挂上棉门帘。
11月，寒风飕飕，各单位已生火取暖了。我被调往自治区综合电机厂工作。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与一位来自上海的支边同志一起创办电机厂小报（周报，内部发行）。我们既当记者，又当编辑，还兼刻写、油印和发行。可能是刚来不适应，我们觉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据说最低温度-21℃。为采写，我们尽管已全副武装（皮衣、棉裤、棉帽、棉鞋、毛手套），手脚还是长了冻疮。为按时出版发行，我们夜以继日，干劲十足，虽然辛苦、忙碌，但是我们以苦为荣，以忙为乐。
阳春3月，树木尚未披上新绿，可能是政治条件不佳的原因，我又被调往自治区工业中等技术学校工作。
这所学校的校园不大，四周是土筑的围墙，南面有一大门，大门里面是一排排用土坯垒成的平房，一半用来做教室、实验室和办公室，一半用来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宿舍。后面有一较大的平房，那就是食堂。大门外面是一大片低洼的盐碱地。
这所学校位于银川市偏东北面、被称为东教场的地方。宁夏解放前，东教场是军阀马鸿逵的兵营，也是关押囚犯的地方。据说，在这儿杀过许多人，一到夜里，阴风呼号，令人毛骨悚然。
这所学校成立于1958年，设有3个专业：机械制造、冶金、采矿，十几个班，教职工30人左右，学生和教职工全都住在学校里。
我被分到教务科打杂，但仍旧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做好科长吩咐的每一件事情。
后来，我了解到，我们一同来宁夏的22人中，大多数人改行了，干什么的都有。我和他们相比，算是幸运的，一是留在宁夏首府银川市工作，二是没有干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些改行的同学在临毕业前都受过不同的处分。当时的说法是，政法部门是要害部门，是掌无产阶级刀把子的地方，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绝对没有资格进入这个领域。
4年苦读，付诸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