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祥 王金铎
开城遗址是丝绸之路沿线遗留下的古遗址，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南18千米的开城镇开城村，遗址面积大、类别多样、散见遗物丰富。整个遗址区南北延伸3500米、东西横跨500米～1000米，总面积9.23平方公里。是蒙元政权时期成吉思汗、蒙哥汗、忽必烈开设的行宫，也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陨落之处。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为丝绸之路的落日辉煌提供了政治保证，开辟了长（安）凉（州）古道跨越六盘山的捷径。鉴于其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中国与中亚五国政府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点。
一、开城遗址的遗存类别
开城遗址面积大、类别多样、散见遗物丰富。1984年以来，经多次实地调查，地表遗迹遗物有窑址、城址、宫殿、御苑及普通居址、墓葬等。主要遗迹有：
长虫梁城址：位于开城乡政府西约1华里台地上，古代称开城川，为元代城址，现残存东城墙和南面瓮城，主城南北长450米，东西宽350米，城墙外侧高8米，底宽6米、内侧高4米。开东、西、南三门，城内地势较平坦，中心有堆积的平台，属大型建筑基址。经考古钻探勘定，城址平面呈“凸”字形，由主城和瓮城构成，坐北朝南。主城东墙长475米，西墙长454米，北墙长341米。四个角台平面均外侧带有两个拐角，其中东北角台规模最大。城垣周长约1600米，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瓮城平面长方形。城内建筑仅剩夯土基址，布局呈“燕子形”，共有基址6座，均用黄土夯筑而成，形制不尽相同，有长方形、“亚”字形、“凸”字形3种。
开城村城址：位于长虫梁城址南约100米处。是元末明初的开城县城址。城址东西长430米，南北宽230米。开南北二门。城内遗留宋、金、元代瓷片较多，以及元代琉璃砖瓦残块。
北家山遗址：位于开城村城址西约3华里，遗址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台地表面堆积呈丘状。经考古勘探，发现夯土围墙2处，围墙内房址4座，夯土台基8处，“池塘”1处。
开城村窑址：位于开城村城址南1华里台地。南北长150米，东西宽50米。内约8座窑址，地面散布琉璃瓦较少，条砖残块较多，有堆积炉渣，焦釉块。其中一处窑顶坍塌，直径5米，窑壁用条砖砌成。
黑刺沟窑址：位于开城村窑址南2华里，窑址区全部压在路下，共10余处，一处破坏严重，窑室暴露在外，有烧制的琉璃筒瓦、滴水等排列堆放整齐，均挂一次护胎釉，白色釉很薄。皆泥质红陶。
开城梁遗址：位于开城村城址东南300米，平（凉）银（川）公路西侧，东南宽约350米、南北长500米。遗址所处地势平坦，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古街道路，也是古代南北交通要道，路两侧遗址地面散布建筑材料，包括砖、瓦和生活日常用品瓷、陶片残块，琉璃砖、瓦残块较少。从遗址堆积的砖、瓦残块分析，主要属于元代居民生活区遗迹。
瓦渣梁遗址：位于开城乡政府西北，遗址南端与长虫梁城址北端相连，地形走向西南至东北呈缓坡状。遗址西南至东北长约800米，宽200～450米。遗址地面散布汉代粗绳筒瓦、板瓦，陶罐残片；元代白釉、黄釉、绿釉龙纹瓦当、滴水、板状琉璃建筑材料，主要堆积在遗址中部和东北台地。绿釉陶瓶、碗、罐等瓷器残片，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角边缘处，也有少量琉璃砖、瓦建筑材料。
开城墓地：位于开城村东侧山梁的东坡和山梁顶部，距开城遗址约2公里。在开城梁上南北长约3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数百座墓葬。经考古发掘墓葬70多座，从出土时代特征的元代器物和人骨鉴定分析，葬地为元代开城一带蒙、汉等民族下层平民的丛葬地。
延厘寺：建于六盘兴庆园，是安西王阿难答为纪念忽必烈和皇后，于元贞二年（1296年）报请成宗皇帝允准动工，大德七年（1303年）建成竣工，历时8年。建筑规划，仿大都（北京）敕建诸寺的形式，规模略下。寺门取华岳之门，揭为宣厘，延至六盘之意，命名曰延厘寺。
二、历史沿革
开城是元代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227年，元政权之初，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入六盘山区，攻占德顺州（今隆德县），遂于闰五月避暑六盘山，奠定了六盘山在蒙元政权时期的重要地位。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避暑行宫，即今开城遗址。1253年，忽必烈受命率大军征云南大理国，起征前曾驻军六盘山，1254年忽必烈由大理班师北归，于夏五月驻跸六盘山。1258年，宪宗蒙哥汗“自将伐宋，由西蜀入”，入兵线路仍由六盘山、宝鸡一线南进，夏四月驻跸六盘山。当时的六盘山经过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先后经营，已成为一处规模和格局相当的“行宫”，而且已成为元攻取南宋及其四川的后方大本营。
元朝建立后，于1272年，忽必烈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之地为其封地，分兵驻于六盘山。设立开城王相府，随即晋封忙哥剌为秦王，另赐秦王兽纽金印，兼绾安西王螭纽金印。一藩二印，两府并立，“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既立开成路，号为上路，是因开城路管辖地域阔远，人口居住分散，有编籍的居民不及10万户，正当冲要。王相府总领陕、甘、川蜀军民之政，凡军机大事，常决于开城王相府。1279年，元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六盘山开城王相府控制着河西、吐蕃、四川、陕西诸处，节制西部各级政府，总揽军政大权。1280年，安西王忙哥剌病亡，罢其王相府。随后，其子阿难答嗣为安西王，陕、川等地军政大权仍由勋臣管理。1306年，开城路地震，王宫及官民庐舍皆坏，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5000余人，（成宗）以钞13600余锭，粮44100余石赈之。1307年，元成宗病故，阿难答想拥兵自立夺皇位失败后被赐死。他的10余万军队被收编，约2万信仰伊斯兰教的军士，流散在六盘山一带，后与当地和周边的居民融合，形成了当地回族的一部分。至此，安西王相府显赫时期宣告结束。1323年，朝廷下诏再次恢复安西王位，以月鲁帖木儿袭封安西王，不足一年，以谋反之罪流放月鲁帖木儿于云南，降开城路为州。安西王及开城安西王府，遂宣告终结。
明朝建立后，1369年，降开城州为县，隶平凉府。1450年，重筑开城县城。1467年，蒙古“鞑靼部”攻破开城县，遂徙县于固原。
三、开城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
首先，开城安西王府是成吉思汗开设的避暑行宫，也是其陨落之处。王府设置宫城区、生活区、官署区、休闲区，并依山而建，与周围山川相融，恰似一幅画卷。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创造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开城遗址背靠六盘山，南接清水河源头黑刺沟，群山环抱，形成天然屏障。面积9.23平方公里，共有6个保护区，其生活区、官署区、休闲区进行统一规划，布局合理。长虫梁城址，坐北朝南，由主城和瓮城构成，为安西王府宫城所在地。又将官署区、生活区放在其西面，清水河从其东面绕过，既起防护作用，又可供城内用水。开城村城址应为官署区。北家山遗址为安西王生活休闲区。开城村窑址东邻清水河，西靠缓坡台地，便以制砖制瓦，又与北家山遗址、长虫梁城址、开城村城址之间交通便利，材料便于用往工地。开城村遗址中间有一条古街道，主要属于元代居民遗迹。瓦渣梁遗址地面散布大量元代白釉、黄釉、绿釉龙纹瓦当、滴水、板状琉璃建筑材料，是兴庆园之地，园内有延厘寺，建筑规模匹帝之宫，豪华壮丽，又有花园、养鱼池等供安西王及其王妃游玩的场所。可见当初开城遗址的规模及规划可与元上都相媲美。
其次，开城遗址是蒙元政权早期的特殊历史产物，对于元代攻金伐宋，统一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了丝绸之路上“六盘鸟道”的畅通，形成了长安至兰州的一条捷径。
从宏观地理形势看，遗址处在古往今来南北交通要道，是萧关古道、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是蒙古军队南下的军事通道，六盘山又是天然屏障，可防可守，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微观地理特征来看，遗址所在山涧谷地，地形属于高山丘陵，地势高低错落，这里山环水绕、原隰相间、景色秀丽。
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体现了元朝军事戍防体制。元朝在保持中央精兵的同时，基于治安和国防的需要，在内地重镇及边远要塞派驻大量军队，形成了与中央宿卫制并存的地方镇戍体系。安西王出镇京兆，分兵驻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阿难答为安西王时，统军15万驻防于元朝西部边防线。
1227年，成吉思汗建立行宫“即山避暑”，蒙古人首次进入六盘山地区，也是蒙元统治者经营六盘山地区的开始。之后的几个月，成吉思汗在行宫内完成了灭金攻宋的战略部署，蒙古军队大规模驻扎在这里。六盘山古道已变成数十万大军能够通行的大车道了，说明长安至兰州已经采用翻越六盘山的捷径，完全避开了原来由长安—平凉—固原—甘肃静宁—兰州的弯道，节省里程近200千米。这条道路的畅通，对关陇地区的交通影响甚大。如今六盘山隧道的开通，使元朝开通的六盘大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更好地保存了它的历史原状。蒙元之初，经过成吉思汗、蒙哥汗、忽必烈3位最高统治者经营，加之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使关中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在六盘山区有了捷径。
再次，开城是元代诸多民族通过丝绸之路迁徙定居与融合的重要区域，引人注目的就是蒙古人与中亚一带的色目人等，安西王府同时保障了伊斯兰教在西北的强劲传播。
开城遗址安西王府的设立，促使六盘山、开城“怯怜口”的形成。“怯怜口”是蒙古语“家中儿郎”的音译，指蒙古和元朝皇室、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因此，开城安西王府的设立与“怯怜口”的形成，是蒙古人定居这里的一条有效途径，是民族融合与定居的重要区域。元代六盘山区大量的驻军，屯田的开展，探马赤军的镇戍，使诸多民族迁徙居住到这里，民族成分相对复杂。其中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和中亚的回回、维吾尔、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等各部族，带来了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与新发展，形成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尤其是促进了蒙古人与各族人民的接近，为相互间的杂居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说，屯田的广泛开展与探马赤军的“随地入社，与编民等”的政策，促成了蒙古人与各民族的融合。元代，六盘山区是屯田的重点区域，先后被调遣到这里的屯田军有几万人，加之探马赤军的镇戍，使大量的蒙古人迁徙定居到了这里，与各民族杂居，“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从事农业生产。时间长久后，各民族生活习俗逐渐改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关系愈来愈密切，最终达到相互间的融合。
元代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给居住在六盘山区的蒙古人提供了民族间相互融合形成回族的条件。蒙古军队西征时，中亚地区已基本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成为中亚诸多民族的主要信仰，当蒙古兵“攻下撒马尔罕，三万手艺人被瓜分了”，从而使伊斯兰天文、历法、医药、造炮、建筑等多种技术移植中国。被称为色目人的回回、维吾尔、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阿儿浑等30多个中亚民族加入到蒙古军队的探马赤军中服役，有些也沦落为怯怜口。起初以蒙古人和汉人为主组成的探马赤军的成分变得复杂化。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比较庞杂，有佛教徒，有伊斯兰教徒，也有也里克温教（元人对基督教、天主教、景教徒的泛称）徒。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宽松政策，在客观上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蒙古人接触伊斯兰教创造了时机。以开城安西王府为主的六盘山区当时驻扎有大量的镇戍军队，他们中不乏从中亚征服来的伊斯兰教徒。而导致伊斯兰教在这里快速发展者，当属安西王阿难答的极力倡导。因为他的成长环境与伊斯兰教密切相关，他出生后即被托付给伊斯兰教徒蔑黑帖儿·哈撒·阿黑塔赤抚养，由其妻祖来哈奶大。“因此木速蛮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已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背诵过《古兰经》，并且大食文字写得很好。”他经常把自己的时间消磨在履行戒律和祈祷上。经常在教堂里，从事于祈祷和念诵《古兰经》，他所率士卒有15万之众，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由于它的虔诚信仰，极力倡导与传播，使伊斯兰教在六盘山及开城发展很快。正因为伊斯兰教的盛行，为这个区域回族的形成起到了纽带和桥梁作用。可以说“驻节固原开城的阿难答和他率领的信仰回教的蒙古军队，年经日久与当地其他回回人逐渐融合演变成为回回民族”，致使固原成为现今回族的主要居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