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是泥土筑成的土巴墙，墙上有一道一道泥土的痕迹。搭在墙体上的瓦棚，为驱赶蚊子和其它飞虫，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浓洇熏染，那些木架已好像是从窖洞里取出的没有燃尽的烂木头，黑黝黝的。这些古旧的单调的沉重的物质，是留给襁褓中的家安沉闷的环境。
李国平生于1931年2月，胡大秀生于1932年7月。
1952年，他们有了儿子李学安。
1967年，李学安初中未毕业，成了回乡知青。1969年至1972年期间，他可以参加工作，但父亲执意要他学医。父亲也许未曾忘记大跃进时期新政公社那个打人骂人的驻队干部那可憎的面孔，他不愿他的儿子也去当那样的干部，或者不希望儿子当上干部，也像有的干部那样坑人害人，多吃多占，贪污受贿，遭人辱骂，受人唾弃。他用传统的观念提示儿子：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手艺人端的是干净饭碗。
李学安先学兽医，后又师从南部县名医葛方白的真传弟子陈舟帆研习中医。
李国平夫妇养育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单说二儿子李家安。
1966年是政治浪潮泛滥之年。政治的波峰浪谷，最先波涌浪激的是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是知识阶层，权力阶层。年底，政治的洪流竟席卷到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缺衣少食度流年的农人身边。
这年12月15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示》草案颁发，老君山下勤耕苦作的农民，也听到了来自高山之外令他们还不完全理解的一种声音：“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于是，一些公社的造反派们，给公社的书记、小学校的校长们戴上了纸扎的帽子，在当场天，拉着他们游走一番，要不然就将他们与地主富农男人、地主富农女人站在一起，由贫下中农上台诉苦，让他们颤抖着身子，鞠90度躬，向贫下中农谢罪。谢什么罪？谢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谢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罪。
批斗会散了，造反派和诉苦人最实际的仍然是解决饥饿，是咽下一碗红苕酸菜。
虽然人人都处在政治的非常时期，但农民计酬还是实行的工分制，一个工分的工分值，大队与大队，小队与小队之间是不相同的，有的值1分，有的值2分，有的值3分，谁家分多少钱，谁家分多少粮，年终了，家家都在盼着，贫下中农盼，地主富农也在盼。
离年底近了，大队会计李国平哪有心思去参加批斗会，他急着要核清账目。1966年12月31日上午，他正准备去大队办公，妻子胡大秀腆着已经10个月身孕的身子，叫住了他：国平，我像要生了。妻子已有过五次生育，产前身体有什么异样，大约生在什么时候，她的心理准备是不会出错的。
李国平赶紧放下账本，扶她坐下。在女人身后，李国平深深叹了一口气。
李国平不在乎女人生男生女，他在乎的是这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一家数口，裹着三条被子，里里外外补上加补，巴上重巴，添人进口，却无力添一条棉絮；他在乎的是生个女子长大了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要是又生一个儿子，房屋这么窄逼，置一条棉絮，尚且难，何况要添一间房子；他在乎的是如果又是一个儿子，就要送他入学，大儿子学安上个初中，他的三个妹妹都休学了，学安的学杂费，是靠他的妹妹们割草，挖麻芋子，积攒下的分分钱，角角钱，学安才未辍学！如果又多出一个儿子，还要辛苦他可怜的姐姐们？
中午，胡大秀忽然双眉紧锁，接着就是一阵剧痛，又一阵剧痛。
李国平眼睁睁看着妻子痛苦挣扎的样子，一点儿力气也用不上，他仿佛置身惊洪，也在痛苦地挣扎。
就在李国平忙前忙后，焦急万分的时刻，胡大秀在一阵剧痛中感受到了上苍的慈爱，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她的身体旋即轻松了下来！
一个幼小的生命在这个中午呱呱坠地了。
儿子！儿子！
儿子的啼哭仿佛是对母亲的谢意，仿佛是让父母听见，不要忘了他已经离开母体，等待着喂养，又仿佛要冲破这低矮的瓦棚，要去亲近窗外的阳光，亲近树上的鸟儿，亲近山上的云朵。
儿子！李国平忘却了一切烦恼，欣喜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儿子的啼哭声依然那么尖利，那么响亮，李国平自觉不自觉之间，心里为儿子冒出了这么一个名字：家安。就叫家安！李国平是李家第九辈人，属“平”字辈。李国平的儿子，是李家前族谱中最后一辈人，属“安”字辈。李国平出生那年，正是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父亲李天绪为儿子取名“国平”，不失国家和平、祥瑞的愿望。而李国平为新生儿取名“家安”，却无意之中道出了这个志不在高山，意不在流水，气不逼长虹的庄稼人真诚而善良的愿望：时下虽然风云四起，而国家根基如磐，“国平”一名，未负父辈所望，可叹者家徒四壁，然而日子虽然紧紧巴巴，只要儿女们洁身自重，人口清静，相安无事，也就是大幸了。何况家安则邻安，家安、邻安，正是祖辈以来过日子的祈愿，做人做事的规矩。
但是，李家因为一次意外，几乎失去了一家之安。
就在家安出生的前一天，即1966年12月30日，上海发生了10多万人参加的围攻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武斗流血事件。“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时过不久，川东川南都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弹丸之地的新政，也处在了激烈的派性冲突的前夜。
山外的世界是腥风血雨，山沟里绝大多数的农人，只是把它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依然守着自家的茅棚瓦舍，依然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当然，他们的劳动姿态，用得上一则顺口溜：
一早就下地，出工不出力，一根烂锄把，一撑撑到黑。
也用得上另一则顺口溜：
吃饭喝汤汤，干活梳光光，人人爱劳动，地头没秧秧。
两则顺口溜，道出了集体生产条件下出工不出力，有种无收，生活窘困的普遍性。
李国平夫妇是老实人，他们做人老实，做事也老实。
1967年4月初的一天，早饭过后，李国平去耕春水田，胡大秀把儿子又丢在床上，就径直去碾房干活。勤劳的李国平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幼小的儿子正在生死线上挣扎，而且命在旦夕。
李国平夫妇走后，四周静悄悄的，幼小的家安睁着圆圆的眼睛，未能入睡。墙，是泥土筑成的土巴墙，墙上有一道一道泥土的痕迹。搭在墙体上的瓦棚，为驱赶蚊子和其它飞虫，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浓洇熏染，那些木架已好像是从窖洞里取出的没有燃尽的烂木头，黑黝黝的。这些古旧的单调的沉重的物质，是留给襁褓中的家安沉闷的环境。往时，父母一丢下他，他很快就入睡了，可是今日，他双手紧捏，不停地动作。是因为他的活动让身子完全落进被窝中了，还是被子盖得离他的面部太近了。被子捂住了他的口，捂住了他的鼻，从被子里传出他一声声尖叫，一声声啼哭！丑恶的被子罪恶的被子始终压着他的身子，像山无法摆脱夕阳的沉重，像水无力摆脱巨轮的力量。他已经看不见厚厚的墙壁，看不见单调的瓦棚了，他的声音嘶哑了，细微了，他的身子慢慢地软了下来，鼻孔里只剩下一丝气息了。这一丝气息，仿佛飘浮在夜空中的一颗星星，一眨眼就会消失了；仿佛溅落在灯芯上的一点亮光，只要有一点风吹过来，那一点光亮就会熄灭了，永远熄灭了！
民间传说，曾有良犬吠之公堂，为主人鸣冤；曾有灵猴扯人衣衫，为主人告急；曾有慧鸟传书，为义师救急。上苍啊，有谁告诉李国平，告诉胡大秀，他们的儿子只剩下一息之气！
良犬何在？灵猴何在？慧鸟何在？
胡大秀从碾房里回来，听不见儿子的声音，她心里咯噔一下，慌慌忙忙揭开被子，天啦！儿子的脸蛋已经失去血色，呼吸已十分微弱！胡大秀顿时泪如雨下，顿时跌跌撞撞冲出家门，顿时呼天抢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顿时，李家湾，王家湾，都听见了，都惊呆了！
是命里注定幼小的家安该遭此劫难，还是上苍在他未成年之前就让他经历一次生之惊险？
天知道，这个姓李名家安的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不能因为“文革”的流弹结束了许许多多无辜的生命，也让这个幼小的生命尚未有过一声呐喊，尚未看见世界就为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殉难，而泪尽被褥，而气绝襁褓！
也许是因为一次惊吓，也许是因为一次被褥于口，两三岁了，李家安说话还是结结巴巴的，生产队有一块田叫半半田，别的孩子一叫就叫出来了，他“半”了半天，总“半”不出口。
“半”不出声的家安，父母出工了，哥哥姐姐不在身边了，冷冷清清的院子里朝朝暮暮陪伴他的只有一坨泥巴。他把泥巴捏成一个形状，毁了，又捏成一个形状。当他听见隔壁的龙娃和别的孩子的笑声，当他看见他们从他身边经过，他多想和他们一起说说笑笑，一起你追我逐啊。但是，他们不喜欢和他耍，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龙娃们更不喜欢他手里的泥巴。
他们喜欢什么？自家又有些什么？
第二天，待他们走过来，家安摊出了几颗钉子。
钉子？小孩们知道钉子厉害。
家安把它交给了他们。
他成了龙娃和别的孩子们的伙伴。
五六岁时，他不再和他们一起玩了，他要跟随姐姐去干活。
夏日，不用父母催，他一早就起床了，一早就赤着脚上山去捡柴，去割草。太阳还没有出来，枝头上挂满了露滴，慵懒的昆虫还在草丛中安睡，姐弟俩就已经上山了。
慢慢地，天气变冷了，该穿上鞋子了。大冷天，从山坡上背回一背草，一捆柴，鞋子常常湿透了，衣衫也常常被打湿了。
见到弟弟很有出息的样子，学安对父亲说，家安该上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