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楔子
19世纪中叶，日本天皇睦仁上台，于国内建立天皇专制政权，颁布《帝国宪法》，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走上了一条向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先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旅大和在朝鲜国建立殖民主义统治。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经济危机，并导致了政治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外矛盾加剧，从而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列强们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接踵而至。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乘西方大国无力东顾的有利时机，率先发动战争，武装进攻中国的东北三省，妄图排斥欧美各国独吞中国，然后再以中国为基地扩大侵略范围，称霸世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为，大大推动了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加紧扩军备战，特别是在远东地区针对日本的海上军备，于是使东方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战争的策源地”。与时同时，在中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使得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导致国内的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各阶级、阶层和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降低到了次要的地位，给中国的全民抗日和中国共产党倡导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的动员下，实现了“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革命武装，成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最终赢得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反击外国侵略斗争中，以中国取得完全胜利的第一场战争。
二、日本侵华期间西北的大势大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强占我东三省以后，接着又把侵略魔爪伸过长城。此时，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对日妥协，并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命令中国军队撤出平津地区，华北大好河山继东北之后又成为沦陷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得到迅速膨胀，于是迫不及待地大量增兵华北，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日军的侵略计划是：一方面从海上入侵，打算在攻占上海以后，拿下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动摇中国的军心和民心，一举侵占我东南沿海地区；另一方面，在华北大量集结兵力，准备向我中原大地和长江以南地区进军，歼灭国民党政府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把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抢到手中，然后以中国无限的资源和沦为亡国奴的庞大劳动力来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更大的军事行动，即以中国腹地作为其继续南下侵略亚洲各国的基地和北上进攻苏联的跳板，最终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要想实现既定的南进和北上的两大战略目标，其困难也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分析的，“日本是个小国，地少、物少、人少、兵少”，“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为了克服这种先天不足的困难，日本必须集中军力、物力和人力，速战速决，即日本军方所设想的“三个月即可结束其对华军事”的梦想。为此，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大量收买汉奸，扶植傀儡伪政权，充当自己的走狗，替日军看家护院，保障后方安全。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日本人在暂时无力西顾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重视其侧翼的中国大西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广袤的大西北，如同一只虎视眈眈的猛虎，静卧在准备南下的日军侧后方，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
日本人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
第一，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了《抗日宣言》。7月15日，又向国民党当局发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先后宣布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接受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接着又宣布将陕甘宁边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毛泽东亲自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和动员工作，要求“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参加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屏障大西北的一道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三个师、三万多精锐之师和22万自卫军等抗日民众武装是牵制、抗击日伪军队的主要劲敌。而且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支援前线八路军英勇杀敌，逐步扩大敌占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效地牵制和消耗了日伪军的兵力。同时，在边区所辖的23个县内部，又组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组织和全民皆兵的地方人民武装，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边区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是照亮四万万同胞争取民族解放的灯塔与向往的圣地。这些都是地处边区近邻的宁夏和全西北人民所亲眼看到的，从而为西北各族人民树立了榜样，提高了西北人民的觉悟，鼓舞了西北广大军民的斗志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念。因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巩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民众武装，是“促进西北地区抗日形势高涨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日本人最为害怕的关键所在。
第二，当时的西北，由于外蒙古与苏联站在同一条反法西斯战线上，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正在执行一条“反帝”、“亲苏”、“联共”的政策。这就造成了西北地区从西端到北部一条数千里边界线上，都与真心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和外蒙古的领土处处相通，在地缘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共产国际立即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情并支持、推动中国人民的斗争。苏联政府用实际行动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在援华抗日方面起到了模范作用。苏联援华贷款总计约五千万美元的战略物资，基本上是经过西北，从陆路和空中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的，仅支援中国的飞机就达一千架。甚至苏联空军的援华志愿队还驻防在西北国际大通道上的战略要地兰州，大约有三千名红军飞行员直接参战，其中有近二百人牺牲在中国兰州的天空，为保卫中国的大西北和西北国际运输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西北各省优多个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回、哈萨克等10个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虽然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执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曾造成过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立与隔阂，但是各民族人民间的友谊始终是主流。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在历史上就与汉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地方政府也与中央政府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和睦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成员，天然生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当中华民族和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中华各民族人民，就如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视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当“芦沟桥事变”之次日，在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第二年，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团结抗日”的“六条民族政策”，明确提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基本保证”。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也包括上层人士中的大多数，他们能以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同心同德，一致对外，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前途而斗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特务机关的种种破坏活动与分裂阴谋，在宁夏和西北地区总是处处碰壁，均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第四，西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地灵人杰，钟灵毓秀，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当中原大地和东南沿海的半壁河山沦陷之后，大批科技人员和资金，包括一部分官僚资本，纷纷流向大后方，给西北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培育了市场，带来了生机。尤其是在全国掀起“抗战建国”、“开发大西北”运动鼓舞下，西北的“战时工业”和地方民族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壮大。石油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机器制造、化工、建材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都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西北优势产业的毛纺织业、皮革业、盐业和食品业等领域，都第一次在技术、设备和规模方面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另外，渭河流域、湟水流域、河套灌区的农业和整个西北的农牧业，都在繁荣“抗战经济”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再加上西北人民吃苦耐劳，民风淳朴，尚武而锐于战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所以大西北不仅是中国全民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军事大本营之一，也是支持对日长期作战在人力、物资和兵源上稳定的补给基地。
三、抗战时宁夏的形势和战略地位
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中，区区宁夏虽然在西北各省之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实力最弱，但在抗战期间，它的重要性却得到了放大，成为大西北在政治形势上十分敏感的地区和在军事攻防上非常要害的部位，对西北大后方的安危和全国的战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地理形胜扼要。宁夏位居大西北的东北部，依山（贺兰山）阻河（黄河），大漠环抱（乌兰布和、毛乌素、腾格里三大沙漠），具有锁钥西北大门的形胜，在军事上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守住了宁夏，便关死了日本侵略军与伪蒙疆傀儡军联合进攻我大西北的大门，日军南进兵力将受到牵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全中国的战略计划都会受到影响。正因为宁夏孤悬塞外，地当西北要冲，所以在抗战时期，宁夏地区的重要性被凸现出来，对于敌我双方来说，这里都独具战略地位。因为宁夏不仅是保卫大西北的第一道防线和前哨阵地，甚至于宁夏的得失，将会对中国抗战全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时日本驻华军队和蒙疆伪军，曾一度乘阎锡山驻绥远省的部队内撤，集中兵力防守山西省之机，一举占领了绥远省大部，并乘机西犯，妄图一鼓作气攻占宁夏，打开吞食大西北的咽喉。这时的宁夏，已由大后方的大西北一下子变成了大西北的抗日前方战场。试想，如果宁夏不保，藩篱不存，则大西北不保；而西北不保，则日军就有可能从侧后绕道攻打中国另一片抗日大后方基地的大西南地区，则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就危在旦夕；大西北和大西南都不保，则光复中原无望，中国任由日本宰割，中华民族灭亡矣。
其二，政治形势微妙。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积极准备进攻宁夏的同时，也在政治上玩弄手段，散布似是而非的所谓“民族自治”的理论，挑动蒙、回人民之间以及他们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售“以华制华”的奸计。其间，日方不断派遣特务打进宁夏地区，公开进行策反阴谋，所瞄准的重点对象是时任宁夏省主席、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回族军阀马鸿逵。日特的目标是策动马鸿逵做带头羊，仿照溥仪的伪满洲国或德王、李守信的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式样，在西北再造一个“回回国”和“阿额青蒙古共和国”的大阴谋。在方法上，日特机关让当时归属于宁夏省管辖的阿拉善、额济纳旗的两个王爷——达理扎雅和塔旺嘉布率先搞独立，从宁夏分离出去，在政治上给马鸿逵施加压力，并从心理上动摇宁夏军民的抗战信心。于是日特便威逼旗方同意在该处设立特务机关，架设电台，甚至还逼蒙旗政府出面组织人力给日本军方在阿、额两旗各修建一个简易飞机场，开辟了百灵庙—一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通航，等于把刀架到马鸿逵的脖子上，逼其就范。开始的时候，由于蒋介石一再对日妥协，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不明确，使得宁夏的马鸿逵和蒙旗的王爷们，为了自保自存，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表现出态度暧昧，首鼠两端，做一些表面文章，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而定行止。宁夏地区这种微妙的政治形势，潜藏着很大的隐患，如果日本人的阴谋得逞，则从东北的伪满洲国起，到绥远的伪蒙疆，再到宁夏省和西蒙二旗，就会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反之，如果宁夏和两蒙旗当局的抗日态度坚定，守土有方，把住国门，将对全国抗日战争作出独特的贡献。
其三，抗日阵营的期待。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宁夏政治和军事事态的发展变化，尤其对于马鸿逵的个人态度格外关心。曾派宁夏籍共产党员张子华到银川，直接做马鸿逵的工作，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因为宁夏与陕甘宁边区毗连，地处边区的侧后方位置，在面对民族共同敌人入侵时，存在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只要宁夏被敌伪军占领，或者更坏的是，假如马鸿逵也当起了汉奸，那么不仅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将要受到严重威胁，而且我党肯定要从西北与全国的抗日大局出发，不会坐视宁夏的事变，定将抽调大批干部和调动一部分武装力量，深入到宁夏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活动，这就势必削弱了我党投入到华北抗日主战场的力量。另外，如果宁夏沦为敌占区，其北部的额济纳旗靠近河西走廊，是绥新公路和西兰公路要害地段，南部的六盘山数县，也是西兰公路的必经之途，那么，从新疆进入河西通往西安的两条西北国际大通道就很难畅通，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资就要受阻或被敌人抢夺和破坏，这是边区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苏联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宁夏形势的走向和马鸿逵本人的政治态度都充满着期待。
四、“宁马”回族军阀武装集团在抗战中的表现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割中国大西北的阴谋也是蓄谋已久，早在20世纪初叶，日本帝国主义就在中国西北境内组织过一个名叫“狼头会”的秘密团体，把由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编印的一本名为《我为我》的小册子，在西北各地秘密散发，公开煽动回族群众的仇汉心理，挑动民族分裂，为其在我国的西北制造所谓“回回国”阴谋进行舆论准备。抗战之前，日本军方一面在绥蒙地区扶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翼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搞所谓“内蒙古自治”的表演，组建傀儡伪政权——“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蒙古军政府”，并以李守信、王英为首，拼凑什么“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配合华北日军通过绥远向大西北进攻；另一方面，大量派遣日伪特务深入到宁夏和西北各地大肆搜集情报，有针对性地进行策反活动。因为宁夏地区是日本西侵的一道门槛，所以日伪特务活动的重点也就放在宁夏。由于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和西蒙阿拉善、额济纳二蒙旗王爷达理扎雅和塔旺嘉布都处境十分窘困。为了最大限度保全“宁马”回族军阀的团体利益和蒙古王公上层的特权，他们身处夹缝之间，只能一边应付日本人，一边等待中央的决断。为防万一，他们又各自给自己留出一条后路，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日特机关保持公开的往来和暗中的勾结。所以这一时期，日本特务在宁夏和西蒙地区的活动十分嚣张。
“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全面抗战以后，日本人对于宁夏当局仍存幻想，改用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手段，仍想逼迫回族、蒙古族上层人物反水。日本军方一面调动大量日伪军向西进军，攻占包头，把侵略矛头直指宁夏。还不断派飞机对宁夏城乡进行狂轰滥炸；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又从东北找到一个张姓阿訇，要他到宁夏当说客，并用飞机到宁夏投撒伪满洲国伪皇溥仪的“信件”，劝马鸿逵与伪满洲国合作，即投降日本人当回奸。所以当日伪军占领包头以后，就别有用心地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部”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拉出马鸿逵父亲马福祥的旧部旅长蒋文焕（号辉若，回族）充当督办，向宁夏回族军阀示意。甚至日本方面的驻华北日军大头头坂垣征四郎还亲自窜到阿拉善旗，要求与马鸿逵面谈，作最后的努力。在日本人看来，马家世代都是清廷的忠臣，世受皇恩，理应与今爱新觉罗氏满洲执政溥仪合作而同走一条路。至于阿旗的达王，他的续福晋（王妃）爱新觉罗·韫慧（汉名金允诚）更是溥仪的堂妹，而且达王自己也与伪蒙疆头子德王个人关系密切，所以日方认为把马鸿逵和“宁马”集团以及西蒙王公上层争取到手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但是，“宁马”回族军阀武装集团和马鸿逵本人一向都是以代表回族穆斯林利益而自诩的，而且这个集团所盘踞的地方又是回族的聚居地区，马家集团中的军政骨干人员也以回族为主体。中国的回族穆斯林历来是大分散小聚居分布在全国各地，又善于经商，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并注重教育，关心形势，与时俱进，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语言文字以及居住地域等方面都与主体民族的大文化圈联系密切；同汉族人民之间同地生活，和睦相处，关系亲近的穆斯林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前途也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民族的向心力与认同感都比较强。这是“宁马”回族军阀集团和马鸿逵没有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军阀武装集团，本身是一个以枪驭政的政治军事集团，枪杆子与土地的结合是军阀的生命线。“宁马”军阀集团，从马福祥到马鸿宾、马鸿逵两代人，于民国建元开始，经营宁夏已有20多年，正是宁夏这片“塞上江南”的风水宝地，把一个小小的“昭武军”地方武装实力派，养成为一个左右西北、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宁马”回族武装集团。从自身的团体利益考虑，马鸿逵是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根据地的。再从全面抗战以后全国的形势来分析，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都已表示决心抗战，上头有了军令，前面又有他的把兄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擅自放弃山东省而被蒋介石处死的例子。马鸿逵身为宁夏省主席、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和第八战区的副长官，他既不敢违背广大回族穆斯林的民心，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与公与私计，他都是有责守土而别无选择的。更何况陕甘宁边区近在咫尺，如果马鸿逵放弃宁夏，边区军民就会立即开进宁夏，在敌后组织回汉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而且这时的日伪方面，对“宁马”也改变了方针，从当初的威逼利诱和又拉又打，已发展到军事进攻，这时的“宁马”集团没有退路可走了，只能丢掉幻想，被动的投入到全国人民抗日的洪流中去。
从1937年冬季开始，宁夏当局动员军民，首先在北端与绥远省接壤的磴口、三圣宫前沿百里范围内破坏道路、桥梁，其次在石嘴山一线大修国防工事，于黄河渡口和贺兰山关隘设置阻击阵地，这显然只是一个防守的架势。马鸿逵此时也高喊“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日”的口号，在这一堂皇口号之下，也便于公开向国民政府索要军费、枪支和部队番号，并乘机公开征兵，以扩大自己的实力。抗战期间，“宁马”集团几乎是每年征兵一到二次，加上补充逃跑、死亡人数，计征兵接近三万人。在宁夏全省壮丁总数大约14万人中，平均是五丁抽一。未被征兵的地方民众，从十五六岁的娃娃，到五六十岁的老人，又被强制组织起来，参加“国民兵训练”，作为后备兵员。另外，又在全省范围内，强化保甲组织，配发国民身份证，加强对边区的封锁和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以及对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在宁夏，抗战行为，不但被马鸿逵“军阀化”了，而且成为“宁马”军阀集团加强法西斯统治的借口。
“宁马”集团的另一个重要成员，是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他在抗战爆发之初，担任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和第八战区副长官。1938年5月，在日伪大军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西犯的重要关头，他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绥西防守总司令，率所部八十一军主力之三十五师全部四个团的人马，开赴五原县城临河镇。他坐镇前敌，统一指挥马鸿逵部的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他亲自部署对敌作战方案，并把自己的主力三十五师分配到乌布狼山要隘的第一线阵地担任前锋。他在对官兵们训话时说：当兵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要打回后套去，守住地方，保护老百姓”。他命令自己的三儿子马惇靖，以八十一军参谋长的身份，代表自己亲自到第一线去指挥部队对日作战。八十一军面对陆空联合、步炮联合的三万多机械化敌人，毫不畏惧，在乌布狼口、四喜堂、乌拉垴包和乌镇一带英勇阻击来犯日伪军。当敌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并向我方阵地投掷毒气弹的情况下，马部仍能顽强抵抗，给敌人以重创。而当时马部最先进的重武器只有迫击炮，为了克敌制胜，宁夏回汉子弟兵就把敌人放进来打，发挥旧式步枪的作用，并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因此，马家军的一个师和三个旅的广大官兵，在绥西抗战中的表现是英勇的，牺牲也是惨重的，伤亡人数高达一千多人。正是因为马家军积极配合重返绥蒙的傅作义部作战，才得以收复绥西军事重镇包头，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军西进，粉碎了日本军方侵占宁夏和大西北的战略计划，并有力牵制了华北日军的力量。1940年夏季，上级命令绥西战场仍交由傅作义部队负责，马鸿宾奉命从绥西战场退守伊克昭盟，担任黄河一线的防务。马鸿逵部队退守宁绥交界地区，扼守西北的北大门。为了表彰马家军的抗日功勋，国民政府给马鸿宾颁发了“忠勤勋章”。也先后给马鸿逵颁发了“一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和“忠勤勋章”。
“宁马”回族军阀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马鸿宾和马鸿逵态度不同，贡献也不一样。马鸿宾能亲赴前线，指挥自己的主力部队与日伪军血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而马鸿逵也顶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骗和军事压力，不仅没有与伪满、伪蒙同流合污，做出背叛祖国和人民的行动。而且也在关键时刻，命令自己的主力三旅之众同赴国难。正因为“宁马”部队的绥西抗战的行动，才打破了日本侵略军“封索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和“集中兵力南下”的如意算盘。宁夏国土的存在，对西北抗日形势的大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不寻常的贡献。特别是“宁马”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回汉族士兵们，他们在抗日前线勇敢杀敌的英雄行为和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西北人民的骄傲，宁夏人民的光荣，应该载入史册，永远纪念。
（《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署名：吴忠礼、吴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