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英，回族，字子才，经名索非由，原名马步英。甘肃导河县（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牟尼沟（今属临夏县）人。祖父马海渊，与青海军阀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同胞兄弟。父亲马宝，任宁海军骑兵十一营营长，马仲英任副营长，代理营长职务。因与堂兄马步芳存在矛盾，故将其名由马步英改为马仲英，表示与马步芳家族脱离关系。
马仲英因不满国民军在甘肃的统治，趁家乡人民反抗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国民军第十七师师长）之机，于1928年3月，在西宁联络马腾、马义、马虎山、马古力拜、马七二、马丹巴六名宁海军下级官佐，秘密驰回河州“揭竿起义”，打起了反对国民军的大旗，马仲英自任自立队——“黑虎吸冯军”司令。率部攻打河州，与国民军展开了斗争，先后纵横驰骋甘、青、宁、绥、新五省，时间长达九年之久。因此，“河湟事变”不仅震动整个西北，而且也闻名全国。而领导这场斗争的马仲英，当时年方17岁，所以西北人称他为“尕司令”，一时间尕司令就成为西北家喻户晓的反冯（玉祥）传奇人物。
这位神秘青年仅仅活了25岁，但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却做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冯玉祥曾多方设法同他谈判讲和，蒋介石也委他为三十六师师长，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对之都很重视。但是，对于这支年轻的民族武装力量的代表人物马仲英和他领导的所谓“河湟事变”，多年来却缺乏认真的研究、全面的分析和客观公正的评价。至今，不少人还片面地认为“河湟事变”是“叛乱”、“土匪暴动”、“回回造反”，而马仲英本人更是被斥为“土匪头子”、“日本汉奸”。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应当如何来评价马仲英和“河湟事变”呢？我想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抛开支流看主流，既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又要把所发生的事情置于当时西北特定的环境中并联系国内的政治形势来剖析，以求得出全面、公正的结论。
一
甘肃“河湟事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和孤立的事件，从远因方面看，早在清朝时期，统治阶级即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来制造回汉人民的仇杀，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所以西北地区的民族隔阂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尤其是河州一带，更是极为敏感的地区，从清代乾隆、同治和光绪年间的多次事变，几乎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再从近因方面来看，1925年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入甘以后，先以摆“鸿门宴”诱杀了甘肃第一师师长李长清和旅长包玉祥，继又以武力驱逐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和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等小军阀，汉族地方势力基本上被削平。于是刘郁芬又将矛头指向了回族军阀，这时西宁的马麒和凉州的马廷勷自然也兔死狐悲。为了制控和削弱“二马”的实力，1927年国民军当局废除了西宁、凉州两镇守使，改编马麒部为国民联军第二十六师，马廷勷部为二十七师，并命两师各抽骑兵一旅出潼关参加军阀混战。“二马”为了保全自身，双方派代表在皇城滩，头顶古兰经盟誓，决定共同“联奉反冯”。次年3月，刘郁芬派参谋长杨耀东赴陕公干，行至甘盐池，被宁夏禹王川的回民地方杂牌军杨老二（子福）劫杀，刘郁芬怀疑是西宁、凉州方面所指使，便暗暗下了复仇的决心。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西宁方面接近国民军的周希武、朱绣等人去兰州见刘郁芬，行至享堂老鸦峡，土匪拦劫并打死了周希武。以上事件虽然都与“二马”无关，但却引起了刘郁芬更大的猜疑。另外一方面，国民军为了筹集其庞大的军费需求，特派总部内务处长张允荣接任甘肃省财政厅长，面对贫穷的甘肃，张献计刘郁芬，密谋去河州“开矿”（河州是西北回族军阀的老家，这些军阀和大小官员，都习惯将多年搜刮到的财富运往家乡，窖藏于地下），这就大大加快了武力征服回族军阀的步伐。所以后来张允荣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场战祸，若追究起来，则笔者应当服上刑”。真是坦率的自供状。
西宁、凉州二马，对于国民军势力的入甘本来就不满意，且刘郁芬手段毒辣，咄咄逼人，加之宁夏马福祥父子侄和甘州的马璘均已归顺了冯玉祥集团，“二马”更感到孤单和慌恐。奸猾老练的马麒不仅拉住马廷勷，联络张作霖待机直接发动倒冯，还常在宁海军的军官面前煸风点火地说：“国民军要把我们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以期消灭全部地方武力，我已经老了，年轻人没有几个儿子娃，如果有的话，出来和国民军干一下，跟随的人一定不会少。”这些话对马仲英等人的反冯行动是有影响的。
但是以上所述，不论是历史的原因，还是主客军双方矛盾斗争的近因，它都不是造成“河湟事变”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促成事变的条件——外因而已。那么，事变的根本原因——内因，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国民军1928年前后，在甘、宁、青的所作所为来找原因。
首先，在政治方面。国民军于南口被直奉军阀打败以后，退守西北，保存实力。冯玉祥从苏联访问回国，于1926年9月17日，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北伐。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全军上下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刘伯坚任总政治部主任，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如宣侠父、钱清泉、刘志丹等在国民军中做了大量工作。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国民军，政治方向明确，纪律严明，能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了入甘援陕，解西安之围的战略任务，当时人民也夸赞这支队伍是“好军队！从同治以来，我们没有见到过”。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冯玉祥又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军中进行“清党”，在豫、陕、甘三省推行“严防共产党办法”，冯自己也“各处讲演共产党之错误及鲍罗廷手段之恶劣，以期唤醒民众免入歧途”，甚至还派兵帮助蒋介石。这支刚刚在革命道路上迈了一步的军队，又缩了回去，刘郁芬等高级将领的军阀作风，又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在政治上走向反动以后，又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粗暴地干涉回民的宗教和风俗习惯，露骨地挑拨民族关系，甚至把回民聚居区的河州八坊称之为“租界”，公然把回回民族排斥在祖国大家庭之外。国民军的这些倒行逆施，不仅没给甘宁青人民带来希望，反而给他们增加了新的痛苦，人民当然也从拥护转变为反对它了。
其次，在经济方面，由于国民军积极准备新军阀的争霸战争，拼命扩军备战，不仅不在西北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反而把庞大的战争负担——经费和兵源，都压到了西北人民的身上。经年的拔兵、征粮、筹款，加速了甘宁青城乡经济的破产。据统计，国民军入甘五年，在各县拔兵20万，每兵雇价高达200元，在国民军离甘时，其军队中青壮年者，甘肃籍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在筹措军费方面，也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勒令老百姓大种罂粟，征收所谓“烟亩罚款”和印花、售膏各款。其他苛捐杂税，如亩款、地丁、接济费、军服捐、开拔费、修械费、特别借款、货物附加税、预征等花样达44种之多。加之西北银行和甘肃农工银行滥发毫无准备金的纸币以进行掠夺，全省人民的膏血几为吸尽。
人祸之下，复加天灾。1927年河西地区大地震，1928～1929年的特大旱灾，甘肃全省78县，受灾达65县。入冬以后，连树皮、野菜和草籽都成了奇货，因而以人肉充饥“在该省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仍日事搜乱，毫无顾念民瘼，设法救济之意”，结果夺去了200万人的生命，使“甘肃灾情之惨，至万劫不复之境”。
以上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种种事实，就构成了“河湟事变”的真正原因——内因。这时人们已不难看出，由于当时国民军联蒋反共，它在政治上已经属于反动营垒一方，而西北各地人民反对国民军的斗争（不包括黄得贵、马廷贤之流小军阀割据势力），则是正义的斗争，它在客观上和总体上也都属于革命营垒一方。
有压迫就有反抗，马仲英所领导的“河湟事变”，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爆发了，这场斗争的发生，完全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绝不是什么人的“指使”就会产生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国民军入甘之初，刘郁芬才拥有九个团的兵力，而李长清等人武力亦不小于刘，以及后来张兆钾、孔繁锦、宋有才、黄得贵等汉族实力派的联合发难，为什么都旋起旋灭呢？因为当时的国民军站在革命的阵营中，所以张兆钾之流在革命敌人吴佩孚指使下的所谓“讨赤”，是不得人心，不堪一击的。而马仲英所领导的“河湟事变”，不是军阀的割据战争，而是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所形成的革命斗争，是甘宁青回汉广大人民反抗国民军新军阀统治的一次武装抗暴斗争，这场斗争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具有进步性的，“河湟事变”的这个性质，是由其本质，即造成事变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
二
“河湟事变”的性质明确了以后，对其重要领导人马仲英也就不难评价了，同时对于在斗争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也都可以客观分析，正确对待了。
促成事变的直接导火线，是河州西乡、南乡的新老教之争。教争本来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事情，但是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却借题发挥，散布流言说回回要造反了，诬说这是回回“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信号，于是就将双方头目抓起来杀了，马仲英父亲马宝，作为请愿的代表，也被扣留送兰州杀害。当局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回民的普遍不满，教争双方被迫联合起来，向河州进军，“河湟事变”的烈火就这样烧起来了。
事变之初，马仲英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反对国民军压迫和剥削的思想是明显的，他把自己的队伍称为“黑虎吸冯军”，他在一次对群众的讲话中也说：“国民军拔兵要饷，老百姓负担太重，我们起来反对，以解除大家的痛苦，如果不愿给国民军当兵、出钱的人，都跟我们来，一起反抗国民军。”而在民间也有“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办事员”和“杀官劫库抢富汉，与你穷人莫相干”的歌谣流传着。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马仲英还认识到回汉团结和部队纪律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开始就宣布“回汉一体保护，禁止任意欺凌”，“汉回种族之间，一视同仁”，“汉回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军”，还具体规定，“杀一个汉人，二人偿命，杀一个回民，一人偿命”和“粮秣向大户借食，骡马向本主借用，不准乱拉乱动，严禁奸淫掳掠”。为了保证各项纪律的贯彻执行，总部设了执法队，经常在各重要路口进行巡查，还将抢劫汉民财物的马舍力夫枭首示众。这一时期军队的基本骨干多是回汉族的劳动人民，马仲英的主张也得到执行，真正做到了回汉团结一致，所以也得到回汉人民的一致拥护与支持。1928年3月21日，在首次围攻河州时，北塬一带的汉民，主动给攻城的韩进禄团送水、送柴，帮助战士挖战壕，可见军民回汉亲如一家。同时军队中也有不少汉民担任了高级、中级军官，如旅长普照明、团长李成林等。也正因为有广大回汉人民的支持，所以马仲英才能以七杆枪举起了反国民军的大旗，才能振臂一呼，云集万人。在三次攻打河州的战斗中，广大战士能以血肉之躯去争夺敌人的机枪、大炮，使国民军几个正规师都受到了挫折。这些事实说明了人民痛恨走向反动的国民军，也说明马仲英领导的这次抗暴斗争，是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一个十七岁的“尕娃”就能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更不是什么“白虎星下凡”、“薛仁贵转世”的迷信传说。
至于后来，导致回汉仇杀的惨剧，它的情况是复杂的。的确，马仲英部先后在湟源、永昌、民勤等县和卓尼藏区等处，对汉藏人民进行过大的屠杀行动，使地方和人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引起回汉仇杀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责任还应由国民军方面来承担。国民军采用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即用挑动民族仇杀的办法，来混淆是非，从政治上改变这场斗争的阶级性质，嫁祸于回民军，在军事上达到以汉制回的目的。国民军在向河州进军的途中，往往是遥见村庄，就先用炮轰，人民稍有反抗，即不论男女一概枪杀。尤其是二十五师副师长李松崑，由东乡向河州执行解围战之任务时，在唐汪川将一千多户民舍焚烧，在北庄石家沟又将两千多避难妇孺老弱屠杀。更为惨毒者，甚至将逃入崖洞中的人也放烟熏死。李松崑还在临潭县，以点名为幌子，将回族人民骗到县城，然后将一万多人集体活埋在事先挖好的13个大坑内。就连刘郁芬“视察”了前线后也感慨地说：“回到北京卖烧饼馃子，也比干这个强。”可见当时屠杀的惨状了。
更为回民所痛恨的是，赵席聘在第二次解围河州时，竟将河州西郊大拱北用大炮轰平，这还不算，他又亲口下令，让汉民民团把河州的回民聚居区八坊一把火烧光（其中12个大清真寺也被焚），广大回民的财产同时被抢劫一空，致使四万多无辜回族人民无家可归、无以生计。这些难民只有投奔马仲英军队而别无出路，当他们手中有了武器之后，进行复仇也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火烧八坊，它不仅仅戳穿了国民军和平解决的假面具，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挑起了回汉人民仇杀的事端。当然在马仲英方面，这时也因队伍的迅速扩大，宁海军和老西军的不断加入，以及马廷贤的“合作”，军队成分越来越复杂，其中挟嫌报复，谋求私利的也大有人在，结果使原先那种回汉团结的局面受到破坏，仇杀事件不断发生，并愈演愈烈。使得尖锐的阶级矛盾被复杂的民族矛盾所掩盖，而民族矛盾的实质内容，又被仇杀事件所干扰和歪曲，这恰恰就是国民军当局所需求的，也是至今还影响人们正确认识“河湟事变”的真相和公正评价它的一大障碍。
在这种复杂局面下，马仲英既无法有效地驾驭形势，又由于受农民意识的局限，不可能给斗争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随其错误接踵而来的就是挫折和失败了。12月11日，马仲英率部退出河州，到达陌务后，在万般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力求整顿纪律，想恢复回汉团结奋战的局面，又一次加强了司令部和各旅的执法队，还将抢了寺院的韩进禄旅掌旗官马伏保枪决示众。后来又发生了民勤县的屠杀事件，马仲英对此大为不满，他对部队说：“以后进攻宁夏，再不能这样干。”并在进军宁夏前，又对军纪进行了一次整顿。所以1929年4月13日，马仲英在攻占宁夏时，就没有发生过甘肃那样惨重的屠杀和抢劫事件，即使在被吉鸿昌部赶出宁夏时，他只是火烧了马福祥的将军府，就撤到三盛公、临河一带去了。
宁夏的败退，是马仲英领导的“河湟事变”抗暴斗争的终结，也是他戎马生涯第一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的马仲英，思想上只知道反对国民军，除此以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更明确的方向，加上旧军队成分的增加，农民劳动者基干队伍的相对减少，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势下，军队纪律大受影响。最主要的是，马仲英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要反对新老军阀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翻身和解放，就必须得到共产党的帮助，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来改造军队。也正因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马仲英的队伍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历来农民起义的弱点，政治上的盲目性，导致军事上的流寇主义，加上西北地区特有的民族隔阂，和它所造成的民族仇杀，所以它的破坏性也是大的，在敌人强大武装力量的“征剿”下，这支农民抗暴军从胜利走向了失败。
三
马仲英在宁夏失败以后，先到北平，蒋介石为了利用西北回族军阀的残余势力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委任被刘郁芬驱出甘肃的马廷勷为十五路总指挥，以马仲英任其第二纵队司令，马仲英拒不与这个反复无常的旧军阀合作，遂南下到了南京。南京当时正在酝酿反冯战争，所以各方面对赫赫有名的反冯神秘人物马仲英百般拉拢利诱，但马仲英并没有趋炎附势在南京进行钻营，也没有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只是多与青年学生交往。在南京时他常对人说：“过去自己没有知识，没有经验，所部军队门户之见很深，又没有统一训练的机会，以致在反冯斗争中，有些地方遭到了扰乱，实在对不起父老兄弟。”这说明马仲英的眼界开阔了，思想认识也在逐步提高，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又毅然离开了南京。
马仲英从南京来到驻泰安的马鸿逵十五路军，任少将总参议，在这里结识了李翰园、吴应祺、张雅韶等一批进步人士。李翰园，原名李林，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少校经理教官，时任十五路军参谋长兼军事教导团教育长；吴应祺系苏联基辅军校的留学生，时任该教导团教官；张雅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亦任教导团教官。他们或因组织受到破坏，或因与组织失掉联系等种种原因暂在马部栖身，他们认为马仲英年轻有为，好学上进，就有意对他进行培养，除向其灌输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外，还进行关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反帝反封建重大意义的教育，介绍进步书籍帮助他学习，最后还介绍马仲英加入了青年团。虽然马仲英当时的思想认识和觉悟程度还不够一个青年团员的标准，但同他自己的过去相比，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应当肯定，这是马仲英在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重大的变化，这在马仲英以后的行动中得到了证实。
1930年冬，马仲英在张雅韶等人的帮助下重返河西，在张掖地区重整旧部，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在军队建立了政治委员会，以吴应祺为总部参谋长，张雅韶为秘书长。又成立了军事训练学校，自兼校长，以吴应祺兼军事教导主任、张雅韶兼政治部主任。还将人民痛恨的拔门兵制改为募兵制，改革军需粮秣供应办法，一切均由总部按额支给，不许军队直接向地方征派，堵塞非法苛索恣扰之害。同时，在河西地区广泛开展了政治工作，召开各县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发传单，打通电，给沉闷闭塞的河西走廊带来了一番新气象，所以曾有甘肃旧军阀纷纷向蒋介石中央控告马仲英在河西搞“赤化”之举。许多被迫害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先后来到河西，如葛霁云、蔡雪村在马部担任了高等顾问。1932年6月，党所领导的甘肃靖远水泉起义失败后，经杜立亭介绍，又有一批革命青年参加了马仲英部队，一些骨干分子还担任了参谋或秘书之类的职务。后来在杨虎城的帮助下，马仲英部取得了三十六师的正式番号，杨还派遣杨波清（当时是地下党员）担任该师的政治部主任。这一切说明了，马仲英自身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但他是接受新事物，要求进步和富有正义感的，所以在蒋介石反共、屠杀革命人士的情况下，他还能接纳并重用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也正因为这样，他同西北马家军阀的军队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马仲英还两次率部进入新疆，先后帮助维吾尔族人民反对金树仁、盛世才的军阀统治，在第二次于1933年5月进新疆以后，军事上发展很快，若不是盛世才利用“白俄”和外国势力直接参战，他被马仲英撵出乌鲁木齐是很可能的。马仲英的入新，是应维吾尔族反对军阀统治的领导人霍加尼牙孜和尧乐巴斯邀请的，他被维吾尔族人民看成救星，正因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他才能孤军深入，以少胜多，在初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后来在外国势力干涉下，加之霍加尼牙孜的背叛，马仲英部由于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围乌鲁木齐向南疆退却，处境十分困难。当时马仲英内部有一种意见，主张投靠英国，必要时可以从印度转入西藏，若是这样，马仲英部队就很可能和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小丑们勾结起来，进一步做出严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坏事来。但是马仲英在他左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认清了英帝国主义所谓“帮助”的嘴脸，毅然派兵消灭了在英帝国主义导演下出现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什么“伊斯兰教王国”两个卖国集团。从而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祖国领土的完整。
在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之后，马仲英没有消极气馁，他已经看清了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先进和强大的，所以他决定到苏联去学习。
1934年7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联系下，马仲英率蔡雪村、吴应祺、葛霁云及青年军官280多人赴苏，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通过参观、学习，马仲英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给部队的录音讲话中他郑重地指出：我们“已经走了光明正大的革命道路”，“还要帮助桑梓地方的父老兄弟姐妹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压迫”，“我们要准备抗战，消极就要当亡国奴”。随同马仲英赴苏的代理秘书长葛霁云，在1935年回国传达马仲英的指示时，对全体官兵讲话时说：“现在的马仲英不是过去的马仲英……马仲英走的是真正的革命路线，是光明大道，希望大家都跟着他走，不要走错了路……。”据说马仲英在苏联加入了联共，苏联对他很重视，认为他是中国少数民族青年的“一朵鲜花”，称他为年轻有为“奇尼拉”（将军）。1935年当部分红军长征到达河西走廊时，马仲英曾和苏联专家组成立联合参谋处，研究西北地理和国民党兵力的部署，以及红军进疆的路线，为准备援救红军做了不少工作。全面抗战前夕，马仲英又在苏联的帮助下，研究了部队开赴前线抗日的问题。但是由于代师长马虎山坚持反动立场，在1936秋背叛了马仲英，对马仲英的数次电报指示拒不执行，结果造成部队分裂，被盛世才分化、利诱，各个击破，使得这支民族武装力量最后解体了。马仲英的身价在苏联人面前也就大打折扣了。不久，马仲英自己也在苏联的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著名民族专家牙含章先生，曾跟随一个代表团访苏，经他向有关方面了解，马仲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英国间谍而被秘密处死。这个信息牙老在与沈克尼同志的通信中较详细叙述过。
四
马仲英短短的一生，在西北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在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尕司令”的传说，凡是和他直接打过交道的人，无论是反对他，或是拥护和同情他的人，往往都有一些共同的印象：年轻英俊，精力充沛；对人谦虚，态度和蔼；一般不多说话；生活简朴，无不良嗜好；能和官兵打成一片；好学习，接受新事物，也爱标新立异。所以，有人把马仲英比之于冯玉祥，的确他们是有些相似之处，马仲英和冯玉祥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痛苦地摸索着，百折不挠地向前、向上、向着光明的大路勇敢地迈进。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