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部志书是否成功，一般要把好“五关”——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保密关，即政治上无差错，史料运用得当，体例完善科学，文字流畅简洁，保密符合规定等。我们认为《北辰区志》不仅基本符合这些要求，做到了指导思想正确，贯彻了新修方志的编纂原则和总体设计的规范，而且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得尤为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时代特色鲜明。当这部200万字的巨著摆在案头时，读者由表及里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封面和书脊上赫然显现的中英文内容的护封设计处理。再翻阅志书，又可以看出目录和概述均有英文全文附后。天津是一个开放历史悠久的大都市，又是世界著名的商港，中外交往深入而频繁。区志把全书的“窗口”内容（封面、目录、概述）处以中英文对照形式表现出来，不仅可以吸引外国读者，便于他们了解这部大书的扼要内容，而且也能帮助他们对该区的历史背景、大势大略、区情综览和远景展望等方面都有一个线索性、轮廓形和鸟瞰式的初步认识。可见编者匠心独具，并且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眼光。同样，在内容的处理上，虽然全志规定下限止于1997年底，但为了充分反映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至1999年改革开放2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崭新时代发展变化的全貌，特意将大事记、经济综述和外向型经济等编的内容下延至1999年底。而且把从属于经济部类的大编中本来应位列第二、第三级次的外经贸事业和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经济开发区、科技园区等新时代产物组合为外向型经济一组，并升格为独立一编。这种做法不仅是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客观反映，也是作者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处理志书中有关改革开放内容的一种有益尝试。
第二，地方特点突出。地方志，顾名思义，就是记述一个具体地方，即某一级行政管理区域的地情专书。缺乏个性何以鉴别？没有地方特点怎么称得上为某地方之志呢？所以成功的志书，一定要写出自己的个性与地方特点来。《北辰区志》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比较成功，志书既全面记录了全区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和许多部门的重要史事，力争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和七体兼备的编纂基本要求。同时，也把一方水土、一方经济社会和一方人文民情的历史与现状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学术界普遍认为，志书是以古地书和正史“地理志”为自己的主要源头，所以一般在志书中都首列“建置”、“自然环境”诸编组成卷首部分，用以率先交代地理区位、行政沿革和自然环境、资源优势以及自然灾害等要素，这些都是地方志通行的传统章法。而《北辰区志》在坚持方志传统的同时，在卷首范围内又新立“北辰菁华”专项内容，作为第三编紧随“建置”和“自然环境”之后，下分古镇古村、名门望族和北辰之最三章详加叙述。其中第三章北辰之最之下又细分为三节，分记全区之最、全市之最、全国之最，把全区的闪光点聚焦于一处，更加显得光芒四射，教化功能体现明显，读来也觉得十分新鲜。我想作者的用心是良苦的，因为这些“菁华”实际上是该区悠久历史的鉴照，光荣传统的积淀和广大人民爱国爱乡的表现。在我们看来，实际上这也是天津市和北辰区的另一种资源——人文资源；另一种财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它就是北辰区的最大优势。所谓“北辰精神”——团结实干，迎难奋进，抓住机遇，敢争一流。正是植根在这样历史文化的土壤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另外，我们在阅读该志后还发现北辰区又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方是一块古代退海而形成的陆地，自古就是南粮北运、北货南输的漕运通道。由于北运河纵贯境内，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场所。加之地近京师的区位优势，又是“皇仓”的储运要地。作者能慧眼独具并从实际出发，抓住这个十分突出的地缘特点，浓墨重书这一得天独厚的黄金漕运水道和天下独有的“皇仓”特储，志书果断以“漕运与北仓廒”为题单设一编。把相关内容收为一类。下设漕运撷要、北仓廒和漕运人文三章，并大胆将这一编，前置于诸编之靠前位置。这一专编对漕运的运道、运船、运额、运漕管理和对仓储的建筑、截漕、监管以及所涉人文方面内容的河畔春秋、漕运文献、诗文、故事、号子等详加收录，大大丰富了志书的内涵和品味，增加了可读性与专题研究价值，构成了志书中有简史和志中套小志的独特结构，有效地强化了区志的地方特点。除此之外，志书中的第六编“民情”、第二十一编“政情要略”和第三十二编“登高英雄杨连弟”等都较为集中地反映出浓郁的乡韵。
第三，便检便览性强。志书内涵丰富、内容庞杂，往往是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几乎无所不包，故被人们称之为“一方之全史”和“一方之百科全书”。作为百科类，它又是一种工具性图书，一部志书动辄百万言乃至数百上千万字之巨，读者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常有望志兴叹之感，使用起来当然也十分不便。就是一个市属区之地的《北辰区志》也在200万字左右，想必读来也并不轻松，查用也不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北辰区志》书后编制了一份详备、易懂、便检的索引，其内容分为六大方面：（1）单位（按编章顺序排列，无歧义者略市、区名）；（2）人物（按音序排列）；（3）村名（按音序排列）；（4）图表（按编章顺序排列）；（5）随文附（按编章顺序排列）；（6）附录（按顺序排列）。有了这份好的索引，无论读者要了解地名、人名等具体内容，都可以非常方便地结合目录按编章节和排列顺序或按词头音序“按图索骥”信手检来，格外简便，一下子解决了便检便览的难题。对于新地方志书的索引问题不可小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每部志书都附有好的索引，并成为定例，这对于发展方志事业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有助于加强“读志”、“用志”的开展。同时，也可以推动志书的发行工作。因为只有人们愿意购买志书并读用志书了，志书的全部价值才有可能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编不编制索引，索引编制的科学不科学，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技术处理问题，而应是体现新方志科学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看来《北辰区志》的作者是充分认识到编制索引的重要性的。
《北辰区志》是一部成功的志书，其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阅读志书后感觉到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领导重视是成功的关键。编修地方志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关怀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和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成功经验和组织格局。但是目前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各级领导都真正在思想上认识到修志的意义，自觉把修志工作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经常给予关心，定期检查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江泽民同志曾特别语重心长地提醒过领导同志们。他说：“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成一项重要的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李铁映同志也曾指出：“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国情书。”他还认为，修志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官职”、“官责”之所系。进而他明确指示，修志工作要做到“一纳入”（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任务）、“五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对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精神，全国各地落实得并不一致，明显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天津市北辰区党委、政府的几届主要领导同志对于编纂《北辰区志》都给予极大的关怀，从组织上加强领导，先后由区委副书记陈广仁、区长宋联洪、区委书记魏秀山分别担任区志编修委员会主任。在主要领导的亲自指导下，专门设立区志办公室，划拨专项修志经费，前后召开四次修志工作会议。北辰区委、政府还决定：由区长宋联洪、魏积良亲自挂帅，在全区部署了除编修一部《北辰区志》外，还要求乡（镇）、村（街）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一套《北辰区地方志丛书》的编写任务，全区范围内形成了“上下一齐修志”的小气候。在初稿编纂完成之后，又在区领导的亲自主持下，充分发挥了区志编委会的作用，紧紧围绕质量这个中心，狠抓了审稿定稿工作，最后呈请天津市主要领导审批验收。担任审验的主要领导有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盛霖，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文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运鹏，副市长孙海麟，市政协副主席张永根和市政府秘书长陈洪江等。北辰区党政领导班子对修志工作如此重视，抓得这样细致深入，严把质量批验如此严肃和高规格，为区志的成功创造了最关键的前提条件。
其二，史丰考精是成功的基础。胡乔木同志曾经说过，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的著作。所以没有翔实的资料优势，方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没有扎实的资料功底，方志的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把修成一部百万字的志书比作一座文化大厦，那么资料就是修建这座大厦的各种建筑材料。建材不足，或建材质量不达标，所建之楼能是优质工程吗？我们清楚地看到，编纂《北辰区志》的资料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早在1992年初，该区在征集党史资料的同时，就一并着手区志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1994年秋，又大张旗鼓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层层动员，深入征集志书资料，先后有数百个机关科室、1000多个乡镇街、126个村委会、70个居委会、119所中小学和1000多家乡镇企业以及上百个驻区单位陆续向区、乡（镇）两级修志机构提供有关资料。与此同时，区志办工作人员也分头前往南京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和本市市档案馆与红桥、河北、武清、宁河等直辖区县的档案馆等处进行内查外调。仅1994年9月至1995年12月，就有4073人次到区档案馆阅档4536卷，共收集资料1500万字左右。不少修志人员还坐下身来，静下心来，系统阅录过《二十五史》、《大清历朝实录》、《日下旧闻考》等重点正史典籍和天津地方文献与府志、卫志、县志以及有关通志。他们还迈开双脚，深入基层，在民间采风访史，收集到许多快要失传的轶闻轶事。特别有意义的是带有抢救性地及时抓到了不少珍贵的口碑资料。志书第三编“北辰菁华”、第四编“漕运与北仓廒”、第六编“民情”、第三十一编“人物”、第三十二编“登高英雄杨连弟”和“附录”等篇目中不少精彩内容和珍贵资料就是这样得来的。北辰区在编修区志的过程中，不仅要求各基层单位向区志办提供资料，还进行统一部署，进一步要求他们在掌握的资料基础上，一鼓作气，毕其功于一役，乘势编纂完成自己的基层志和专业志。全区大约有99个单位千余人在为区志和基层专业志紧张工作着，先后正式出版《北辰区地方志丛书》近30部。这套丛书也是区志大厦的资料柱石。
其三，名家指导是成功的保证。北辰区不仅自身地灵人杰，文人墨客荟萃，而且又因地介京津大都会，位居津门腹里要区，名流足迹遍布，高人频频光顾，当然也就近朱者赤，且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条件。为区志担任顾问的就有著名方志学家来新夏、郭凤岐、曹振武、徐华鑫、韩嘉谷等先生。为志稿评审提出宝贵意见除顾问外，还有罗澍伟研究员、杨自翔教授、刘东涛研究员、王之望研究员和刘俊臣、赵继华、孙丙湘副编审等。甚至区志的部分内容直接出自专家之手，如第六编第四章“方言”就是南开大学教授杨自翔先生亲自撰写的。另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韩嘉谷先生还将自己所研究的元代以前有关漕运的大量个人珍藏资料提供给区志办使用。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徐华鑫也亲自动笔帮助修改第二编“自然环境”。已退休原山西省省志办副主任、山西省民俗学会会长、方志界老前辈曹振武先生籍系天津北辰区，他更是带着强烈的乡情，为《北辰区志》亲拟篇目、亲撰《北小庄的“圈地”》文章相赠，为区志编纂做了许多具体有益的事情。
（收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21年6月出版的《北辰大观》，《光盖众星》，署名：吴忠礼、吴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