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地方志设“大事记”已成定式，而“大事记”的位置，却出现了前置和后置的不同做法，学术界对此亦有争论，但是最终共识较多，做法基本趋同。查现已出版的新志书，绝大多数均将“大事记”前置，与政区图、照片、“序言”、“凡例”等组成卷首。近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志指导小组向全军颁发的《军事志工作暂行规定》，其中第四章第二十三条，对于“军事志”的内容范围及篇目设置等作了明文规定，要求一部省级“军事志”应包括概述、军事地理、军事组织、军事活动、军事人物和附录六大部分，并在其下之第六款中写道：“附录。主要包括军事大事记、重大事件、重要文献内容索引、各种图、表等。”可见，在军事志中，“大事记”不仅被后置，而且位居“六体”之下。隶属于“附录”所含内容之中。对此，我曾在宁夏军区举办的“宁夏军事志编纂人员培训班”上初步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我认为，“军事志”系地方志之专业志，理应遵循方志的普遍规律、一般要求和基本体例。但受讲课时间所限，当时未能展开阐述，今拟拙文，粗陈浅见，以就教修志同仁，并诚望得到军事志专家们雅正。
一、方志“大事记”的渊源
方志，在萌芽、演进和发展的历程中，不断地吸纳了祖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优秀成分，从而壮大了自身，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地方志。方志文化中的“大事记”，就是借鉴史书的体例而逐渐形成的一种体裁。这种以编年体作为主要形式和体裁的史书，渊源长，历史悠，古已有之。如《禹本纪》、《竹书记年》、《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和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的《编年记》等，都是大事记形式的古代史书。延至汉代，这种体裁又被司马迁和班固先后引进《史记》、《汉书》之中。从此，我国代代续修的“正史”则无一例外，均首列《帝王本纪》，率以编年的形式，记述历代每位帝王的身世与执政史，凡皇帝诏诰、御制诗文、皇言、巡幸、恩泽等和全国性大政要事皆兼收并蓄，置于显位。据专家研究，在古代史书之中使用“大事记”命名之著作，首见于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时吕祖谦撰著“大事记”十二卷，收集上接《左传》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迄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计五百多年间大事。明季又有王祎，针对宋吕氏的“大事记”撰写了《续编》七十七卷，以吕书下限次年为上限，即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续迄于后周显德四年（975年）。而地方志书中的“大事记”稍晚于史书，大约滥觞于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高似逊纂成《剡录》，“剡”为古嵊县之名，《剡录》亦即《嵊县志》。该志凡十卷、二十四目，开卷之首为《县纪年》，用编年体系统记录了本县历史上的诸多重大史事。显然此乃县志之大事记雏形。不过当时的名称多以“纪年”、“年纪”和“总纪”呼之。然而，却被修志同仁视为良法，继而仿效，广为采用。志书中真正使用“大事记”或“大事年表”字样者，出现在民国间。民国25年（1936年），黄炎培在《川沙县志》、黎锦熙在《城固县志》均添设“大事年表”，继《寿光县志》首次出现“大事记”的名称，开地方志使用“大事记”之先河。旧志之所以于全志之首设立“大事记”，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方志具有明显的阶级服务性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即修志的目的，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故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主张，方志应以志为主体，志应仿“史裁”，分为“外纪”、“年谱”、“考”、“传”四体，而在“四体”之中，又应以《外纪》为先，明确提出要把“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章氏所称的“外纪”即“大事记”。章学诚还从“史志合一”的观点出发，把志体分为“八门”，进一步规定志书“首曰编年，存史法”的体例，强调“大事记”置于全书之首。乃“纲举目张”的“志法”，志家必须遵守。看来古人修志，很有强化政治的意识，并在实践中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选取大事，集中排列，加以突出，置于卷首。久而久之，约定俗成，日臻完善，终于形成方志模式和志书特有的规范，即所谓志体。这种志体不仅为今天新修方志所认可，而且被作为修志传统加以继承。因为修志为统治阶级服务，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古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旧志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新志为无产阶级服务，由于服务对象不同，选材角度不同而已，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从1982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初次提出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征求意见稿），到1985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拟定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同年7月15日，中指组正式以1号文件下发）和1986年2月，中指组召开的全国十省区《省志（大事记）研讨会》以及于1997年5月，最后形成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1998年2月，又以中指组1号文件下发），都前后一致，毫不动摇地把新编地方志的第一级组成内容顺序定为：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七大体裁。方志界称之为“七宝体”，并认为一部合格的志书。一般必须做到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图照、表格和附录七体咸备，排列有序，方称基本符合志体，此书才可姓“志”。
二、方志“大事记”的作用
地方志是记述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和一个时代的横断面的资料性著作。所以方志的编纂，一般遵循事以类聚和横排竖写的方法，或按部门或别行业或依事物属性所归学科，切块式分门别类进行记述，即所谓“横剖”法。所以章学诚曾说“史体纵看。志体横看”，人们亦称方志为地方性的“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但这种方法，又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弊端，正如黄炎培所指出：“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乏纵贯，则因果不彰。”黄氏之言不无道理，因为大千世界虽然五彩缤纷，但总归“物有本来，事有终始”。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某些具体事物的方法可以千差万别、手段各异，但是要想得到全面、正确和科学的结论，就必须对认识的客体进行历史的、全方位的和长过程的了解，才有可能探索到事物的内在联系、运行轨迹和预测其发展的大趋势，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以求得规律性的理性认识，从中汲取教益，并昭示后人。所以胡乔木同志曾向方志界提出要求：“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系统的资料。这种系统的、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乔木所强调的“系统”和“有机整体”，我理解，既要做到“横不缺项”，又要做到“纵不断线”，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方位、全过程和立体的历史真实。如果方志缺少“大事记”一门，则会造成有横无纵，述今缺史，以偏代全之误和割断历史，模糊认识，贻误后人的损失。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新方志的大事记，要详今略古。适当选择当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记述，使读者了解该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而且使读者在未通读全志的情况下，就开卷受益。由于“大事记”与“概述”相配合，一纵一横。纵横贯串，划定志书时空的总体范围，全面勾勒出一区一业的大貌，让读者获得整体的宏观认识，而先收鸟瞰之特效。这样不仅可以弥补全志书各篇章史载不足的缺陷，并进一步提供某地区、某行业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缩影，帮助读者了解重要的历史背景；而且又因为“大事记”地位突出、作用独特，起着横联各门类，纵贯于古今，犹如经线维系全书，并具有纲领性质，起到提纲挈领、统率全书、概括全貌的作用，“使人一开卷而古今之事如指诸掌”，而且全书内容莫不源此，实际上达到了导读该志的提要和索引的目的。这样，人们在用志的时候，都可按“大事记”所反映的历史脉络，循年、阅月、征日，各取所需，或由此契入，钩沉探隐，进一步挖掘史料，为科研和领导决策工作服务。同时，“大事记”所收录的内容，一般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辩证唯物史观指导之下，从大量的史料中，筛选出能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一些大、要、新、特的典型材料。所以，往往一篇编写水平较高的“大事记”，由于取材精当、考证严谨、透视放大、全程追踪，自然而然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由点连线成面和不断地升华，从而能够很好地帮助人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它是各级领导干部重要的参考书，也是对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爱家乡教育的一份简明乡土教材。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就决定了自己的位置。“大事记”之所以要置于卷首，也就不辩自明而无可争议了。
二、方志“大事记”事关志体
天下文章各有成体，史有史体，志有志体。方志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至南宋间，已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定型体例——记、志、传、图、表、录。当代人在编修新方志的实践过程中，又给志书增加了“概述”的新门类，所以新方志的体例由原六种体裁，发展为七种体裁，即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传、图照、表格和附录。这七大体裁（或曰“七门”）的有机组合，综合构成方志的特殊体例，简称为志体。可见“七体”即为旧志所称的“门”。它们地位相当，彼此并列，无所统摄，均平等成为志书的第一个层次。然后于“门”下再领“类”、“目”和“细目”等级次，犹如新志书中之篇、章、节等，层层归隶得当，有章有法，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如果把属于“门”的“大事记”降格为“附录”门下之“类”一级，显然乱了志“家”的“辈分”，既有乖于志体，亦伤害志书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恐碍难变通权处吧？所以在修志实践中，多数同志认识到，设不设大事记，把大事记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并不是一个编排方法和技术处理的纯业务问题，而是关系到方志传统的继承性问题，关系到志体的完整性问题，也关系到志书功能是否充分发挥和适用性的大问题。
基于以上一些粗浅的认识，我个人主张，包括“军事志”在内的一切新编地方志书，不仅对于“大事记”万不可或阙，而且应强化“大事记”的特别功能，置于全志之首。同时我还认为《大事记》是志中之史，应独立于全志之外，不宜横梗于“概述”和各专志之间。因为“概述”是全志之“帽”，与全书各专志为血肉相连的整体，不可人为分割。所以我还主张，新方志七大体裁的排列顺序应是大事记、概述、各专志、人物传、图照、表格、附录。
当然，方志文化是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完善的。现今，适逢盛世修志，而且是在改革的年代，编修以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方志，我们既要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在继承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切不可因循守旧，泥古不变，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新方志对于“大事记”的不同处理方法和种种试验。现在仍然见仁见智，也是无可厚非的、有益的，让我们共同探索吧。
（《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收入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的《军事志理论研究》）
